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長期作用分析論文

時間：2021-03-27 08:37:29 論文我要投稿

　　摘要：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日益突顯, 并且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城鄉人口遷移較為頻繁, 逐漸形成了人口半城鎮化現象, 分析人口半城鎮化是如何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研究了我國人口半城鎮化的發展進程, 特點及形成原因, 從理論上分析了人口半城鎮化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并區分了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 得出結論:在短期, 人口半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鄉收入差距, 但在長期, 人口半城鎮化卻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 即人口半城鎮化與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呈現“U型”關系, 本文用系統GMM模型實證檢驗了“U型”關系。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 逐步解決半城鎮人口的購房落戶問題; (2) 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市場信息平臺; (3) 提高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

半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長期作用分析論文

　　關鍵詞：人口半城鎮化; 農村轉移人口; 城鄉收入差距; 系統GMM模型; 經濟周期; 人口就業;

　　引言

　　近些年來, 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一直是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古人云:“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自古以來, 國人對財富分配不均和財富差異過大都極不滿意, 財富的不平等往往導致社會的不安定。據國家統計局數據, 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學界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測量方法存在差異:有些學者使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作為城鄉收入差距指標[1,2], 有些學者使用泰爾指數[3,4]以及基尼系數[5]等作為指標, 但毋庸置疑的是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不利于擴大內需、增加有效需求, 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值得注意的是,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 人口遷移越來越頻繁, 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遷移, 農村向城市遷移。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 截至2016年底我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總量就達到了2.8億人。對于整個社會來說, 這種人口移動可以打破某種壟斷, 可以有效調節地區間或部門間的經濟不平衡狀況。但這種人口的遷移也帶來了半城鎮化人口現象, 那么半城鎮人口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本文將對此進行研究。

　　1 我國半城鎮化的發展進程、特點及原因

　　隨著農村機械化生產的加快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農村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 形成了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半城鎮人口。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差來反映人口半城鎮化率[6,7]。最近十幾年隨著大量農村轉移人口進城務工, 我國人口半城鎮化率一直在快速增長, 從表1中可知, 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2011年開始就超過了50%, 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在2015年還不到40%, 戶籍人口城鎮化嚴重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我國人口半城鎮化率從2005~2014年一直處在上升階段, 從11%增長到了18.14%, 在2014年達到了極值點, 到了2015年人口半城鎮化率略有下降。

　　表1 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人口半城鎮化率

　　我國半城鎮化有以下幾個特點: (1) 就業在城鎮, 戶籍在農村。農村轉移人口在城市就業, 但沒有城市戶籍, 在購房、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不能享受城鎮居民的同等待遇; (2) 自己在城鎮, 家屬在農村。農村中的青年勞動力遷移到城市中就業, 而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 (3) 收入在城鎮, 積累在農村。農村轉移人口在城市中獲得了收入, 但大多數人不在城市購房或者大量消費, 而會把大部分工資寄回農村; (4) 生活在城鎮, 根基在農村。遷移的農村勞動力大部分時間都在城市度過, 但在城市中他們往往存在“過客”心態, 家庭根基以及鄉土情懷會讓他們最終回到農村[8]。

　　我國半城鎮化的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類:制度性因素和房價過高因素。制度性因素包括土地制度、財政制度、戶籍制度等, 從土地制度來看, 農村轉移人口想要取得城市戶籍就需要放棄農村中的耕地和宅基地, 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獲得城市戶籍的經濟成本, 許多農村轉移人口因此主動放棄獲得城市戶籍的機會[9];從戶籍制度來看, 戶籍制度一直是我國城鄉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 上海, 深圳等特大城市為了控制城市人口, 紛紛采用購房指標在內的積分入戶體系, 南京、武漢等大城市也在采用買房落戶的方式控制城鎮戶籍人口, 目前想在小城鎮擁有常住戶口也要有穩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 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人口轉移, 特別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的落戶問題, 形成了沒有戶籍的常住人口;從財政制度上來看, 我國在1994年實施了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 理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關系, 但也使得地方政府沒有多余財力承擔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 無法給農村轉移人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保障。

　　高房價是另一個阻礙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原因, 大城市商品房的價格遠遠高于農村轉移人口的收入承受范圍, 而且還呈現上漲趨勢, 房價上漲的增加速度超過了農村轉移人口的收入增長速度, 這些都增加了農村轉移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而保障性住房和廉價房的對象是擁有城市戶籍的低收入階層, 盡管一些城市也為農村轉移人口提供保障性住房, 但由于配套的生活設施不完善以及住房地理位置較差等原因而放棄居住[10]。

　　2 半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短期影響分析

　　要分析半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社會經濟效應, 須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入手。

　　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快,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勞動力資源出現了短缺趨勢, 特別是勞動力資源的結構性短缺問題嚴重, 對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活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用工荒”現象時有發生, 用工成本大幅度上升, 企業利潤大幅下降, 此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顯得尤為重要。在短期內, 半城鎮人口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遷移到城市, 在城市中務工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 緩解了許多城市的勞動力需求問題。但同時由于農村轉移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勞動技能與城市居民相比偏低, 導致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可以選擇的工作行業和工作機會相對缺乏, 也造成其工資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并且, 在許多行業農村轉移人口與城鎮戶籍居民產生了就業競爭, 實際上是給城市帶來了較低的用工成本和生產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鎮人口工資的快速上漲, 即抑制了城鎮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過快增加。

　　半城鎮人口享受不到戶籍人口的教育、醫療等公共保障福利, 并且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也難以在城市中購房落戶。根據2015年農民工調查報告, 大部分農民工住的是單位宿舍、合租房、工地工棚等, 只有不到2%的農民工在務工地購置房屋[11], 但是半城鎮人口之所以選擇留在城市或者徘徊在城市和農村之間, 很大程度是為了在城市中獲得更高的收入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在戶籍管理上, 他們仍被視為農村人口, 但這部分人群在城市中的收入普遍高于他們在農村時的收入, 也高于農村地區的平均收入, 根據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2015年和2016年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別為3072元和3275元, 均高于農民的月平均收入, 其中最高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收入分別達到了3553元和3775元, 其次是建筑行業, 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別為3508元和3687元。工資增長速度最快的行業是制造業, 2015年和2016年的工資收入分別為2970元和3233元, 增長速度為8.9%。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人口的平均收入, 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3 半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影響分析

　　3.1 農村“空心化”現象和城鄉“新二元結構”

　　從長期來看, 半城鎮化會加劇城鄉收入差距。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往城市轉移, 大部分農村年輕勞動力紛紛轉移到城市中, 農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兒童問題日益突出, 造成了農村地區“空心化”現象[12], 據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 我國農村中留守老人的數量約為5000萬, 留守婦女的數量約為5000萬, 而留守兒童的數量在6100萬以上, 而且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現象在加劇。這不僅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還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違背了城鎮化發展的可持續性。由于農民主要以農業收入為主, 收入結構較為單一, 相比較而言, 城鎮居民的收入結構具有多樣性。年輕勞動力遷移出去后, 參與農業生產活動的主力軍變成了留守老人, 但這部分人群會受到體力和勞動技能等因素的影響, 嚴重制約了農村地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 直接影響到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的增收, 不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且隨著半城鎮化的發展, 在城市中逐漸出現了“新二元結構”[13,14], 即農村轉移人口與擁有城鎮戶籍的居民的組合, 但農村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鎮生活, 無法享受市民化待遇, 得不到城鎮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保障, 非戶籍農村轉移人口的社保問題目前還沒有明顯改善, 農民工依然處在低收入、低權利、無保障階段[11,15]。而這種公共服務保障可以說是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長期“隱形的收入”, 讓他們享受到了城市戶籍的福利, 而非戶籍的農村轉移人口則無法享受到。

　　3.2 經濟周期波動

　　半城鎮人口特別是其中的農民工人群在城市就業中處在不利地位, 大部分農民工都沒有和用人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 農民工普遍缺乏法律意識、維權意識和市場意識, 雇主拖欠農民工工資事件屢屢發生, 農民工自身的權益得不到保障。這些人群的就業容易受到我國經濟周期和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 在出現工廠倒閉潮的情況下, 他們的`就業呈現出不穩定狀態。例如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和2010年歐洲金融危機時期, 美、歐等地區經濟發展出現疲軟現象, 進口需求下降, 直接對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了極大的沖擊, 沿海城市的中小型企業紛紛出現倒閉潮, 導致大量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失業, 不得不被迫返鄉。在長期, 農村轉移人口這種工作的不穩定性或者說是收入的不穩定性會對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帶來不利影響。

　　3.3 人力資本差距

　　從人力資本角度看, 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與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差距, 其中農民工的學歷大多以小學和初中為主, 少數為高中以上學歷, 而城鎮勞動力大多數是高中以上學歷。根據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在農民工中初中學歷者占了近60%。農民工在城市中尋找工作的機會以及工資水平相比城市居民來說偏低, 并且勞動者教育水平的程度往往影響他們正規教育之外的技能積累以及干中學, 長期來看并不能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動力。在中國, 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都重視在教育上的投入, 人力資本投資被視為減少貧困、獲得高收入的有效手段。但城鄉或者是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在人力資本投入方面差異明顯。農村的留守兒童問題也造成了下一代城鄉人口教育水平的差距, 農村地區兒童的失學比例遠高于城市, 教育的差距將加大城鄉收入差距。

　　通過上文人口半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長期分析后, 本文提出了一個假設:人口半城鎮化與城鄉收入之間呈“U型”關系, 在短期, 人口半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鄉收入差距, 但在長期, 人口半城鎮化卻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下文將通過實證回歸對這一假設進行驗證。

　　4 實證檢驗

　　4.1 變量選擇及數據來源

　　(1)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城鄉收入差距 (SRCJ) , 選擇的指標為城鎮人口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口純收入的絕對值之比, 這一比例反映了城鄉收入的相對水平,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2) 本文的核心變量為人口半城鎮化 (BC-ZH) , 在理論上, 半城鎮人口是本地城鎮常住人口與本地城鎮戶籍人口之差,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 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差表示 (李愛民, 2013;張騰飛, 2016) [6,7]。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

　　(3) 本文的調節變量為人力資本 (RLZB) , 文獻中通常用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指標。本文中各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計算方法和權重設定參照了彭國華 (2005) 的研究結果[17], 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4) 本文的控制變量為經濟增長 (GDP) 、政府的財政支出 (ZFZC) 、產業結構升級 (CYSJ) 、對外開放度 (DWKF) 以及市場化程度 (SCH) 。本文中經濟增長的指標為各省份的GDP總量, 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 本文以2005年為基期對各年的名義GDP進行平減處理, 消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 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政府的財政支出的指標為各省份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各級地方政府往往會采用轉移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等財政手段調節城鄉收入差距, 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對外開放度的指標為各省份外商企業投資占GDP的比例, 反映了各省份的對外開放水平, 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本文中市場化程度的指標采用各省份非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18], 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

　　4.2 模型設定及計量方法說明

　　本文利用2005~2014年全國30個省份的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由于被解釋變量存在一階滯后項與隨機干擾項有相關性, 傳統的估計方法會使參數有偏并導致非一致性, 本文使用系統GMM估計方法。同時, 有些解釋變量也存在內生性, 本文將經濟增長、人口半城鎮化率與人口半城鎮化率的平方項設為內生變量, 因為經濟增長和人口半城鎮化與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存在互為因果關系, 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對經濟增長和半城鎮化也會產生影響。本文為了降低異方差性, 將所有變量取對數處理。本文采用系統GMM的二階段估計方法, 并檢驗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 包括過渡識別檢驗和序列相關性檢驗。作為參考, 在下文實證分析中同時也報告了混合OLS、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其中系統GMM的模型設置如下:

　　其中, 各變量均取其對數, i為個體下標, t為時間下標。SRCJ表示城鄉收入差距, BCZH為人口半城鎮化率, D包含了所有控制變量的對數形式, 包括經濟增長 (ln GDP) 、政府的財政支出 (ln ZFZC) 、產業結構升級 (ln CYSJ) 、對外開放度 (ln DWKF) 、市場化程度 (ln SCH) 和人力資本 (lnRLZB) , φi為個體效應, εi, t為隨機干擾項。

　　4.3 實證結果分析

　　從表2中的回歸結果可知, 無論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還是系統GMM模型中, 城鄉收入差距的一階滯后項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 說明前期城鄉收入差距對本期具有正向影響。在系統GMM模型中, 人口半城鎮率的一次項和二次項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人口半城鎮化率的一次項系數符號為負, 而人口半城鎮化率的二次項系數符號為正, 驗證了上文提到的“U型”假設, 即人口半城鎮化在短期對城鄉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 在長期卻促進了城鄉收入差距。同樣, 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中, 人口半城鎮化率的一次項系數符號為負, 二次項系數符號為正, 但二次項的系數不顯著, 從側面說明本文選擇考慮到內生性問題的系統GMM模型是合理的。從Sargan檢驗上看, 本文所有的工具變量都是有效的。在序列相關性檢驗中,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二階序列P值沒有拒絕原假設, 說明兩模型中的擾動項都不存在自相關。

　　表2 動態面板數據的回歸結果

　　5 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文的理論分析發現, 我國人口半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U型”關系, 即在短期內, 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 在許多行業與城鎮人口間產生了就業競爭, 降低了企業的用工成本, 人口半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對城鄉收入差距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在長期, 由于經濟周期性波動、農村勞動生產率低、城鄉人口人力資本差距等原因, 人口半城鎮化會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并且, 本文通過實證檢驗驗證了我國人口半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U型”關系, 提出了三點建議。

　　5.1 逐步解決半城鎮人口的購房落戶問題

　　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快, 人口紅利衰退之際, 半城鎮人口是對城鎮勞動力的一種補充, 增加了城鎮的勞動力資源,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資成本的過快上漲。但半城鎮人口往往處在不穩定狀態, 同時也會帶來一些社會經濟問題, 如農村地區“空心化”, 農民工及子女的福利問題, 消費、投資等有效需求不足, 從長遠來看不利于經濟發展[16]。我國目前常住居民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存在較大差距, 在2016年兩者分別為57.35%和41.2%, 相差了16.15%。這需要政府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應專門設立針對半城鎮人口的積分 (購房) 落戶政策, 可以就農村轉移人口分批、分工作性質、分工資水平等進行落戶, 讓農村轉移人口除了享受身份上的變化, 還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保障, 這樣有利于打破城鄉二元體制。

　　5.2 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市場信息平臺

　　為了提高農村地區的收入水平, 政府需要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市場信息服務平臺, 信息在現代經濟中越來越重要, 能使勞動力和各種生產要素達到最有效配置, 避免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農業盲目擴大生產。農產品賤賣事件讓農民虧損, 收入變得不穩定, 嚴重影響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政府需要對信息平臺加強監督和管理, 讓農民掌握市場對農產品需求的有效信息, 讓農產品銷售更加順暢。政府應積極探索農業發展的新模式, 鼓勵農民工回鄉發展農業, 引導農民工回流農村, 運用先進技術改造農業, 為農村創造更多財富。

　　5.3 提高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

　　人力資本的提高不僅對我國經濟發展轉型至關重要, 還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教育水平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包括對勞動生產者的普通教育、職業勞動技能培訓等, 特別需要加強農村轉移人口的普通教育和職業培訓, 可以把人口資源轉變為人力資源, 提升我國勞動者的綜合素質。但目前我國的教育投入嚴重不足, 教育財政支出占GDP的水平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 職業培訓也相當匱乏, 這都將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改善。醫療健康也是勞動者人力資本的組成部分, 農民的收入更依賴于自身身體健康狀況, 農村人口的健康經濟回報往往高于城市人口。在長期, 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和改善城鄉收入差距方面具有溢出效應。農村中的人力資本的提高, 不僅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的科學技術水平, 提高農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 改變農村地區勞動生產落戶的狀態, 還可以使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后尋找到更多就業機會, 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 通過這兩點都可以增加農村人口收入。城鎮中人力資本的提高可以促進其產業結構升級,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給戶籍城鎮人口和半城鎮人口, 特別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能吸收大量的半城鎮人口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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