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黃波的《亦雅亦俗汪曾祺》

學習黃波的《亦雅亦俗汪曾祺》

　　引導語：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fā)人深思。下面是小編收集一篇有關他的文章《亦雅亦俗汪曾祺》，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亦雅亦俗汪曾祺》

　　黃波

　　買到汪曾祺的兩本小書，都是山東畫報出版社在汪氏逝世后出版的，一為《文與畫》，收錄其關于國畫的文字，并配有他自作的畫;二為《五味》，均為談吃的美文。其實汪氏小說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購藏，這次再度解囊，實在是這兩本小書裝幀精致，開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在開始回暖的陽光下，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隨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誕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學，當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極少，而汪曾祺是這極少數(shù)中我最喜歡的一個。可是說到喜歡的理由，一時又無從置答。喜歡其文字的清和雅?喜歡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種仿佛不經(jīng)意的淡淡的情致?……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這回重讀的汪曾祺作品，均非其專攻所在，不過是其創(chuàng)作之余事，居然對上面這個連自己也茫然的問題若有所悟。

　　汪曾祺談吃，一點兒也不氣派。拌菠菜、干絲、豆汁兒、蕓豆……都是家常物什。他自己婉辭“美食家”的桂冠時，即以此為謙謝的理由，說：“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島去，東道主送了我好些魚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沒有動，因為不知道怎么做。”不喜“大菜”，只好“小菜”，這本系文人故習，猶如作詩不能露出富貴氣一樣。著有《隨園食單》的清代詩人袁枚在一封書信中就說：“飲食之道不可以隨眾，尤不可以務名。燕窩、海參，虛名之士也，盜他味以為己味。”他譏諷為世人所艷稱的“燕窩、海參”為“虛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魚翅”輕輕拋在一邊如出一轍。不過，文人的這種習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才行，否則，過猶不及，容易顯出幾分矯飾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點，因為我們很難想象，時不時要在顯貴府上打秋風的他，會一心把那張饞嘴放在家常小菜上。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筆，我們就知道，這些小東西，他是真喜歡。飲食一道，汪曾祺嗜好從選料、收拾到調(diào)配、下廚，都不假手外人，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享受到的不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而他通過那些淡淡的文字，又把這種趣味傳遞給了我們。所以，簡直沒有資格上餐桌的拌蘿卜絲，在他手里和眼里竟是這般精致，“小紅水蘿卜，南方叫‘楊花蘿卜’，因為是楊花飄時上市的。洗凈，去根須，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為細絲，愈細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裝盤，輕紅嫩白，顏色可愛。”黃瓜皮在他那里也是下酒的佳品，“黃瓜切成寸斷，用水果刀從外至內(nèi)旋成薄條，如帶，成卷。……扦瓜皮極脆，嚼之有聲，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爾一曾治過國宴的廚師。一盤瓜皮，所費不過四五角錢耳。”“嚼之有聲”四字真是妙極!世間老饕甚多，不知道有多少還會于大快朵頤中細品那一記脆聲?

　　汪曾祺作畫，他自己說“無師法”，只是“瞎抹”，也許近于事實，因為他原無意在畫家中爭一席地。汪氏之畫是真正的“寫意”，略有一點構(gòu)思，便信手揮灑，不過事經(jīng)營，不刻意求工，逸筆草草，以抒其意。這也不算稀奇，大體還是傳統(tǒng)文人畫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其入畫的對象，大蒜，紅蘿卜，扁豆花，盤中的一尾魚，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齊白石的畫，間有鄉(xiāng)野小品，但像汪曾祺這樣主要地、大規(guī)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畫，似不多見。

　　汪曾祺文與人的風格還是他自己的文字說得最為到位。“做菜的樂趣第一是買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買的。……我不愛逛商店，愛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綠生青、新鮮水靈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悅。”有不喜歡汪曾祺的人譏諷他像遺老，可誰曾見過“愛逛菜市”、在買菜中體味“生之喜悅”的遺老?是的，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他對世俗生活的熱愛，裝是裝不出來的。

　　汪曾祺讓我想起兩個古代文人，就是陶淵明和蘇東坡。他們身上的一個共同點，我以為可用一句話概括，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懷”。陶、蘇的風雅自不消說得，而同時他們與世俗的親近也是真誠的。鄰居殺只雞邀陶淵明同享，他會樂不可支地寫一首赴席的好詩;坡翁街頭聽人談鬼，說咱們姑妄談之姑妄聽之。這樣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讓我輩平民可親可感。汪曾祺繼承的，正是陶淵明和蘇東坡的余韻。我們看他的小說和散文，抒情節(jié)制，也不刻畫大奸大惡，更不以污穢的東西入文，其矜持頗近于傳統(tǒng)美學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審美趣味，而現(xiàn)在我們通過《文與畫》和《五味》所看到的，則是一個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懷”，這可說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很好的傳統(tǒng)。但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想一想，應該如何使這樣的傳統(tǒng)不致消失了。

　　《亦雅亦俗汪曾祺》閱讀練習題

　　(1)下列對傳記有關內(nèi)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當?shù)膬身検牵? )(5分)

　　A.作者買到汪曾祺的兩本小書，一為《文與畫》，二為《五味》。原因是這兩本小書裝幀精致，開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B.作者喜歡汪曾祺是緣于他文與人的風格：其文字清新，且透露出那種仿佛不經(jīng)意的淡淡的情致;其人雅，但更是俗——真正熱愛世俗生活。

　　C.汪曾祺喜歡從菜市選料如蘿卜、黃瓜、魚翅類，一直到調(diào)配、下廚的全過程都獨自完成，從中享受做菜的趣味和菜的滋味。

　　D.汪曾祺自稱作畫“無師法”，只是“瞎抹”，但從他畫的對象和“寫意”的風格來看，他的畫是雅致的，其創(chuàng)意似不多見。

　　E.汪曾祺為文，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審美趣味，其選材不寫大奸大惡、污穢之物，抒情節(jié)制，而讓平民可親可感。汪氏如陶淵明、蘇軾一樣有“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懷”。

　　(2)請你結(jié)合文意談談對“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理解。(6分)

　　(3)文章將汪曾祺與袁枚比，又將汪曾祺與陶淵明和蘇軾比，試說說這兩處對比的異同(6分)

　　(4)文章著重寫“談吃，一點兒也不氣派”,“作畫，只是‘瞎抹’”皆屬俗事，而文題是“亦俗亦雅”，結(jié)合原文，探究作者對“俗”、“雅”的處理是否得當，并談談你對“俗”、“雅”的理解。(8分)

　　《亦雅亦俗汪曾祺》閱讀答案

　　12.實用類文本

　　(1).B理解全面給3分，E ，理解準確，和主旨關系密切，給2分，A項正確，但過于直白淺顯，給1分，C項“喜歡從菜市選料如蘿卜、黃瓜、魚翅類”錯，D項“他的畫是雅致的，其創(chuàng)意似不多見”與原文不符。)

　　(2).(6分)①“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快樂和悲傷都要有節(jié)制，不要走向兩個極端。②既有高雅的趣味，又有與世俗親近的真誠。③寫詩為文抒情有節(jié)制，不刻畫大奸大惡，更不以污穢的東西入文，保持一種高尚的矜持。(每答對一點給2分，意思答對即可)

　　(3).①文章將汪曾祺與袁枚比，是要比出二人的同中之異：袁枚譏諷為世人所艷稱的“燕窩、海參”為“虛名之士”，汪曾祺把“魚翅”輕輕拋在一邊，兩者如出一轍，然而汪曾祺對家常小菜的喜歡才是真喜歡。②與陶淵明和蘇軾比，是要比出異中之同：他們身上的一個共同點，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懷”。陶、蘇的風雅自不消說，他們與世俗的親近也是真誠的。汪曾祺繼承的，正是陶淵明和蘇東坡的余韻。(6分每答出一點給3分，意思對即可。)

　　(4).(8分)：觀點明確，給1分;論述合理、理由充分，給4分;聯(lián)系現(xiàn)實談看法3分)

　　文中寫汪曾祺先生的雅：有“不喜‘大菜’，只喜‘小菜’這樣的文人故習”;作畫是‘寫意’，大體還是傳統(tǒng)文人畫的路子。(1分)他的俗：喜歡的小菜都是家常物什，喜歡畫的對象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1分)寫他的“俗”，其實是寫他對世俗生活的本真熱愛，同時又突出了他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雅”。亦俗亦雅，相得益彰，寫出了如陶淵明、蘇軾一樣既耿介清高，又讓平民可親可感的汪老形象。(2分)

　　汪曾祺作品與評價：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羊舍一夕》;

　　小說集：《邂逅集》《晚飯花集》《茱萸集》《初訪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

　　藝術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與畫》;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

　　劇本京劇：《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京劇：《范進中舉》;文集：《汪曾祺自選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說卷》《散文卷》《文論卷》《戲曲劇本卷》1993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說卷》《散文卷》《戲劇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說戲》《五味》《談師友》《文與畫》《人間草木》，山東畫報出版社)。

　　《端午的鴨蛋》被選錄人教版初二下冊語文教材。

　　藝術評價

　　1、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jié)構(gòu)的苦心經(jīng)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zhì)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xiāng)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wǎng)捉蟬選一根結(jié)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wǎng)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wǎng),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zhì)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fā)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xiàn)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xiàn)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jīng)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gòu)，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fā)現(xiàn)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zhì)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chǎn)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diào)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zhì)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xiàn)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nèi)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chuàng)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xiàn)代人的生活節(jié)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xiàn)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fā)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2、小說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chuàng)作上追求回到現(xiàn)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diào)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zhì)，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fā)現(xiàn)，以近乎虔敬的態(tài)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tǒng)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fā)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nèi)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fā)出深沉的嘆喟。《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yè)》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quán)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zhì)。《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diào)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diào)節(jié)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tài)，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jīng)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xiàn)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chuàng)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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