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汪曾祺作品看中華人文精神

時間：2024-06-19 09:02:51 詩琳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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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汪曾祺作品看中華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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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汪曾祺是當代德高望重的小說家和散文家，其作品內涵深厚，遣詞頗有韻味，因其體現了古典文學中的精華。他在創作時慣于將側重點放在追求人性自由方面，人文氣息濃厚。本文著眼于其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予以淺析。

　　2、汪曾祺作品中人文精神的體現

　　2.1中華人文精神之――人性的和諧

　　汪曾祺的作品有著濃厚的古典韻味，遣詞造句方面是如此，思想內涵上更是如此，故而，其作品對孟子“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所沿襲。故而汪曾祺的作品首當其沖體現出來的就是人性的和諧，他的作品表達了其對人性自由以及萬物和諧的追求以及向往。例如在《受戒》中，大多數和尚都將戒律清規當做耳旁風，仁山在荸薺庵里也從不忌諱，連袈裟都懶得穿，每年夏天，酷暑難耐時，仁海的妻子還要例行公事一般來寺廟里消遣一段時間，仁渡雖然沒有正妻，卻也有一個相好。他們雖是出家人，但也吃酒賭博，毫不遮掩。他們甚至將寺廟“轉了形狀”，將其發展為商賈們的聚會游樂，廝混的地方。讓人驚嘆的是，連聲名遠播，德高望重的積因寺方丈都有個妙齡小妾。作者這樣寫的意圖就是為了體現人性的和諧，認為七情六欲是人的正常欲求和本能，既要“仁”，就要“平等”，即要平等，和尚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出家人也是人，雖然生活的地點和方式不同，卻沒有什么很大的特殊，與其他俗人應當“殊途同歸”才好。雖然作者認為愛情是無可厚非的，即使是和尚。然而，其作品的背景往往是禁欲的年代。這樣更能體現反叛意識，對比鮮明，則更顯得了不得。盡管愛情并不是一個浪漫的純物，其中充滿物質和交換(那個年代大多如此)，然而，他的精神仍舊是執著的。例如在《大淖記事》一作中，保安隊的劉號搶占了巧云，然而，十一子并不因其不是完璧之身而戴著有色眼鏡看她，相反，他們兩情相悅，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在一起。他們的朋友也在很大程度上救濟了他們，在十一子遭到毒打之后，巧云以一個賢良并且堅忍不拔的女性形象當起了家里的頂梁柱，對其照顧有加。在《受戒》中，明海雖然是以和尚的身份出現，然而，他與小英子的如膠似漆大家都有目共睹，小英子也毫不忌諱地問他道“我當你老婆，你要是不要?”結果不用費疑猜，他當然是接受的。

　　2.2中華人文精神之――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和諧

　　除人性方面的和諧，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作為讀者和筆者，本人不禁推想，在作者之前經歷過的故鄉生活中，他一定也經過不少各種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丑惡現象，甚至慣看社會中的“不公平”。然而，他堅信匆匆流逝的歲月能將人性的丑惡慢慢過濾洗刷干凈，留下一些積極向上的“精華”，除此之外，作者還樂觀地認為“小說者，莫過于回憶也”。他的文學主張和樂觀的心態讓其作品中多處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美好在其作品中，他認為人的言論、行為以及心智思想無一不是自由的，這與如今憲法中規定的“凡是國民，皆享有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權利等等“條款”步調一致，故而，汪曾祺的作品非常具有前瞻性和進步性。總之，汪曾祺強調的是“以人為本”，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是社會的必然趨勢，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個群居動物，不可能單獨存在，故而，人與人之間是無關功利和物質等等的。雖然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極端和片面，然而，瑕不掩瑜，總歸是利大于弊的。例如在其《鑒賞家》一文中，葉三與季淘民二人毋庸置疑不在一個“檔次”，身份懸殊較大，一個是市井小民，而另一個是頗有名氣的畫家。季看到葉三窮得無米下鍋，將其墨寶慷慨相贈，望以此解卻葉三的生計之難，然而葉三卻備受感動，即使家徒四壁也不舍將友人的心意變賣掉。甚至再三叮囑兒子，一旦自己死了，要將畫與自己一并埋葬。從中我們可看到他們二人之間是何等親厚，無關功利，互敬互尊，令人動容。從中我們可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2.3中華人文精神之――人和自然的和諧

　　從汪曾祺作品中，讀者不難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汪曾祺的家鄉高郵是一個秀麗恬靜的水鄉，這便是為什么他的作品中即使沒有寫到水，總蕩漾著如水一般的詩意和柔情。可看出他提倡在寫作時將人與自然結合起來，認為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大自然中的景色無疑能為故事情節添上一抹亮色，并且有助于情節的發展，使其看上去更加順理成章，并且，自然中的景物無疑是美好愛情的溫床。這一點在剛剛提到的《大淖記事》中頗有體現。自然景色的融入將十一子和巧云的愛情看上去更加必然而流暢，毫不牽強唐突。

　　3、結論

　　汪曾祺坦言，自己的作品頗受兩千多千年老莊的影響，其中充滿了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莫過于“和諧二字”。本文分析了三個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性本身的和諧，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求學經歷

　　1925年，汪曾祺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學習。1926年秋，汪曾祺入縣立第五小學讀書。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讀高中二年級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并輾轉借讀于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以及鹽城臨時中學，這些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爭而打亂。汪曾祺就這樣勉強讀完中學。后戰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半年，他在小說《受戒》里描寫過這個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大學期間，汪曾祺與同學創辦校內的《文聚》雜志，并不斷在雜志上發表詩歌、小說。

　　解放前夕

　　1944年，為生活計，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觀音寺的一個由聯大同學辦的“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師，在兩年的教學期間，汪曾祺寫了小說《小學校的鐘聲》，重寫小說《復仇》。后由沈從文推薦給鄭振鐸在上海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發表。此外，還寫了小說《職業》、《落魄》、《老魯》等。這期間汪曾祺與同在中國建設中學任教的施松卿相識，并建立了戀愛關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民辦致遠中學任教師兩年，直到1948年初春離開。這期間，寫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

　　1948年初春，汪曾祺離開上海到北京，與在北京大學外語系任助教的施松卿會合，臨時借住在北京大學。失業半年后，才在北京歷史博物館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報名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在武漢被留下來參與接管文教單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中的一種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復仇》、《老魯》、《藝術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和《邂逅》。5月，與施松卿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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