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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毋丘儉傳原文翻譯
《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期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下面是三國志毋丘儉傳原文翻譯，請參考！
三國志毋丘儉傳原文翻譯
【原文】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
正始中，儉以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其言。得來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篙。”遂不食□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
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余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余口，論功受賞，侯者百余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于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御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楊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粗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限好洽。欽亦感戴，投心無二。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己樣。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園，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于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于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關，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
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余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訓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眾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脅□，悉歸降。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選自《三國志》，有刪減)
注：束馬縣車，束馬，把馬蹄包起，防止馬滑倒;縣車，懸車，把車子鉤牢，以防脫落。把馬腳裹起來，把車吊上山去。形容走山路的艱險情況。
【譯文】
毋丘儉傳，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縣人。
正始年間(240～249)，毋丘儉認為高句麗不斷進犯邊境，于是率領大軍從玄菟出擊。句麗王宮率兵二萬，進軍沸流水上游。兩軍在梁口交戰，宮被打敗。毋丘儉把馬腳裹起來，把車吊上山去，收整陣容，登上丸都，在那里血腥屠殺居民，殺死了數以千計的人。句麗官吏得來反復勸諫宮，宮不聽勸告，得來感嘆說：“此地馬上就要遍地蓬蒿了。”于是絕食而死。全國都很感念他。毋丘儉下令部下不許損壞得來的墳墓，不砍伐周圍的樹木。得來的妻子兒子，都予以釋放。宮自己帶著妻子兒子逃竄，毋丘儉班師而還。
正始六年(245)，又討伐宮，宮逃到買溝。毋丘儉派玄菟太守王頎追討，超過沃沮有一千多里，直至肅慎氏南界，在山石上刻記戰功，丸都之山，不耐之城，都留下石刻。凡所捕獲、殺戮的有八千多人。論功受賞，封侯的就有百余人。穿山修渠，引水灌溉，百姓受益不淺。毋丘儉升為左將軍，持朝廷符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任豫州刺史，轉任鎮南將軍。諸葛誕在東關作戰失利，朝廷下令讓諸葛誕和毋丘儉職位對換，諸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毋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東吳太傅諸葛恪包圍合肥新城，毋丘儉與文欽聯合抵抗。太尉司馬孚統領中軍從東部解圍，諸葛恪只得撤退。當初毋丘儉和夏侯玄、李豐關系很好。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是曹爽同邑之人，勇敢果斷，多次立下戰功，喜歡虛報俘虜人數，企圖獲得寵賞，但朝廷往往不給。因為文欽怨恨一天比一天重。
毋丘儉出于計謀，對文欽很好，兩人關系融洽。文欽也感恩戴德，忠心不二。
正元二年(255)正月，天上出現幾十丈長的彗星，跨過西北天空，從吳、楚分界處開始。毋丘儉、文欽十分高興，認為這是吉祥的征候，于是借皇太后的口吻，下詔歷數大將軍司馬師的罪，發布天下，舉兵反叛，脅迫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百姓都進入壽春城，在城西設壇，對天發誓，滴血為盟，把老弱者留下來守城。毋丘儉、文欽統率五六萬大軍渡過淮河，向西到達項地。毋丘儉守城，文欽在城外保護。大將軍司馬師統率大軍出兵討伐毋丘儉，另外派諸葛誕率豫州各路軍隊從安風津逼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率青州、徐州的軍隊從譙、宋之間出擊，以斷絕毋丘儉的退路。大將軍司馬師率兵駐扎汝陽，派監軍王基率前鋒諸軍據守南頓來等待毋丘儉的部隊。司馬師下令各路軍隊都堅守陣地，不要正面交戰。毋丘儉、文欽等向前不能戰斗，退后到壽春又怕遭到襲擊，前后無路，無計可施。淮南將士，家鄉都在北邊，軍心渙散，相繼投降。只有淮南新近歸屬的當地農民愿意為他們打仗。大將軍司馬師派兗州刺史鄧艾統率泰山的各路軍隊有幾萬人到樂嘉。裝出不堪一擊，用以誘使毋丘儉、文欽出擊。大將軍司馬師很快率軍從洙地來到。文欽不知是計，果然在夜里想要襲擊鄧艾。等天亮，見兵馬強盛，才撤回軍隊。司馬懿派驍騎將軍率領追擊，大破文欽，文欽逃走了。這天，毋丘儉聽說文欽戰敗，擔心夜里撤兵，人心渙散。等到了慎縣，毋丘儉身邊的士兵逐漸逃離。毋丘儉和小弟秀及孫重三人藏在水邊的草中。安風津都尉的部屬張屬射殺了毋丘儉，將他的腦袋傳報京都。張屬被封為侯。
毋丘秀、毋丘重二人逃到吳國。凡是被毋丘儉、文欽所脅迫的許多將士，都投降了。毋丘儉的兒子毋丘甸任治書侍御史。起初，他得知毋丘儉要謀反，于是私下讓家屬逃到新安靈山上。失敗后，毋丘儉的三族被誅滅。文欽逃到東吳，吳任命文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三國志》簡介
《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耗時十年，參考當時的史書，編纂而成。記載中國三國時期的曹魏、蜀漢、東吳的紀傳體斷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國志》由《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三部分組成，共六十五卷。曹丕廢漢建魏，劉備與孫權亦相繼稱帝。陳壽從歷史實際出發，用“三國”命名，并分國編纂，記述這一時期的歷史，在紀傳體斷代史中別創一格。《三國志》中，《魏書》居前，魏帝稱“帝”，其傳為“紀”；《蜀書》《吳書》居后，蜀、吳之帝稱“主”，其傳為“傳”。但陳壽又正視三國時期魏、蜀、吳地位等同的歷史事實，蜀、吳之主的傳與魏之帝紀采取相同的記事方法，都采用紀傳體“本紀”編年記事體例。《三國志》實際記載了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184年）到三國結束（280年）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三國志》善于敘事，文筆簡潔，當時人就稱陳壽有良史之才。因此，陳壽撰《三國志》問世后，其他各家記載三國史事的著書相繼銷聲匿跡，獨有它流傳后世。但是《三國志》也有缺點：
（一）只有紀、傳而無表、志。
（二）記載司馬氏與曹魏斗爭，曲筆阿時，回護司馬。
（三）失于簡略。
《三國志》所記載之史料較為翔實可靠，是研究三國歷史的重要文獻。《三國志》通過將人物傳記合并，并融入詔書、奏章等多樣史料來豐富內容，為后世史書撰寫與研究樹立了典范。
主題思想
封建思想
陳壽在書中宣揚了君權神授的封建思想。在《武帝紀》中記載曹操破袁紹后，交待五十年前就有黃星出現，預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權的興起。記曹丕稱帝時，又講有黃龍出現的曹操的故鄉，對于蜀吳的稱帝，陳壽也點明是天意所在。
從這種天命論出發，他贊成前朝舊臣變為當今新貴，卻指責失敗的政治家不識時務，按陳壽的看法，朝代的興替由天意決定，誰建立了政權，誰就是天命攸歸，服從新朝也就是順從天意，這是符合當時世族的政治利益的。當朝代變化頻頻的時候，只有這樣，世族才可進退自如，盡量免遭損失。
書中很重視杰出人才的歷史作用，對于諸葛亮、曹操、劉備、孫權諸人的能力與歷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寫與敘述。對于人事、人謀對歷史事件、歷史進程的影響，書中也作了大量記述，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重人事與重天命思想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三國志》的矛盾特性。
陳壽還通過歷史人物宣揚了忠貞節義的封建倫理觀念。書中記述臧洪率東郡軍民抵抗袁紹，最后全城戰死的事跡很有代表性。當城中內無糧草、外禾救兵時，臧洪讓手下吏士各自帶領家小逃走，手下主人都堅決要求戰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從內廚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曠分給全體將士，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感動得“將士咸流涕，無仰視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經學思想
《三國志》蘊涵了豐富的經學思想。魏文帝“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在曹魏時期，經學仍然被列于學官。曹魏政權的一些著名官員如荀彧、王朗、王肅、陳群等都是儒生。從《三國志》中可以看到，儒家與法家在面對當時的同樣的社會問題時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不同的。而《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以及注釋者裴松之也都在行文中從經學的角度對曹魏政權的某些制度進行了批評。
從《三國志》中可以看到，明主與一流謀士的搭配成為了改變當時各種社會局面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些謀士的籌謀下，明主們才能趨吉避兇。這些一流的謀士即是當世的俊杰。在漢末亂世，社會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再分配。各路地方勢力都想通過招攬人才來提升自己的社會競爭能力。與此同時，由于受到戰爭的影響，許多士人也同樣輾轉于各路地方勢力之間，希望可以安身立命。這些士人多以謀士的專業形象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三國時期的謀士們不但被歷史所記載，而且被世人所傳頌。無數的后來之人以他們為人生榜樣。
據《三國志》記載，許多地方政治勢力如孫策、劉備等都曾試圖奉迎漢獻帝。而如何才能平定天下是明主與謀士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自古以來，文與武是兩種不同的征服天下的方法。在對其他地方勢力進行武力征討的同時，曹魏政權也非常重視對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曹操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曹操從來沒有否認道德教化在治理國家方面的重要作用。“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國家對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一方面有利于百姓之間和睦相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百姓避免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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