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洲》賞析
《泊船瓜洲》
年代：宋作者：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分類標簽：描寫春天思鄉詩小學
作品賞析
【注釋】：
[1]京口：今江蘇鎮江。瓜洲：在長江北岸，揚州南面。
[2]鐘山：今南京市紫金山。
【簡析】：
詩人乘船路過瓜洲，懷念金陵（南京）故居，因作此詩。京口和瓜洲之間只隔著一條長江，我所居住的鐘山隱沒在幾座山巒的后邊。暖和的春風啊，吹綠了江南的田野；明月喲，什么時候才能照著我回到鐘山下的家里？
【賞析】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北宋臨川（今江西臨川縣）人，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身體力行致力于改革的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據史料記載，王安石1069年開始推行新法，數年后，因新舊黨爭十分激烈，宋神宗終于下令“權罷新法”，王安石也被迫辭官。晚年在鐘山過著隱居生活。
據說王安石辭官的第二年，皇帝又起用他，召他進京。一日，詩人乘船路過瓜洲，因懷念金陵故居，在船停泊瓜州小憩時，王安石立在船頭遠眺，看到京口和瓜州就隔著一條長江，鐘山也只是相隔著幾座大山，春風已經吹到了江南，大地又是一片春光，他想到這里，不禁又想起自己推行的變法運動，他深信自己一定會使變法成功，怎奈朝廷內部斗爭尖銳，自覺前途迷惘，不由又觸動了對家鄉的情思。面對此情此景，詩人不由吟出了一首七言絕句：“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在這四句詩中詩人特別喜歡“春風又到江南岸”一句，因為春風暗示了他推行的變法運動，可是，又覺得“到”這個字用得還不夠生動，他想改成“入”和“過”，后來又想到了“滿”，又都覺得不滿意。整整想了一夜，卻沒有結果。第二天一早，他又來到船頭，忽然看到江岸一片蔥綠，于是心中一亮，這個“綠”字就此誕生了，春風又綠江南岸”因此成了千古名句，這首詩也成了流傳千古的名作。
《泊船瓜洲》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詩，它抒發了詩人眺望江南、思念家鄉的深切感情。從詩題中我們又知道，詩人的立足點是在長江北岸的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寫的是遠眺所見，詩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江南，看到“京口”與“瓜洲”這么近，中間只隔一條江水，由此聯想到家園所在的鐘山也只不過隔了幾座大山，也不遠了，于是水到渠成地就有了“鐘山只隔數重山”。前者寫的是所見，而后者寫的是所想，這一想，就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形象再塑空間。同時，“鐘山只隔數重山”不僅寫了瓜洲與鐘山之間并不遙遠的距離，也流露了詩人思念家鄉的濃濃的情懷。
“春風又綠江南岸”不僅點出了時令已是春天，也不僅僅是描繪“江南岸”的春色，其中一個“又”字，又深深地蘊含了詩人多年的企盼。春風吹過江南已不知多少次，江南的田野山川也不知綠了多少回，如今春風依舊，明月依然，思鄉之情也在，可是詩人自己又身在何處？再看句中的“綠”字，它也不單單是今年吹綠了“江南岸”，而是年復一年，不止一次地“綠”遍千山萬水，就連整個江南都被染出了靈氣，卻終究難以染綠游子此時的思鄉情結。“明月何時照我還”是由“春風又綠江南岸”觸動詩人的思鄉情懷自然引發而來，詩人滿目新綠，想起春風已經不止一次吹綠大江南岸，可自己依然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到久別的故鄉，不覺寄情于明月：皎潔的明月啊，你什么時候才能陪伴著我回歸故里呢？再一次表達了詩人思念家鄉的深情。
詩人在詩作中十分注重用詞的準確性、生動性與形象化，“綠”字原本是一個形容詞，可在詩中卻是“吹綠”的意思，這在古漢語中叫做使動用法，是形容詞的動詞妙用，足見詩人遣詞造句的非凡功力。
《登飛來峰》
年代：宋作者：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飛來山一作：飛來峰）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只緣一作：自緣）
分類標簽：哲理詩
作品賞析
塔指紹興城南飛來山（又名寶林山、塔山）上的應天塔
①②句寫景，①句實寫，②句虛寫，虛實結合，組成一幅壯麗的美景。“千尋”寫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結合。這是一首哲理詩，表達了作者高瞻遠矚，對前途充滿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艱難，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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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佳處愜人意——說《登飛來峰》與《題西林壁》
湯文熙
清代紀昀說：“東坡、半山，旗鼓對壘，似應別有佳處，方愜人意。”（《批點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十三》）認為蘇軾與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見分馳，互相對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這兩位奇人在別的事情上能有某種相通之處，才能使人們滿意。
其實，蘇軾與王安石雖然年齡相差15歲，確有很多事跡不獨相通，而且巧合。比如：兩人都21歲進士及第，享年都65歲。王安石號半山，蘇軾號東坡，字號用意的情趣隱合。蘇軾解職黃州、赴任汝州、途經金陵時，曾與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據蘇軾在《與荊公書》中吐露，兩人曾相約在金陵買田卜鄰，相從林下。兩人平素多有詩歌唱和，并且見解吻合。據《西清詩話》：王安石在蔣山時，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蘇軾，蘇軾看后說：“離騷句法，乃今見之。”王安石亦說：“非你見諛，我亦自負如此。”又據宋人筆記稱：王安石在鐘山，有人自京師來，王安石問：蘇軾近來有無詩作？來人說：近聞蘇軾游廬山，有《題西林壁》一絕，即誦之。王安石聽后，頷首稱善。兩人都以文章盛名躋身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相通巧合的事跡使人感到，半山與東坡似乎是一對傳奇人物。這里有二人的詩作為證：一是王安石的《登飛來峰》，一是蘇軾的.《題西林壁》。
《登飛來峰》：“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登飛來峰》為王安石30歲時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年少氣盛，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發抒胸臆，寄托壯懷，可看作萬言書的先聲，實行新法的前奏。《題西林壁》為蘇軾47歲時所作。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離任黃州、就職汝州時，途次江西游廬山，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總結廬山之游的絕唱。《東坡志林》第7條載：“仆廬山詩盡于此矣”，可見這首詩是蘇軾的精心力構，也是他勘透世情的杰作，悟徹人生的妙諦。兩詩寫作，一先一后，時間相隔34年，一寫登飛來峰，一寫游廬山，地點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對讀比較兩詩，總覺字里行間似有同出一轍的蛛絲馬跡。
《登飛來峰》層次井然，安排穩妥。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峰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前，據《杭州圖經》：峰自天竺飛來，故名。而峰上更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后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后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轉句直入情語，著“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敗于此。詩人良苦用心，于此詩已見端倪。結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從全詩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飛來的高峰才觸發得出；但無“聞說雞鳴見日升”作鋪墊，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飛來峰上千尋塔”，才能用見日出聞天雞的故實；也只有在天外飛來的高峰見日出聞天雞，才能導出不畏末俗亂真、站得高看得遠的膽識氣概。思緒條貫，勾連緊密；天衣無縫，一氣呵成；前后關照，渾然一體。
《題西林壁》為蘇軾游廬山在西林寺題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晉江州刺史陶范所建，為廬山重要景觀之一。蘇軾《東坡志林》第7條《記游廬山》說：“往來山南北十余日，以為勝絕”，“最后與總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即指此詩。他先后寫了7首廬山記游詩，這是最后一首。這首詩對廬山作總體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詩景狀從平視、俯視中寫出。起句寫廬山橫面側面的山勢，平視廬山，奇勢疊出。概括精密準確，描繪細膩生動。廬山的峰嶺走向，基本如此。據南山宣律師《感通錄》：廬山有七座主要山嶺，一起向廬山之東，會合而成山峰，故姚寬的《西溪叢語》說：“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峰’之句，有自來矣。”承句寫廬山遠近高低的山勢，俯視廬山，變幻莫測，補足起句未盡之景。可見起、承兩句寫景不失其真，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語，亦是情語。過去有的注本對這兩句的注解多有穿鑿，如施元之《施注蘇詩》卷二十一，特引《華嚴經》中的話：“于一塵中，大小剎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來坐實“遠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來。又如《冷齋夜話》記黃庭堅評此詩說：“此老于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此又“搔癢不著”的贊語。似此注詩評詩，俱無足取，早有注家批駁，認為“凡此種詩，皆一時性靈所發，若必胸有釋典，而后爐錘出之，則意味索然矣。”（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十三）轉、結二句作情語，以議論的筆觸，寓哲理于抒情之中，暢寫人們習見的理念，即：人的主觀認識，各自都有局限性。寥寥14字，道盡人情事理，故此詩一出，立成典故，雅俗咸通，競相援引。從全詩看，后聯的理念，全從前聯的景語熔鑄鋪墊出來。理念的產生，來自奇幻瑰麗的想象，而雋永深刻的理趣，自會啟發出新鮮貼切的妙語。故歷代評家咸推此詩深含哲理，評價極高，最著者如《宋詩精華錄》卷二云：“此詩有新思想，似未經人道過。”現代《唐宋詩詞探勝》說此詩“善狀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兩者融洽無間”，非禪偈所能比擬，所評極是，似可定論。
通過兩詩對讀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兩詩在立意、謀篇、煉句上不僅相通，而且巧合。從詩題看，王詩用動詞“登”，蘇詩用動詞“題”，都用地名作賓語，構成動賓結構的短語。從體例看，兩詩都是寫景七絕。從全篇的立意構思看，王詩借寫景抒發壯懷，句句入扣；蘇詩借寫景暢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于詩境之中。從章法看，都是前聯寫景，后聯抒情。從表達的語勢看，兩詩的情語中幾個用字幾乎雷同。如王詩轉句用“不畏”承上啟下作過渡，蘇詩轉句用“不識”承上啟下作過渡，各自的關照都極穩妥，又如兩詩都用“只緣”導引結穴；又如王詩的“身在最高層”與蘇詩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來，兩詩的相通與巧合，達到逼肖，如出一轍。真是英雄所見極同，何其相似乃爾！世界上有這樣的奇人奇詩，豈不是愜人心意的一大佳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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