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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哀伯諫納郜鼎文言文原文閱讀及翻譯
《臧哀伯諫納郜鼎》出自《左傳·桓公二年》。其中心內(nèi)容是臧哀伯批評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且“納于大廟”的“非禮”行為。 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臧哀伯諫納郜鼎文言文原文閱讀及翻譯，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閱讀：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 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 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shù)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 降有數(shù)，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fā)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 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內(nèi)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后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翻譯譯文或注釋：
夏四月，魯桓公從宋國取得原屬郜國的傳國大鼎，放進太廟，這是不符合禮儀的。臧哀伯規(guī)勸桓公說：“作百 姓君主的人，要發(fā)揚德行，堵塞違禮的行為，以便監(jiān)察百官，就這樣還怕有不足之處，還要顯示各種美德以傳示子孫。所以那清靜肅穆的太廟用茅草做屋頂，祭祀天 地的車子用草席做墊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調(diào)和，黍稷、糕餅等祭品不用舂過的好米，這些是為了顯示節(jié)儉。祭祀的禮服、禮冠，蔽膝、大圭，腰帶、裙子、綁 腿、靴子、冠上的橫簪、冠旁的填繩、系冠的帶子、冠頂?shù)纳w版，這些是為了顯示等級上的差別。玉墊、刀飾、革帶、帶穗、旌旗上的飄帶、馬頸上的革帶，這些是 為了顯示數(shù)量上的差別。禮服上火形、龍形、斧形、弓形等花紋，這些是為了顯示紋彩上的差別。用五色繪出各種圖象來裝飾器物服飾，這是為了顯示器物物色的差 別。馬鈴、大小車鈴、旗鈴，是為了顯示聲音節(jié)奏，旌旗上畫的日、月、星辰，是為了顯示光明。所謂德行，就是節(jié)儉而有法度，事物的增減都有一定的數(shù)量，并用 紋彩和顏色加以標志，用聲音和光亮加以表現(xiàn)，以此來監(jiān)察百官，百官這才警戒畏懼，而不敢違反法度。現(xiàn)在君王毀滅德行，樹立違禮的壞榜樣，把別國賄賂的寶器 安放在太廟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來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懲罰他們呢？國家的衰敗，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喪失德行，則是由于國君寵愛和賄賂風(fēng)行 的原故。郜鼎放在魯國的太廟，還有比這更公開的賄賂嗎？武王打敗殷商，將九鼎搬到王城，義士尚有批評他的，更何況將標志違禮作亂的賄賂之器放在太廟，又該 怎么樣呢？”桓公不聽。
拓展
評析
《臧哀伯諫納郜鼎》的中心內(nèi)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納于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么，到底什么是禮呢？禮的范疇極其廣泛，內(nèi)容極其復(fù)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飭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歷史本質(zhì)的話說，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guī)范、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規(guī)范，它規(guī)范并制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刪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xué)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復(fù)禮為仁”（《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聯(lián)系古今關(guān)于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guān)于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么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fēng)險，向他“發(fā)表”這篇諫辭了；也就不難理解《臧哀伯諫納郜鼎》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諫辭，并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zé)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著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面，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shù)”、“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xiàn)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zé)任；然后，話鋒一轉(zhuǎn)，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dǎo)致的惡劣后果以后，還用周武王克商后“遷九鼎于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歷史教訓(xùn)，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諫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jié)構(gòu)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shù)感染力。至于諫辭中用了近乎后世才產(chǎn)生的賦的手法，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guān)系。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fā)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淀層，而每個積淀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拋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內(nèi)核”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
創(chuàng)作背景
《臧哀伯諫納郜鼎》選自《左傳·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國太宰華父督殺死司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艷”的妻子。宋殤公為此很生氣，華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殤公也殺了，另立宋莊公。華父督為了取得各諸侯國對此事的默認，先后對齊、陳、鄭、魯?shù)葒M行賄賂。魯桓公接受了宋國送給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廟里。魯國大夫臧哀伯認為這樣做“非禮”，會導(dǎo)致官員腐敗，甚至導(dǎo)致國家敗亡。于是對桓公進行勸諫。
作品出處
《臧哀伯諫納郜鼎》出自《春秋。左傳》，《春秋》是我國現(xiàn)存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春秋”本來是春秋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那時不少諸侯國都有自己按年代記錄下的國史。到戰(zhàn)國末年，各國史書先后失傳，只有魯國的《春秋》傳了下來。它雖然用了魯國的紀年，卻記錄了各國的事，實際上是一部通史。
《春秋》的作者是魯國歷代的史官，后來經(jīng)過孔子編輯、修訂。它的記事年代上起前722（魯隱公元年），到前481（魯哀公十四年）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它的取材范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舊聞。后來，儒家學(xué)者把《春秋》尊為“經(jīng)”，列入“五經(jīng)”當中，稱為《春秋經(jīng)》。
流傳的《春秋》有三種，即《左傳》、《公羊傳》和《谷梁傳》，《左傳》記至魯哀公十六年，在“講解”《春秋》的三傳中，《左傳》被認為較重要，有關(guān)《左傳》的作者，至今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唐代以前，人們大多相信作者是與孔子同時的魯國史官左丘明。但是唐以后不斷有人提出懷疑，有人認為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史學(xué)家，也有人認為作者不止一人。不過，大多數(shù)人認為，《左傳》的編定成書是在戰(zhàn)國初年。西晉的杜預(yù)將本來分開的《春秋》和《左傳》編在一起，加上前人的注釋，稱為〈春秋經(jīng)傳集解》。唐代的孔穎達為杜預(yù)注作廠疏并附上陸德明的《左傳音義》，稱為《春秋左傳正義》，今人在清人阮元的〈十三經(jīng)注疏》中看到的，就是這個本子。《左傳》在唐代被官方列人“十二經(jīng)”，在宋代列人“十三經(jīng)”，流傳至今。
作者簡介
左丘明（前556年－前451年），姓丘，名明。漢族，春秋末期魯國都君莊（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zhèn)東衡魚村）人。相傳為春秋末期曾任魯國史官，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思想家、軍事家。晚年雙目失明，相傳著有中國重要的史書巨著《左氏春秋》（又稱《左傳》）和《國語》，兩書記錄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由于史料翔實，文筆生動，引起了古今中外學(xué)者的愛好和研討。被譽為“文宗史圣”“經(jīng)臣史祖”。孔子、司馬遷均尊左丘明為“君子”。歷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經(jīng)師；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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