《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三百篇》。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才稱為《詩經》，并沿用至今。 《詩經》約成書于春秋時期，漢代傳授《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東漢以后，齊、魯、韓三家先后亡失，僅存《毛詩外傳》。毛詩盛行于東漢以后，并流傳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詩正義》、宋朱熹的《詩集傳》、清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清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今人程俊英的《詩經釋注》、今人余冠英的《詩經選譯》、今人趙缺的《那些年，我們讀錯的詩經》等。 據說春秋時流傳下來的詩，有三千首之多，后來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后來為方便，就稱作“詩三百”。孔門弟子中，子夏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他傳詩。到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傳10卷。至于當今世上流傳的詩經，則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所傳的毛詩。
作品來源
《詩經》的作者亦非一人，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陽(現瀘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縣古稱)，死后葬于今湖北房縣青峰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他輔助過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時聽信讒言，被周幽王砍了頭，后來知道錯殺，做了一個金頭進行了厚葬，為了防止別人盜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縣東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
西周宣王時，北方獫狁遷居焦獲，進攻到涇水北岸，侵擾甚劇。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獫狁，率軍反攻到太原而返，駐防今平遙城一帶。據清光緒八年《平遙縣志》載：“周宣王時，平遙舊城狹小，大將尹吉甫北伐獫狁曾駐兵于此。筑西北兩面，俱低。”又載：“受命北伐獫狁，次師于此，增城筑臺，教士講武，以御戎寇，遂歿于斯。” 曾作《詩經·大雅·烝民》、《大雅·江漢》等。
詩經與音樂
詩與樂關系密切，詩三百皆有曲調。明代大音樂家朱載堉《樂律全書》說：“《詩經》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宮調。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調。《周頌》三十一篇及《魯頌》四篇，皆羽調。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商頌》五篇，皆商調。”詩與樂的這種關系在上博簡《采風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證實。馬承源先生認為：“簡文是樂官依據五聲為次序并按著不同的樂調類別整理采風資料中眾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時可依此類別定出腔調，如《詩經》那樣，而簡文所記約是楚地流行的音樂。”
《詩經》與長江文明
在傳統認識中，一般皆講北有《詩經》、南有楚辭，上博簡的《交交鳴鳥》、《多薪》等的發現，證明了楚國貴族歷來重視對詩經傳授的事實，也證明“從‘詩三百’到屈賦長達百年的時間，并不是一個缺乏文人詩歌創作的空白時期”。
上博簡還發現了出于楚地的《孔子詩論》，意義非凡。李學勤先生指出：“孔子對《詩經》的討論，雖然在過去從《論語》開始有關的記述也有，可都是對一詩中的幾句話的討論，從來沒有系統的。這篇是整篇的討論，我們相信在秦始皇焚書以后沒有人看到，因為在漢代的材料中幾乎沒有人引用過，只見有一兩句話，估計也是轉引的。這樣的發現當然非常重要。”
安徽阜陽漢簡《詩經》于1977年出土。“阜陽《詩》與《毛詩》相比，不同處主要在內文于兩個方面，一個是異文較多·一個是次序也不同。阜陽漢簡《詩經》是現存最早的《詩經》古本，展示了《詩經》的早期風貌。”李學勤先生估計這是“楚國流傳下來的另一個本子。”
戰國時期，楚國兼容并蓄，儒家力量已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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