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

時間：2024-06-19 09:15:03 張愛玲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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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張煐，筆名梁京，祖籍河北豐潤，生于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志上發表作品。下面是小編收集的分析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歡迎閱讀與借鑒。

分析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

　　分析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

　　張愛玲是我國現代文學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對于漢語言的使用具有純熟的技巧，結合了中西兩方的文化特點，創造出小說的新境界，給讀者強烈的視覺享受。

　　張愛玲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小說重點在描寫男女之間的愛情。有人說張愛玲的小說題材過于局限，有人說她的寫作技巧過于新潮，掩蓋了其它方面的描寫等。在我看來，張愛玲的小說視角獨特，風格迥異，文字閃現著與其他作者不同的靈動之氣，具有十分強烈的畫面感，想象力也十分豐富，很多字句都堪稱經典。本文擬從其藝術特色方面對張愛玲的小說進行粗淺的分析。

　　一、雅俗結合的題材

　　(一)市井氣息濃郁

　　張愛玲的小說題材選取大多為男女之情，并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人物和驚心動魄的故事，描寫的是那個時代中小人物的種種境遇，她們為了在這個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為之付出慘重的代價。比如《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她們出身貧寒，為了換取物質的滿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為代價。最終，她們成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們的靈魂卻早已經扭曲，行為也變得不近乎人情。這些形象在張愛玲筆下寫得十分生動，顯示出了在當時社會中女性對于命運的妥協和無奈，顯示了命運的多舛，正因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讀者與書中人物之間的距離。

　　(二)彌漫著悲劇色彩

　　張愛玲的小說，彌漫著濃重的悲劇色彩。她的小說筆觸悲涼，描寫的故事幾乎都是悲劇，用一種近乎冷酷的筆調來敘述小人物的悲慘命運。縱觀張愛玲的小說我們可以發現，張愛玲在創作小說時，受到了亞里士多德關于悲劇主人公的美學理論影響十分深刻，這可以從她的身世中尋找到一絲根源。張愛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個受到封建傳統思想和西洋進步思想共同交織影響的家庭里，由于父母離異，母親流落歐洲，父親另娶后母，這種家庭環境使得張愛玲過于早熟，并且給了她在亂世中頑強自立的人生態度和性格，這直接影響到了她創作的心態。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彌漫著濃厚的悲劇色彩，成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朵瑰麗的奇葩。

　　(三)延續了中國舊小說的基調

　　張愛玲的小說有一個特點，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是采取上帝視角來進行敘述的。這種視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點，是舊小說的特點之一。比如《沉香》在剛開篇的時候，她采取說書人的口吻來引出整篇的故事：“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率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聽我說一段戰前香港的故事。您這一爐沉香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在中國的舊小說中，大多只有單條線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時空的先后順序來進行故事的結構，因此脈絡清晰，井然有序。張愛玲的小說也大多具有如此特點，雖然中間有一些比較小的倒敘和插敘，但是總體的線索仍然是以時間順序為主的，例如《傾城之戀》、《封鎖》等。張愛玲的小說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運為線索，串起整篇小說的結構，并且嚴格按照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順序進行構造，具有典型的舊小說特點。

　　二、華美之極的寫作技巧

　　(一)語言與意象的完美結合

　　張愛玲的作品中對于語言運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語言與意象的完美結合，通過精準的描寫，應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達出常人難以表達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復雜內心，這是張愛玲作品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準的語言把握能力，和她對生活細致的觀察和豐富的想象力是分不開的，這在張愛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顯的體現。如在《沉香屑·第二爐香》中，有這么一段關于情境的描寫：

　　“墻里的春天延燒到墻外去，滿山轟轟烈烈開著野杜鵑，那灼灼的紅色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子去了。杜鵑外面，就是那濃藍的海，海里泊著白色的大船。”

　　這段景色描寫華美至極，給人營造了強烈的色彩對比感，甚至使人產生一種身處夢幻的真實感覺。張愛玲用各種看似不協調的色彩，渲染了氣氛，給讀者烘托出一種奇幻的景象。這種語言營造的華美景色描寫并不是空洞無味的，映襯出了作品的主題和當時人物的心理，為主人公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時的模糊意識和心理的恐懼感進行了鋪墊，這樣的描寫，對于情節的轉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襯托作用。

　　(二)淺幽默的語言特色

　　讀張愛玲的小說，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張愛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華，機智幽默成為構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戲，是知識、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張愛玲的幽默極具品位，絕非強搔人癢，而完全是在不經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錦言秀句令人從心底微笑或者贊嘆，繼而產生無限遐想。比如談到如何起名字，張愛玲這樣寫：“天主教的神父與耶穌教的牧師也給受洗禮的嬰兒取名字，(想必這是他們的職司中最有興趣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永遠跳不出喬治、瑪麗、伊麗莎白的圈子。我曾經收集過二三百個英國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這里了，縱有遺漏也不多。”有個老笑話：一個人翻遍了圣經，想找一個別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訴牧師，決定用一個從來沒有用過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來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卻又字字珠璣。事實上，這樣的幽默警句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筆成趣，令人回味無窮，便她作品的藝術氣質更加豐滿動人。

　　(三)開放式的結尾

　　張愛玲的小說基本都是開放式的結尾，她在寫小說時對于結局從不固定，并不給人物的最后結果作一個全面性的總結，往往利用開放式的結尾，給讀者留下想象的空間，讓她們自己思考人物的命運。比如《封鎖》一文的結尾“……宗楨捻滅了電燈，手心汗潮了，渾身一滴滴沁出汗來，像小蟲子癢癢地在爬。她又開了燈，烏殼蟲不見了，爬回窠里去了。”在這里，作者借小蟲字來表達呂宗楨的心情，小蟲子其實就是呂宗楨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絕在各自的軀殼里，小心翼翼地活著，無力對命運做出任何改變。小說到這里再也沒有寫下去，張愛玲留給讀者們一個開放式的想象空間，讓讀者對于人物接下來命運進行自主的思考。其實，我們通過對這里關于小蟲子似的描寫，可以猜出宗楨與翠遠再也不會有任何交集，因為她只是所謂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現狀，不敢打破命運的桎梏。

　　三、獨特視角的女性命運描寫

　　張愛玲的小說充滿了對女性的關心和愛護，她以女性的角度，結合自己對人生的領悟，用獨到的藝術表現出了特定時代背景下，女人在命運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藝術的語言表現了女性們對于生活窮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卻又無何奈何的心里掙扎。張愛玲從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傳統歷史壓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點。在張愛玲的筆下，女性角色大多數是受到中國傳統封建意識形態的壓迫的，是卑微可憐的小角色，不能夠反抗命運的不公，無論怎么掙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運，令人感到扼腕嘆息。

　　比如在《金鎖記》中，張愛玲就從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這個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戶人家，她為了得到權勢，攀權附貴，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傳統封建意識的束縛下，這種門戶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敗，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愛情，受盡了蹂躪和踐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鎖下成為婚姻的犧牲品。但是，她將自己的不幸卻又轉嫁到自己的一對子女上，親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殺在搖籃之中。她的內心受盡了折磨，但是卻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發生扭曲，愈來愈喪心病狂，變得瘋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運悲劇是無可避免的，這種悲劇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無法主宰和反抗命運的壓迫。

　　張愛玲小說有意向的多樣性、心理化傾向和意向連綴等特點，既汲取了傳統文學的優點，又更多融入了現代都市人感覺;強調主觀感覺始終不離生動可感的具象描繪，獨樹一格，是中國現當代小說中一道別致的風景線。

　　拓展：

　　主要成就

　　張愛玲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學創作，另外在學術與翻譯外國作品上也有一定成就。

　　小說創作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創作涉及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其中以小說成就最高。張愛玲小說超越了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小說無論是選材、立意，還是人物塑造、敘事結構和語言技巧無不顯現出個人的特色，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說無論是超越雅俗，還是對邊緣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寫，都是20世紀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無法比擬的。因此她的小說不能歸于任何一個小說流派，而是個獨特的存在，為中國小說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張愛玲貢獻了一批文學精品，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在中國小說史具有坐標的價值。其小說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和女性文學的新天地

　　張愛玲的小說，與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為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征。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遠離抗日救國的主流話語，把眼光投向了“婚姻、愛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其小說集《傳奇》刻畫了一大群真實地生存于男權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張愛玲一樣，從女性本體出發，懷著對經濟和精神上缺乏獨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關注，孜孜于女性悲慘命運的寫作，通過對一系列女性殊途同歸的可悲命運的描寫，既揭示了男權社會制度、傳統文化及習俗對女性的摧殘，更將筆觸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從女人原罪意識出發，對女性自身的人格弱點進行了思索與批判，開啟女性批判立場。

　　張愛玲小說摒棄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對男權社會單一的控訴，而是“讓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繹，呈現其矛盾、壓抑、自我沖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層面貌”。小說敘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說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識的女性如白流蘇、敦鳳等，無知識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幾乎都把婚姻當作了自己的職業和獲取金錢、物質的籌碼，全然沒有女性的自我尊嚴和獨立人格，甚至不自覺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著施害于人的角色。張愛玲認為，外在的社會因素對女性的禁錮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狀態和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女性心靈深處的自私、軟弱和奴性意識。人的悲劇性命運不僅存在于外界的威脅，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類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這就使張愛玲小說由對女性悲劇命運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對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人生、命運、歷史的感悟與思考。

　　張愛玲小說對女性內心陰暗面進行了極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說：“女人縱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卻有一點‘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偉大使她能夠寬恕女人的一切。這就避免了對女性進行一般化的描寫，而進入到更高層次的理性思考層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創作達到一個新高峰，從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張愛玲還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來審視女性問題，這一獨特觀察視角的選取，使女性寫作文本空間中的文化意蘊得以彰顯，為中國女性文學打開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對后來的女性文學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意義。

　　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度

　　張愛玲的創作巔峰期主要是20世紀的40年代，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個特定的時代，形成了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并存的局面。在“孤島”上海，作家們面臨著“言”與“不言”的雙重壓力，于是在政治和風月之外，將目光轉向寫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張愛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擺脫主流文學的影響，用自己的傳奇故事營造出一個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關懷的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張愛玲非常重視繼承寫實小說的傳統，摒棄了寫實小說中常見的因果報應和教化宣傳對小說形式的禁錮，以平淡、自然、真實的筆觸摹畫生活。

　　張愛玲早期的小說集《傳奇》皆有所本，后來的小說更是尊重真人實事。其小說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寫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間習俗為特色，以對兩性關系、婚戀關系和日常生活的講述為敘事重點，并注重傳達出蒼涼的生命體驗，展示了一幅幅鮮明生動的上海普通市民階層的風俗畫。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突出為兩類市民形象：一類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賭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靜待歷史淘汰的遺老遺少；另一類是生長在街頭里巷，在繁瑣的世俗生活中尋求安穩卻屢遭磨難的小奸小壞的小市民。他們是軟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卻是這個時代最廣大的負荷者，在他們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學真實可信的基礎。

　　張愛玲認為，真實是一切藝術創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傾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并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于結婚了，但結婚并不使他變為圣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在張愛玲看來，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應該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邏輯和心理軌跡去創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脫離、違背生活的真實。香港之戰雖然使白流蘇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變化，但如果硬要給他們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藝術創作上的敗筆。

　　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藝術風格

　　一位批評家說過：“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風格的卓爾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說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風格，更是一種難得的殊榮。張愛玲擁有這樣的榮譽，她的作品被人們稱為‘張愛玲體’。”的確，張愛玲的成功，不僅在于她筆下獨特的“傳奇”故事，還在于她獨特的小說藝術。

　　張愛玲是人物刻畫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變態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對兩性心理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進展，體現了作者對人物豐富復雜內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種社會根源，使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深度。小說的敘事方式采用傳統的全知視角，并利用反諷和參差對照的寫法構成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時空設置、故事情節、人物活動等方面的結構安排上獨具匠心，使小說呈現出色彩紛繁的面目和悲憫蒼涼的美學基調，將讀者一步步引進作者營造的蒼涼世界里去。小說意象的營造豐富而傳神，她善于將聲音、氣味、色彩等感官調動起來，具有鮮明的視角性和立體感。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別具一格，詞語既典雅又通俗，既艷麗又靈透，造語新奇，“通感”手法運用得當，藝術感覺異常敏銳精微。張愛玲用古典小說的外殼表現現代的主題，能把現代派小說與傳統的民族形式相結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溝通中外，既提高了現代通俗文學的品位，又縮短了現代小說與世界文學的距離。種種創作技巧使張愛玲的小說深受讀者歡迎。

　　對中國文學史的貢獻

　　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以其《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在那個“低氣壓的時代”的上海文壇引起一片嘩然。可以不把她稱之為文學大師，但誰也不能否認張愛玲小說繼承傳統又能超越傳統，在小說表現技巧的運用上大膽創新，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突破，形成了“說書人的構思、冷靜的敘述心態、參差對照的寫實手法、感覺外化的心理描寫、突出的個性化的直覺意象以及蒼涼的美學意境共同組成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文體”。這一文體對人們的創作起著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這是她對現代小說的最大貢獻。

　　張愛玲信奉經典作家的“文學是人學”的創作理念，并不斷實踐。當對人的本性和命運的關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時候，張愛玲的小說卻充分展現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許正因如此，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散文成就

　　張愛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張愛玲的散文里，她成功地將感性與理性，具體的當下的人生體驗與深刻的哲理思考融于一體。一方面，她的散文講究世俗情趣，實實在在而又心懷憧憬地透視現實人生，談自己的經歷，所見所聞，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飲食、生活起居等等，但張愛玲并不過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淺表層面，而是對生活做更深一層的挖掘，對上述的生活現象、文化現象進行細致的感悟、思考，進而闡釋自己對人生的深刻見解，從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帶上了理性思辨色彩。

　　事實上，張愛玲如此不厭其煩地描寫人間生活的瑣瑣碎碎的人生體驗，點點滴滴的人間快樂，正是因為這一切具體的物質生活才是“安穩的人生”的本質，它使生活顯得更為真實。張愛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諦，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寫得情趣盎然。

　　剖析戰亂中的人性是張愛玲散文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張愛玲對人性的看法是偏向于惡的，她更多地描寫了現世生活中鮮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體驗，并毫不隱瞞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無情。對張愛玲而言，她生于亂世，長于亂世，從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與溫暖，所以她總有無家可歸之感。她把這種感覺以理性觀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本之中，然而張愛玲并沒有大肆的直接描寫這種精神上的荒涼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熱情或冷峻地描寫了她所體的種種感性的家，借此給讀者意味深長的啟示。在張愛玲看似隨意的散文藝術世界里，不斷地有她對那個時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見閃現出來，于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構成了張愛玲散文的藝術境界。

　　張愛玲散文所體現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藝術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運用的獨特藝術手段分不開。首先，在文體上，她采用了議論小品文的文體。其次，在語言的運用上，她采用的是形象的敘事語言和精警的議論語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個藝術手段就是采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將人物、景物或心情傳達得精致、細膩、形象可愛，充滿著藝術的韻味和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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