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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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主權

　　一、非對稱的主權與治權

　　主權的概念和理論濫觴于１６世紀，是在西歐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民族國家開始形成，政治權力開始集中和得到加強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國的古典法學家Ｊ·博丹首創系統的主權理論，他認為主權是一國享有的統一、持久、不容分割和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權力。我們知道，國家形式由主權的歸屬所決定，政府的形式則由其派生的權力所確認，主權是超乎國家法律之上的，而政府權力則是由法律所賦予的，因此，Ｊ·博丹所闡述的主權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政府的具體權力，在本質上它是抽象的。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指出，主權是“一個國家所擁的獨立自主地處理其內外事務的最高權力。”《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指出，主權是“構成最高仲裁者屬性的權力或權威，這種仲裁者對作出決策以及解決政治體系內的爭端具有某種程度的最終權力，能夠進行這種決策意味著對外部力量的獨立性和對于內部團體享有最高權威或支配權。”從主權的這兩種權威定義可看出，主權作為“最高或最終權力”，它所強調的最高性或終極性，從而具有與一切具體的政府權力相區別的特點。治權是“指政府治理國家的權力。”這種權力是法律賦予的，而主權是超越和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由于國家歸屬是主權所決定，所以主權決定治權，治權是主權的派生權力，Ｊ·博丹將主權分為立法權、宣戰權、媾和與諦約的權力等八種。《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指出主權內容包括：領域完整、政治獨立、經濟自主等。這些主權內容分別派生出相應的治理國家和政府的具體權力，有什么樣的主權就有什么樣的治權，治權在性質上從屬于主權，主權賦予了政府在國內行使權力的合法性，這與“國家一切權力都是主權的下屬權力，主權是最高的權力”這一邏輯相吻合。所以，主權與治權在質上是對稱、對應的。

　　但是主權與治權在質上的對稱并不能說明主權與治權在量上也是對稱的。因為主權從來沒有一個量的問題，一個民族國家只能由一個最高權威來體現其主權，這種最高權威一般來說是由民族國家作為代表的，如果介入另一個最高權威，那就意味著主權的喪失。所以，一國的主權是不能分享的，從主體的性質上分析，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主權具有統一的抽象性，是不可分的，亦即主權無法作出分割，因此很難認為它有一個量的問題。治權則是具體的統治和管理權力，它是由不同的組成部分構成的，政府的管理往往要通過分權的形式，由不同的權力結構來實現。也就是說治權是可分的，有一個量的問題，主權與治權在質上對稱恰恰決定了它們在量上的不對稱，同時任何治權的分割，即發生量變，都必須由派生出它的主權的“允許”也即服從主權的最高權威性，所以治權的量的變化仍是主權的表現。正如漢斯·摩根索所指出的：“主權不是擺脫法律限制的自由權。國家限制自己行動自由的法律義務的數量本身不影響它的主權。……影響主權的不是法律限制的數量，而是它的性質。一個國家可以接受不論多少法律限制而仍不失為獨立自主，只要這些法律不影響作為立法和執法的最高權威的性質。但是只要有一項影響到這種權威的法律規定，它本身就足以破壞這個國家的主權。”①可見，治權在數量上的增減變化并不導致主權增強或弱化的結論，總之主權和治權是非對稱的。

　　二、全球化沖擊主權的理論透析

　　作為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它是世界經濟國際化的高級形式，全球化不意味著國界的消除。經濟全球化反映了國際社會相互依賴的加強和相互聯系緊密、相互影響加深的客觀現實，在此基礎上一股挑戰否定主權的思潮應運而生。從時間序列看，本世紀對主權的理論的否定和沖擊有四次。（１）本世紀初——一戰前。Ｍ·阿庫斯特曾說過：“自１９１４年以后出現了相反的潮流。兩個世界的國際法學家拋棄了有關主權和國家固有權利的舊教條。”同時宣稱：“主權在民”和“民族主權”已成為過時的口號了。（２）一戰后否定主權理論主要觀點有：狄驥的主權國家是戰爭的根源說。該學說不僅強調“國家不是一種權力，主權只是憑空臆想的虛構”，而且認為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是主權國家觀念。（３）二戰后，否認主權的理論更是日益增多。霍沃德·斯特科認為“陳腐的主權國家就顯出——無非是世界循環系統中妨礙血液流通的一個殘存的疙瘩罷了”。勞特派特在《奧本海國際法》中指出：“國際法的進步，國際和平的維護，以及隨之而來的獨立民族國家的維護，從長遠來看，是以各國交出一部分主權為條件的，這樣才能在有限范圍內進行國際立法，并在必然無限范圍內實現具有強制管轄的國際法庭所確定的法治”。②（４）冷戰后，洶涌而來的全球化理論對主權理論形成新的挑戰，其主要論點為：全球化正在消除現代國家的基本結構，并危及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能力、形式、獨立、權威或合法性。許多西方學者對我們所處時代多少都有這樣的看法：自封建時代結束以后在世界政治中占支配地位達四個世紀的領土國家的作用隨著多國公司、跨國社會運動和國際組織等無領土行為的出現而減弱。每一階段的否定主權理論和觀點，都有其時代背景和特征，就其理論的具體的實證分析，不難看出其主張的實質，否認主權理論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點：（１）為資本主義的資本擴張提供理論依據。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資本主義已形成一個日趨完整的體系，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政治結構，因而迫切需要把弱小民族和落后國家強行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再提“民族主權”，不僅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背，而且也構成了資本的世界性擴張的藩籬。（２）為帝國主義發動戰爭開脫責任。鑒于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給全球帶來的災難和嚴重后果，一些西方學者主張取消“主權國家”，建立“世界政府”，把戰爭歸源于主權，顯然是皮相之見，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發動戰爭推卸責任。（３）挑戰和否定主權的思潮帶有明顯“西方中心論”色彩。從一個特定的視角，經濟全球化可以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霸權擴張在世界經濟領域內的一種反射，也即全球化過程是從西方啟動的并且長期以西方模式為主導。從而形成以西方為中心的新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市場經濟有其內在固有的脆弱性，東亞金融危機的持續及目前俄羅斯、巴西金融危機的發生，皆顯示出市場經濟的脆弱性。因而西方模式不具有普世性和普適性。（４）挑戰和否定主權的實質是挑戰和否定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這表明西方國家的“雙重主權標準”。在所有所謂挑戰和否定主權的理論和觀念中，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些理論均來自西方，且否定的不是其本國的主權，而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羅馬俱樂部在其《第一次全球革命》的報告中指出：“主權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正在受到挑戰，不僅是導因于區域經濟同盟的發展，而且還因于許多小國對于由領土外事務引起的內政問題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國家主權衰退對許多國家來說，反而有利其迎接全球的體制，新體制中民族國家的角色顯然愈來愈不重要。”③換言之，發展中國家由于綜合國力孱弱，主權行使主體的角色應該摒棄，因而應聽命于“新體制”的安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理查德·Ｎ·加德納教授說得更露骨：在國際合作中，鍥而不舍地在一個個具體問題上“一點點地侵蝕”國家主權，最終建立起“世界秩序大廈”。④綜上可看出，無論是所謂“新體制”，還是“世界大廈”歸根到底還是由西方大國為主體組成的，目的是形成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其用意昭然若揭。因此，否定主權的理論根本不成立。

　　三、當代發展中國家在主權問題上的理性抉擇

　　全球化是客觀的必然發展趨勢，可以說，不論人們主觀上愿意或不愿意，它都必然要到來，既無可反對，也無可回避。正如我國一學者指出的“全球化是已經開始的過程，是已經出現的大趨勢，任何看不到這個大趨勢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違反這個大趨勢的決策都是錯誤的。”⑥發展中國家必須面對經濟全球化，研究全球化，積極參與和利用全球化為本國國家利益服務，但由于各國國情的差異，從而各國制定和加入經濟全球化戰略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也沒有一張統一的時間次序表，各國必須權衡利弊，用一種戰略的發展眼光面對全球化，為本民族、本國的最大利益、長遠利益服務，這應當是各國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一個最根本的出發點和原則。全球化不會自動導致帕累托最優或帕累托改善。由于各國國情和實際情況的不同，全球化的風險和收益是不對稱的，全球化無法繞開經濟學上的成本——收益這一古典命題。同時，眾所周知，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在提供促進各國經濟發展、為各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給各國的民族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從上面的分析中可知，盡管國家主權的本質沒變，但卻給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時代堅持國家主權還有必要嗎？怎樣堅持國家主權？如何協調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矛盾和沖突？

　　１、經濟全球化時代堅持國家主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從理論層面上看我們知道，主權是一國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權力，是一個國家的固有屬性，主權是一個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在國際社會中主權國家仍然是進行國際活動的主體單位，代表國家的最高利益。縱觀世界，民族依然、國家猶存，只要存在民族國家，主權就不會消失，任何一國哪怕最弱小的國家也不會放棄自己對主權的堅持，主權消亡論日益顯示出其神話的性質。主權原則是當代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循的一個基

　　本原則。從實踐層面來看，發展中國家必須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當代國際社會，依然是主權國家共存的社會，主權原則仍是當今國際社會國家活動最基本的原則。全球化只是提供了促進發展的巨大可能性，但要把可能性變成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全球化是一種趨勢，而不是目標。全球化應為國家利益服務，對于這一點，我們均深信不疑，而且國家利益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的主權若喪失了，國家的經濟利益也將無從談起。在全球化浪潮中，一國的出發點應為本國的利益及具體國情來考慮全球化問題，全球化只是外部條件，同時遵循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原則，這是任何一國參與全球化所遵守的圭臬。如果代價或成本大于收益，那么，一國完全不必加入全球化進程，加入全球化應是一國自主的、自愿的選擇，選擇權在于各主權國家，而且最為重要的是這里暗含一個潛在條件：全球化是以國家主權為前提，一國必須擁有主權，才能獲得參與國際事務的資格，也就說國家主權為一國進行選擇參加全球化抑或退出全球化選擇成為可能，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以主權為代價取得全球化入場券。

　　２、相互依賴的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現實提出對國家治權進行有限自主限制的要求。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下，人們深深懂得堅持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與意義，但我們應冷靜地面對全球化的客觀現實，避免走兩個極端：（１）一味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在追求什么“世界大同”或“全球利益”時，忽略了對國家主權的堅持，其結果很可能導致經濟主權、國家主權的喪失與削弱，從而成為新殖民地。（２）一味地強調堅持國家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拒絕加入全球化進程，從而喪失本民族和國家經濟全面發展的歷史機遇。全球化真正挑戰的不是國家主權，挑戰國家主權的理論根本不成立，全球化挑戰的是政府具體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即治權。在相互依賴的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化的今天，為了民族主權國家最高的國家利益，提出了對治權進行自主限制的要求，這可從以下兩個層面來加以說明。

　　第一，相互依賴是雙向的、互動的、不對稱的。一般而言，依賴是指受到外部力量支配或者極大影響的一種狀態。相互依賴最基本的含義是彼此相依賴，在國際政治中，相互依賴是指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中的行為體之間相互影響的情形。首先，這表明此種依賴和影響是相互的、雙向的、互動的，不是一方完全依賴或影響另一方，而是處于依賴關系中各主體的雙向影響和依賴。其次，相互依賴不意味著相互間的完全均等依賴，在行為體相互交往中，最有可能的是行為者提供影響力的為依賴關系中存在的不對稱狀況。對治權進行自主限制是為了從相互依賴中獲得國家利益，其出發點旨在維護和鞏固主權而不是對主權的削弱和破壞。

　　第二，對治權的自主限制必須把握一個“度”的問題。我們認為這個度就是國家的對內最高統治權和對外獨立性，也就是堅持國家主權這個原則。對治權的自主限制的數量多少不會影響國家主權的性質，只要這種限制不對主權最高權威造成破壞和侵害，主權國家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或長遠利益，對治權進行自主限制而不是被動限制，是主動限制且是有限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從本質上說并不是放棄這些權力，只是共同行使這些權力而已，如果這種限制損害了主權的最高原則，則可以隨時收回這些權力，主權國家的本質和最高原則不容侵害。

　　３、堅持主權和對治權的自主限制有機地辯證地統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隨著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既要對治權進行自主限制，又要堅持主權。治權的自我限制是建立在堅持主權的基礎之上的，主權是在治權的自主限制中得以堅持與鞏固的，兩者并非是不可協調的。對于如何解決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矛盾，尤其是與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權之間的矛盾現已成為一項重大課題。我們認為解決這一矛盾可行性思路是：堅持主權和治權的自主限制有機地辯證地統一。堅持主權是因為當今世界仍然是以主權國家為主要行為體的國際社會，主權的喪失將是災難性的和不可想象的，在非理想國際社會中，民族國家的選擇只能是主權和國家利益。國家有堅持主權的必要，脫離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談全球問題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對治權進行的限制是基于這樣的時代背景：人類發展進入了全球化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歷史發展階段，同時當代世界各國都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全球性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任何一國所能獨立解決的，因此需要國際間的合作。國家間相互協調，國際間合作，一方面導致相互依賴的加深，另一方面要求各國須對各自的治權進行有限的自主限制，出讓一部分治權，使大家能共同行使這一部分權力，并分享其利益。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發展中國家只有在與世界的其他國家、國際組織等相互關系中，才能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實現將得益于對治權的自主限制。這不會危及國家的根本利益，相反會有利于更好地維護國家主權。所以堅持主權和對治權的自主限制有機的辯證統一，是當代發展中國家發展和后來居上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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