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爭臣論》原文及翻譯

時間：2023-11-15 09:05:34 志升文言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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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爭臣論》原文及翻譯

　　韓愈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韓愈《爭臣論》原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韓愈《爭臣論》原文及翻譯

　　原文：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行古人之道，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或曰：“夫陽子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愈應之曰：“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

　　或曰：“陽子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

　　或曰：“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注：①爭臣：諫官，指能以直言規勸君主的臣子。爭，zhèng，后作“諍”，規勸。②陽城：唐德宗時為諫議大夫。一開始他沒有履行勸諫的職責，所以韓愈寫本文來促進他。三年后，陽城上書指斥裴延齡的罪惡。

　　譯文:

　　有人問我：“諫議大夫陽城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嗎?他履行古人的道德準則，皇帝任用他為諫議大夫，他擔任這個職務已經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與隱居在野時一樣，他難道會因富貴而改變自己的心志嗎?”我回答說：“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 現在陽先生擔任職位的時間，不能說不長久了；了解國家的政治得失，不能說不熟悉了；然而他從沒有說過一句關系國家政治的話。看待政事的得失，心中一點也沒有喜悅或憂愁。有道德的人，難道是這樣的嗎?”

　　有人說：“陽城厭惡那些作為臣下卻公開揭發君主的過失而為自己求名的人。所以他雖然有進諫和議論，卻不讓別人知道啊。”我回答說：“在內向君主進諫，在外不使別人知道，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啊。陽城本來以平民身份隱居在草野之間，皇上贊賞他的品行道義，提拔他在這個職位，任諫議大夫一職(官職以為諫議大夫為名)，他實在應該有所行動來盡自己的職守，使全國各地和子孫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諱、剛正忠直的臣子，君主有從諫如流的美名。陽城的心思，恐怕將會使君主厭惡聽到自己的過失吧?”

　　有人說：“陽城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來做官，堅守自己的道德準則而不改變，為什么您責備他如此苛刻呢?”韓愈說：“自古以來的圣人賢士，都不是追求名望任用的。他們哀憐世道不太平；懂得圣人的道德學說之后，不敢獨自修養身心保持個人的節操，一定要使天下民眾都受到救濟。所以大禹治理洪水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也不進去看一下，孔子周游列國時連坐席也來不及坐暖就又出門了，而墨翟從不安居一地以至所灶上煙囪不及熏黑就離家了。那兩位圣人和一位賢人，難道不懂得自己過安逸生活的快樂嗎?實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憐憫人民的困窘啊。上天將圣賢的德才和能力授予這些人，哪里只是讓他們自己有余就算了，實在是想通過他們來補充別人的不足啊。”

　　有人說：“像您的議論，直率是夠直率的了，未免有點損害道德并且浪費口舌了吧? ”韓愈說：“君子在官位上，就應準備以身殉職。沒有得到官位，就考慮修飾文辭來闡明圣賢之道。我要做的是闡明道理啊。《國語》上說：“只有善人才能夠毫無保留地接受批評。”這就是說他聽了之后能改正。陽城雖然現在未能達到，難道他將來也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嗎?”

　　韓愈《爭臣論》賞析

　　《爭臣論》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創作的一篇議論文。這篇文章以對答體的形式，假托向皇帝上書的三位年輕官員之口，闡述了韓愈自己關于“事君”的見解。文章立意新穎，構思巧妙，層層深入地論述了作者的觀點。

　　在文章中，韓愈首先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有些人寧愿放棄高官厚祿，也要堅持做一名直言敢諫的“爭臣”？他認為這是因為這些人有一顆憂國憂民的心，他們不愿意看到國家走向衰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他們寧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接下來，韓愈通過對比古代圣賢和當代官員的行為，進一步闡述了他對于“事君”的看法。他認為，古代圣賢之所以能夠成為千古傳頌的偉人，是因為他們能夠真正做到“事君盡忠”，為國家和人民謀福利。而當代官員則往往只關心自己的名利得失，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最后，韓愈提出了他自己對于“事君”的理解：作為一名官員，應該始終牢記自己的職責和使命，勇于擔當，敢于直言。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成為一名忠誠于國家、忠誠于人民的“爭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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