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敘事結構特征

時間：2024-11-06 18:43:26 邊城我要投稿

《邊城》敘事結構特征

　　《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排名第二位，僅次于魯迅的《吶喊》。它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純愛故事，展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邊城》的美學藝術，《邊城》這部小說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邊城》敘事結構特征

　　《邊城》成書于1931年，那正是沈從文愛情事業雙豐收的季節。1931年社會雖然動蕩不安，但總體上還是稍顯和平，這個時候中國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著人性的本質，沈從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過自己對湘西的印象，描寫了一個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給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條明路。人間尚有純潔自然的愛，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中國傳統小說多重視故事的講述與結構的營造，現代作家沈從文的系列“湘西小說”，對于故事情節的敘述亦頗具特色。例如，沈從文在他的小說《邊城》中，用簡潔質樸的文字描繪湘西人民種種生命形式，寄寓了作者對民間文化、鄉土文明、鄉下人性的探索和認識，以及對理想人生的贊美與追求，為現代文壇筑起了一個神奇優美的“湘西世界”，而且在繼承古典小說敘事方法的基礎上，又有了一定的突破，形成了小說自身獨到的多重敘事結構特征。例如，古典小說中的重復多為情節上的重復，而沈從文則重視事件場景、語言和某些象征性意象的重復。這種敘事策略既可以取消讀者對小說內容的陌生感，又進一步深化了小說主題。從藝術上講，《邊城》作為沈從文的代表作，它從本質上整體地體現了作家的文藝理念和藝術追求。關于《邊城》的結構，汪曾祺先生曾經說過：“《邊城》的結構異常完美。”那么，這種“完美”又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有鑒于此，本文專就此小說《邊城》中的敘事結構特征略加剖析，借以觀照沈從文小說創作藝術特質之一隅。

　　首先，在情節的構筑上，《邊城》運用了重復敘事的結構模式。眾所周知，傳統的小說是講究敘事的，而沈從文小說的創作卻往往突破原有的情節敘事模式，淡化情節，強調感情的滲透，注意凝結詩意。加強作品的含蓄性，擴大了小說藝術表現空間。表現在小說《邊城》中，則尤其十分重視事件場景的重復，以此來增強小說的詩化意蘊。簡言之，事件場景的重復是沈從文《邊城》中慣用的敘述模式，比如端午節賽龍舟的場景重復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描寫翠翠在端午節的龍舟賽會上與爺爺走散，遇見了船總順順的二兒子儺送，儺送派人將翠翠送回家，兩人在相處中彼此產生了朦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為了不能忘記上個端午節遇見儺送的“甜而美”的經過，又同祖父到城邊河街上去看賽龍舟。天突然下了雨，為避雨，祖孫兩人到船總順順家，沒有見到儺送卻遇上了大老天保，這就為日后兄弟兩個去碧溪姐唱歌埋下了伏筆。端午節場景第三次出現時，翠翠還一直“溫習著兩次過節、兩個日子所見所聞的一切，心中很快樂”時，聽聞儺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團總女兒。這對翠翠來說無疑是一個壞消息，因為她對儺送的愛情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生長了。于是當儺送與翠翠熱情打招呼時，翠翠“當真仿佛覺得自己是在生一個人的氣，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氣”。作家通過這三個相似的端午節場景記錄了翠翠與儺送感情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既是作家將自己的人物安插在寫意的風景畫里的一種策略，又十分巧妙地挑戰了中國自古以來簡單重復敘事手法的不足。

　　重復敘事結構還體現在小說中出現的三次死亡事件上。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來是孤立的，實則有深層的內在聯系，有一種潛在的因果關系。這三次死亡事件的總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殺身亡。翠翠的母親和一個軍官戀愛，但卻不能自由地結合，于是雙雙殉情而死。他們最終選擇死亡乃是維護生命的尊嚴，死亡是他們自主選擇的一種生命方式。沈從文把他們的死亡極度詩意化，在詩意的氛圍中展示出一種理想的生命形式與人性形態。翠翠父母的死產生一種悲劇性的連鎖反應。老船夫不得不承擔起撫養孤維的責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給一個可靠的人”，對翠翠的婚事總是猶豫、小心，以防女兒的悲劇在翠翠身上重演。老船夫的這種謹慎又導致天保遇難身亡，天保之死又導致儺送出走，最終自己也抱憾離開人世。死亡事件通向《邊城》的深層意義結構，具有整體象征的意味，彰顯出邊城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無可挽回的悲慘結局，由此形成了《邊城》田園牧歌與悲劇挽歌的雙層結構。

　　其次，圍繞翠翠的愛情這一主線，以時間順序展開敘述，其間穿插著另外兩條線索，盡管故事并行交錯，但其脈絡十分清晰，使得小說的情節更生動、豐富。翠翠的愛情故事是小說的主線，幾乎貫穿小說始終，以時間順序展開敘述，脈絡清晰。此外，圍繞翠翠的愛情，小說還敘述了翠翠母親的愛情故事，天保兄弟的愛情故事等。縱觀其文，小說本身是從翠翠母親的故事開始的，翠翠母親的愛情故事發生于15年前，美麗、多情、善唱山歌的母親，認識了一個唱歌第一名的茶峒軍人。兩人在白日里對歌，很秘密地背著忠厚的爸爸發生了曖昧關系。有了小孩子后，這位軍士不便逃走毀去做軍人的名譽，服了毒殉情;翠翠母親沒有離開孤獨的父親遠走的勇氣，羞慚、憐憫地仍守在父親身邊。小孩生下后，她到溪邊喝了許多冷水死去，最終也為愛情殉情。這個故事基本上采取的是倒敘方式，通過老船夫的講述來呈現，前后并不連貫，脈絡忽明忽暗。這兩條線索通過老船夫而交織起來，形成對照關系。如老船夫不僅常在與翠翠談話時說到死去的翠翠母親，給翠翠講述母親的故事，而且常常產生一些相關聯想：“翠翠的母親，某一時節原同翠翠一個樣子。”“假如翠翠又同媽媽一樣。”“他有點憂愁，因為他忽然覺得翠翠一切全像那個母親，而且隱隱約約便感覺到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運。”

　　天保兄弟的愛情故事雖然也是以時間為順序敘述，基本上與翠翠的愛情故事相并行發展，天保、儺送兄弟情深，都是當地的優秀小伙子，兩人都愛上了翠翠。天保先是托人說媒求親，不成后與儺送商議夜里同去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自知自己唱不過儺送，便主動退出，遠走闖灘不幸而死;儺送不僅向天保表明自己喜歡翠翠，同意與天保一起夜里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而且在面對渡船、碾坊的選擇時，不顧父親的阻擾，最終選擇了渡船;但最后因天保的死而心懷內疚出走他鄉。久久未歸。當然，相對于翠翠的塑造而言，儺送的碾坊故事是通過人們的議論而呈現，兄弟兩人夜里唱山歌是補敘的。換句話說，相對于翠翠的愛情故事，線索并不明晰。這三條故事線索時而并行、時而交織，最終以翠翠等待儺送歸來而結束。不僅使翠翠的愛情故事豐富、曲折，而且使小說的情節更生動、豐富，顯得尤為精致、完美。關于這一點，與沈從文的藝術審美追求是相一致的，這正如沈從文自己所說：“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由此可見一斑。

　　最后，從小說對主人公的命運安排情況來看，和沈從文其他“湘西小說”一樣，《邊城》一文在這方面同樣采用了圓形循環的結構模式。《邊城》里的主人公翠翠的命運，對圓形循環結構模式的運用極為到位嫻熟。在作者的筆下，天真美麗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邊，與看渡船的爺爺相依為命。這時候的翠翠處在命運的原點位置上。翠翠在無憂無慮的狀態里幸福度日，在端午節的龍舟賽上，偶遇船總順順的二兒子儺送并且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儺送的哥哥天保也愛上了翠翠，命運的發展開始出現了新的變化。兄弟兩人約定按照當地的習俗，在月夜里到溪邊山上輪流唱歌，由翠翠作決定。在翠翠方面，她愛老二儺送，不愛老大天保，所以天保無望之下駕船離開，事情似乎剛有了一些起色，天保卻不幸淹死了。這時候，翠翠的命運處在轉折點上，儺送也因為哥哥的死而選擇了離開，于是也駕船外出了。在一個電閃雷鳴的晚上，與翠翠相依為命的爺爺也離開了人世，孤苦無依的翠翠又頹廢無奈地回到了原點，在原來的地方等候那個人……命運在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后，最終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

　　主人公翠翠命運的這種圓形循環，與其母親的命運是一脈相承的。《邊城》第一章里，作家便講述了翠翠母親的故事：十七年前，她同一個屯防軍人唱歌相熟后，便發生了曖昧關系。有了小孩但又結婚不成，軍人便服毒自殺了，她生下翠翠后，喝冷水死去。后來，翠翠母親又多次出現在文章中，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那個似乎難以逃開的陰影——翠翠將步母親可憐命運的后塵。不論起點和終點的處境是多么驚人的相似，但是在主人公命運旅行的途中，心境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無論是翠翠的命運，還是翠翠母親的命運，都在重復著這種圓形的命運循環模式。用小說中的話來說：“翠翠的母親，某一時節原同翠翠一個樣子。”“假如翠翠又同媽媽一樣。”“他(指爺爺)有點憂愁，因為他忽然覺得翠翠一切全像那個母親，而且隱隱約約便感覺到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運。”她們一代又一代重復著悲痛而慘淡的人生，卻找不到擺脫這種命運的途徑。

　　另外，從藝術特質角度來看，小說《邊城》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雙重結合，這就使得《邊城》的敘事結構具有詩化的特點，并且呈現出結構的散文化傾向。“21節，一氣呵成;而各節又自成起訖，是一首一首圓滿的散文詩。”《邊城》打破了情節結構模式的慣性。強調主觀的抒情成分，把故事情節以外“情調”的渲染作為整篇小說的結構中心，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發展的因果聯系，不再講究故事的有頭有尾起承轉合，不再追求情節的連續性、完整性，在小說中憶往述懷的情緒串起細碎的片段，運用詩化、散文化的情緒結構形態，使結構跳躍變化多端，呈現出開放性、多元性。小說講述事件、介紹人物的目的是為了營造一種意境，渲染一種恬淡平和的氛圍。沈從文用很多的篇幅來寫風土人情，自然風光、小鎮的環境，營造出一種古樸恬淡、溫馨和諧、淳厚樸素的文化氛圍。用自然原生態的“湘西敘述”，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靜靜流淌的辰河水、矗立百年的吊腳樓、閑坐街旁的老人、沉寂肅穆的古城墻、平整無語的石板路，等等。這些自然景物與人文景物，反映出人與自然契合的一種完美的生存狀態，這就使得《邊城》展現出來的生活既是真實的，同時又具有了理想化的成分，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換言之，小說的敘述并非寫實而充滿寫意，不追求表現客體的逼真，而突出主客體相契合的某些特征，形成了象征性的敘述。作者用貼近生活的淳樸人性和古老習俗的描寫來取代情節故事性的沖突，將帶有濃郁抒情色彩的純樸自然風物、人情世態、地方文化，通過精英化處理，俗事雅化，人物純化，形成情調，融入意境，構成了民間理想的象征，而形成獨特的詩化小說。

　　《邊城》寄托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處處閃耀人性光環，然而它卻構筑了一個悲劇的結局。小說中，生活在純自然的狀態下的湘西人，處處受命運的擺布，有著一種難解的凄涼。或許正是這種悲涼，才使得《邊城》的敘事結構特征顯出如此多樣化的特質，在中國現當代文壇上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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