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的俗與雅

時間：2024-08-29 04:09:16 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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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的俗與雅

　　導語：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京派最后一個作家”。擁有博雅圓熟的人生修養、高雅精致的生活與藝術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訴求和理想。為此，他自覺地忌諱、規避和否定凡俗氣。

　　汪曾祺從小受傳統文化精神熏陶，1930年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師從沈從文等名家學習寫作。他是跨越幾個時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說、散文、戲劇文學與藝術研究上都有建樹的作家。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京派最后一個作家”。擁有博雅圓熟的人生修養、高雅精致的生活與藝術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訴求和理想。為此，他自覺地忌諱、規避和否定凡俗氣。當然，汪曾祺忌諱、規避和否定凡俗氣不等于他沒有凡俗氣。他以薄俗尚雅、避俗求雅為生活實踐和文藝實踐的主導價值取向，意味著凡俗氣是其生活實踐和文藝實踐的背景和底色。筆者試從汪曾祺作品的選材、結構、語言三個方面探究其作品的俗與雅。

　　一、選材的俗與雅

　　汪曾祺作品取材的特點主要是寫舊社會舊生活，他的小說大多是往事的回憶，回憶最多的是其故鄉高郵城鄉的人和事。在他的小說中還是在散文里，汪曾棋的內在情緒多是歡樂的，他所表達的多是對民間生活“俗趣”的發乎內心的貼近與欣賞。《五味》、《食道舊尋》、《昆明菜》等既是在寫“ 吃”之“俗趣”，更是在寫一方水土方風俗而《閑市閑民》、《美國女生》等，是真正體會了生活的簡單明凈即便《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聞一多先生上課》、《唐立廠先生》、《金岳霖先生》、《吳雨僧先生二三事》等，汪曾棋也都著眼于所見之人、所歷之事的趣味。在汪曾祺筆下，無論城市的還是鄉村的生活，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名學者，都無本質的差別，因為他所關注的是世間小兒女的生活本身的“俗趣”。

　　選材的雅化是讓世俗人生帶上詩意。汪曾祺切入生活有獨特的視角他戲稱自己是“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挖掘了我們民族中儒家思想合理的一面，如相互同情、幫助、講求仁愛、相濡以沫等。在《鑒賞家》中，果販葉三不以自身地位之卑而媚悅尊貴之人，他出售水果，評點畫作，都以誠相見，坦率直言，從而贏得畫家季甸民的友誼和敬重。《歲寒三友》里的畫家靳彝甫在朋友窮愁潦倒之際，將珍藏多年的三塊傳世“ 田黃” 變賣，以資助朋友，同飲酒樓，都表現了真誠待人、救助危難等傳統美德。汪曾祺說：“我想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身上發現人的詩意，人的美”。這種把儒家思想文化精華融于作品，處處透露詩意與美是其作品選材之雅的體現。

　　二、結構的俗與雅

　　汪曾祺提出了“氛圍即小說”的命題，他的小說作品不注重編輯情節，追求一種散文美的境界，這也是他不落前人窠臼之處。但是在有限的故事結構中還是難以掩蓋其俗。如《受戒》和《大淖記事》那樣為人物營造一個基本上超脫社會固有結構的特異生存與發展空間，他雖在美學層面極力替人物的潛在欲望、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等辯護，但這無法淡化不符合現實倫理規范的男女關系隱匿著的粗鄙感，無法消散人性深處潛伏著的亂倫沖動和窺視癖散發出的濃厚凡俗氣。

　　結構的雅化表現在排斥情節小說的通俗性，而把小說寫成散文那樣“浪漫”，創造為一般讀者所不大熟悉的散文體小說新品種。汪曾祺說“小說應該是散散漫漫的，不要過于嚴謹的結構。”他的小說不注重編輯情節，反戲劇巧合，無懸念，無高潮，追求散文美，他是新時期散文體小說的開創者。《異秉》寫一些生意人的生活，賣薰燒的王二是一個片斷，藥店的生活又是一個片斷。見多識廣的張漢說古道今，說人生有命，命好者皆有“異秉”，這些片斷并無連貫的故事情節，而像順手寫來的隨筆，卻于此隨筆中傳遞出人生百味，但各自獨立的斷片，卻渾然一體，因有意脈貫穿其中，結尾處常有點睛之筆。《雞毛》的結尾說：“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 ，點明上文的生活片斷，都是在展示各種各樣的人品與人情世態;文嫂的人品與不幸，令人同情、尊重，而金昌煥的怪異與缺德，也不足為奇，林子大了，什么鳥沒有呢?

　　三、語言的俗與雅

　　在汪曾祺筆下的人物精神，好像不需要用傳統的外貌描寫、心理描寫、細節描寫或是行動、情節等多重手段，只要人物一開口說話，人物的精神立刻毫發畢現，無一遺漏。語言的功力在這里遠遠超越了其他性格刻畫的手法。所以，汪曾祺的這種高超的語言表現力使他不必要再以故事情節或者人物性格吸引讀者，只語言這一項，就足以使汪曾祺成為卓越的小說家。這種語言在汪曾祺的文本中并不少見，尤其當寫作對象是民間底層的人物時，汪曾祺就更善于使用這種見精神的語言。他寫舊北京扛包人的語言：

　　“能混飽了?”

　　“能! 那會兒吃得多! 早晨起來，半斤豬頭肉，一斤烙餅。中午，一樣。每天每晚半晌吃得少點。半斤餅，喝點稀的，喝一口酒。齊啦。就怕下雨。趕上連陰天，慘嘍：沒活兒。怎么辦呢，拿著面口袋，到一家熟糧店去：‘掌柜的!’‘來啦! 幾斤?’告訴他幾斤幾斤，‘接著!’沒的說。趕天好了，拿了錢，趕緊給人家送回去。為人在世，講信用。家里揭不開鍋的時候，少! ……

　　——《安樂居》

　　這樣的語言之下，一個人內在的精神和靈魂都在自我的語言中展現出來，語言本身即具有了“形象” 性，舊北京底層勞動者的神態性格乃至人品都在這樣的語句中顯現出來。

　　汪曾棋小說的語言雅化也是很明顯的。他說：“ 語言具有有內容性”，“ 語言是小說的本體”，“ 語言具有文化性” 。汪曾祺有著深厚的文化修養，甚至有著士大夫的氣質與風范，他的小說語言規范典雅，有種書卷氣，有幾分雅致。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可以用“雅”、“潔”、 “緩”、“趣”幾個字來概括。具體的來說，就是他的敘述語言濃淡適度，即在應該展開的地方濃重施墨，繪聲繪色，在應該展開的地方淡淡著墨，輕筆點染。比如《羊舍一夕》中作者對于放羊的描寫：“放羊娃到了坡上，把羊打開一放一個滿天星——都均勻的撒開;或者鳳凰單展翅——順著山坡，斜斜的上去。《大淖記事》中，對于巧云和十一子的情感描繪：“巧云和十一子都到歲數了，心里不是沒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飄過來，飄過去，下不成雨。”都可謂下筆頗濃。作者在這里多用富有表現力的單字動詞和量詞，并且大量使用含蓄而優美動人的比喻，來表達一種情感，繪制一幅圖畫，濃妝淡抹中含蓄地表現了作者的歡樂情緒。相比之下，作者在《歲寒三友》中對于王瘦吾年輕時的“瀟灑”，陶虎臣走投無路時的“氣氛”的描寫就有些“輕描淡寫”，作者將王瘦吾的“瀟灑”描寫為“春秋佳日、文酒雅集”，將陶虎臣所處氣氛描寫為“歲寒天暮，彤云釀雪”，讀來使人覺得淡而不淺，韻味十足。正是這濃淡適度，韻味深長，恰當確切的語言，構成了“峻潔”的文體，從而造成了一種“散而不松，緩而不慢”的敘述風度，使作品有了深邃、從容、典雅的情調，從中傳達出了更深的韻味。正是這“潔、散、緩、雅”的語言，使他的小說呈現出散文氣質，并獲得美文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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