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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子厚墓志銘》原文和翻譯
韓愈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柳子厚墓志銘》原文和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學宏訶授集賢殿正字。俊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渙，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日：“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譯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慶，北魏時官至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鎮，為就便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請求到江南去做縣令。后來又因為不能迎合權貴，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職，直到那個權貴死了，才重新被用為侍御史。為人以剛直著稱，所交往的朋友都是當時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時候就精銳敏捷，通達事理。當他父親還在世時，他雖然年紀輕，已經獨立成人，能夠考中進士，顯露出超凡的氣象，眾人都說柳家有了個好兒子。以后又應博學宏詞科考試合格，授集賢殿正字。他才能出眾，端方堅毅，每有議論往往引據古今事典為證，貫通經史百家學說，識見高遠，意氣風發，經常使在座的人為之折服。他的名聲因此大振，一時間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顯要們，也爭著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門下，異口同聲地贊譽舉薦他。
貞元十九年，他由藍田縣尉晉升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后，出任禮部員外郎。這時遇上當權的人獲罪，他被視為一黨，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還未到任，又一道被貶為州司馬。居官清閑，愈加刻苦自勵，專心讀書記誦，寫作詩文，如江河泛濫，湖海蓄積，其造詣可謂精深博大無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間罷了。元和年間，曾將他和一道被貶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為刺史，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說：“這里難道就不值得實施政教嗎？”于是按照當地的風俗，制定了勸諭和禁止的政令，贏得了柳州民眾的順從和信賴。此地人借錢時習慣用子女作為人質相抵押，如不能按約期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錢相等時，子女就要淪為債主的奴婢。子厚為借錢的人想盡辦法，讓他們全都能把子女贖回去。其中特別貧窮實在無力贖取的，就讓債主記下人質當傭工所應得到的酬勞，等到酬勞和所借錢數相當時，便要債主歸還人質。觀察使把這個辦法下達到其他的州，剛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歸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飛湘江以南考進士的人，都以子厚為老師。那些經過子厚親自指點而撰寫文詞的人，從他們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白話翻譯】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慶，做過北魏的侍中，被封為濟陰公。高伯祖柳奭，做過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韓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時被處死。父親叫柳鎮，為了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請求到江南做縣令。后來因為他不肯向權貴獻媚，丟了御史的官職。直到那位權貴死了，才又被任命為侍御史。人們都說他剛毅正直，與他交往的都是當時名人。
子厚少年時就很精明聰敏，沒有不明白通曉的事。趕上他父親在世時，他雖然很年輕，但已經成才，能夠考取為進士，突出的顯露出才華，大家都說柳家有能揚名顯姓的后人了。后來又通過博學宏詞科的考試，被授為集賢殿的官職。他才能出眾，方正勇敢，發表議論時能引證今古事例為依據，精通經史諸子典籍，議論時才華橫溢，滔滔不絕，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聲轟動，一時之間人們都敬慕而希望與他交往。那些公卿貴人爭著想讓他成為自己的門生，異口同聲的推薦贊譽他。
貞元十九年，子厚由藍田縣尉調任監察御史。順宗即位，又升為禮部員外郎。逢遇當權人獲罪，他也被按例貶出京城當刺史，還未到任，又被依例貶為永州司馬。身處清閑之地，自己更加刻苦為學，專心誦讀，寫作詩文，文筆雄厚凝練，像無邊的海水那樣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則縱情于山水之間。
元和年間，他曾經與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師，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嘆道：“這里難道不值得做出政績嗎?”于是按照當地的風俗，為柳州制訂了教諭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順從并信賴他。當地習慣于用兒女做抵押向人借錢，約定如果不能按時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金相等時，債主就把人質沒收做奴婢。子厚為此替借債人想方設法，都讓他們把子女贖了回來;那些特別窮困沒有能力贖回的，就讓債主記下子女當傭工的工錢，到應得的工錢足夠抵消債務時，就讓債主歸還被抵押的人質。觀察使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別的州縣，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將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準備考進士的人，就把子厚當做老師，那些經過子厚親自講授和指點的人所寫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規范的。
他被召回京師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時，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遣之列，應當去播州。子厚流著淚說：“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況且夢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夢得處境困窘，他沒有辦法把這事告訴他的老母;況且絕沒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請求，并準備呈遞奏章，情愿拿柳州換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獲罪，死也無憾。正遇上有人把夢得的情況告知了皇上，夢得因此改任連州刺史。嗚呼!士人到了窮境時，才看得出他的節操和義氣!現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處互相仰慕討好，一些吃喝玩樂來往頻繁，夸夸其談，強作笑臉，互相表示愿居對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狀給對方看，指著天日流淚，發誓不論生死誰都不背棄朋友，簡直像真的一樣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沖突，僅僅象頭發絲般細小，便翻臉不認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機推擠他，再往下扔石頭，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啊!這應該是連那些禽獸和野蠻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他們聽到子厚的高尚風節，也應該覺得有點慚愧了!
子厚從前年輕時，勇于幫助別人，自己不看重和愛惜自己，認為功名事業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牽連而被貶斥。貶謫后，又沒有熟識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薦與引進，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邊遠之地，才干不能為世間所用，抱負不能在當時施展。如果子厚當時在御史臺、尚書省做官時，能謹慎約束自己，已象在司馬時、刺史時那樣，也自然不會被貶官了;貶官后，如果有人能夠推舉他，將一定會再次被任用，不至窮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久，窮困的處境未達到極點，雖然能夠在官場中出人頭地，但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能這樣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這樣一定流傳后世，這是毫無疑問的。即使讓子厚實現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將相，拿那個換這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一定能有辨別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萬年縣他祖先墓地的旁邊。子厚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周六，才四歲;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兩個女兒，都還小。他的靈柩能夠回鄉安葬，費用都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重信用，與子厚是朋友，子厚對他也很盡心盡力，最后竟仰賴他的力量辦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萬年縣墓地的，是他的表弟盧遵。盧遵是涿州人，性情謹慎，做學問永不滿足;自從子厚被貶斥之后，盧遵就跟隨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沒有離開;既送子厚歸葬，又準備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屬，可以稱得上是有始有終的人了。
銘文說：“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適，對子厚的子孫會有好處。”
【題解】
此文是韓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時所作。韓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桴鼓相應的領袖。私交甚深，友情篤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韓愈寫過不少哀悼和紀念文字，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著重論述其治柳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贊揚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于為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對他長期遷謫的坎坷遭遇，滿掬同情之淚。然而對于宗元早年參加王叔文集團，企圖改革政治的行為，卻極為之諱，措詞隱約，表現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韓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憤世嫉俗之情及其現實意義。全文寫得酣姿淋漓，頓挫盤郁，乃韓愈至性至情之所發。
墓志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刻石納入墓內或墓旁，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敘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跡;后一部分是銘文，綴以韻語，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贊。這一篇墓志銘的銘文極短，是一種變格。
【講解】
此文是韓愈于820年(元和十五年)，在袁州任刺史時所作。韓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桴鼓相應的領袖。私交甚深，友情篤厚。柳宗元卒于819年(元和十四年)，韓愈寫過不少哀悼和紀念文字，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韓愈對他長期遷謫的坎坷遭遇，滿掬同情之淚。然而對于柳宗元早年參加王叔文集團，企圖改革政治的行為，卻極為之諱，措詞隱約，表現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韓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憤世嫉俗之情及其現實意義。全文寫得酣姿淋漓，頓挫盤郁，是韓愈至性至情之所發。墓志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刻石納入墓內或墓旁，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敘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跡;后一部分是銘文，綴以韻語，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贊。這一篇墓志銘的銘文極短，是一種變格。
從全文中可看出兩個比較含蓄之處：其一是暗示做人與做文的關系。其二是做人與做官的關系。合二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為本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對于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問題，韓愈的態度是相當客觀的，他特別敬重柳宗元的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圍繞著“人的品質”這個關鍵問題演進、發展，盡管自然段落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卻是脈絡清晰，貫徹始終的。
此文之所以膾炙人口，千載流傳而不衰，就是因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傾注了豐沛的情感。由此，憤激之筆頻出，不平之鳴屢見，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傳統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夾敘夾議、議論橫生、深沉蘊藉、誠摯委婉的特殊風格韻味。這一特點即便在最后一段銘文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銘文自古用四言韻文連綴而成，大都用來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韓愈卻有意識地只寫了三句有韻角卻失體例的奇句單行，便就此擱筆。這難道僅僅是出于改革文體的考慮嗎?如果后人能夠理解到柳宗元對孱弱幼子的眷戀之心，那么韓愈這三句銘辭，也就是對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話了。
作為文體之一的墓志銘自有其體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況，這都是為名人寫墓志時不可省的筆墨。在寫此類文章時，能積極利用體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現其剛直的節操風骨。后寫裴行立、盧遵二人對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屬撫恤的盡心盡力，表現他們生死不變的友情，這些都可與墓主風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沈德潛評語說：“噫郁蒼涼，墓志中千秋絕唱!”對此文概括得頗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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