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鄱陽湖,樂悠田園趣散文
在鄱陽湖西岸古柴桑的廬山東林大峽谷內，有我國東晉時期著名的大詩人，辭賦家，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靖節”先生陶淵明曾經在此隱居的草廬，詩人曾經就是在這里留下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名句，將一番“樂擁湖水悠田園”的怡然情趣，表達得是淋漓盡致，快意酣暢。一千多年來，他不知影響了多少的文人逸士們去放飛心中的想象，去追求那一份難得的愜意。
陶淵明，字元亮，又名潛，號五柳先生。祖籍都昌，名家之后。曾祖為東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大司馬、長沙郡王陶侃，他的祖父陶茂與父親陶逸，曾經都做過太守的官職。陶淵明出生在古潯陽的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是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時期的著名文學家；也是我國文化歷史長河中，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以田園入詩的杰出詩人。他在東晉時名淵明，進入南朝劉宋王廷之后，方改名為潛，被后世稱之為“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派的鼻祖。
在陶淵明的一生中，他的身心和腳步，都走的并不太遠，他的人生軌跡幾乎就從來沒有離開過生他養他的母親湖——鄱陽湖。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令我們納悶，我們在他的作品中，幾乎找不到他以彭蠡湖或者是鄱陽湖為題的詩文及詞賦作品，這對于后世來說，簡直就像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一個讓人怎么猜也猜不透的謎。
在陶淵明的一生當中，他的仕途走得不長也不順，算起來，也只有十來年的時光。
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時候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只不過是些祭酒、參軍、縣丞之類的底層小官，在變幻莫測的仕途上，他不僅無法施展自己滿懷的雄心壯志，而且還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茍且于迎合中，降節屈志地在官場上的群體中虛與委蛇，讓他感到渾身好不自在。他三十九歲的時候，仕宦上的庸碌及盲從無為經歷，使他的思想在本質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促使他的`心靈開始轉向，以躬耕農桑來達到自給自足，追求自我的田園生活，達到心靈的寧靜與淡泊。
此后，他又繼為彭澤縣令，上任才八十余天，就因不滿督郵的虛妄做派而掛印辭官歸去，從此，結束了他在仕途上的一番努力和曾經對仕途寄予的期望，毅然地終止了在政治上的躊躇與彷徨，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隱居川野，自由吟詠的田園之路。那時的陶淵明，年齡也僅只在四十歲左右。
也許是古彭蠡湖上的黑風惡浪與仕途上的百般變化與沉浮，有著太多的相通相似之處，雖然，陶淵明一生為官的足跡，并未曾遠離過鄱陽湖，這鄱陽湖，是個既讓他難舍，又令他心中充滿不安的所在，可以這么說，他雖然坐擁了鄱陽湖，生活在鄱陽湖上，但是他對鄱陽湖，是持了一種熟視無睹的心態，鄱陽湖沒有能將他推到一種政治的風口浪尖上去，讓他有所作為，所以，他才懶得去體會鄱陽湖，書寫鄱陽湖。這就是在他的作品中，見不到他以鄱陽湖為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原因。
陶淵明在剛剛步入仕途的時候，是一個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而且才華橫溢，睿智聰穎的士子，他的心里總想著要借助一個更高級的平臺來表現自己，實現他濟世救民的抱負。可事實上是事與愿違，一個連家門都邁不出去的人，怎么能走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呢？怎么能走到政治舞臺的中心去呢？讓大家接受自己的主張呢？鄱陽湖上洶涌的波浪，一波又一波，猛烈地沖刷著他的壯志與抱負，將他的壯志與抱負漂洗得是那樣地蒼白與孱弱。他雖然坐擁了一個鄱陽湖，卻沒能夠從鄱陽湖的身上學會沉穩與淡定。
陶淵明出生在仕宦世家，對于官家的規矩與做派，他應該是非常熟絡的。從他的父親開始往上數，官是愈做愈大，要想到他的曾祖陶侃可是東晉有名的大司馬，不僅是一個軍事家，還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在陶淵明的骨子里，流動著的自然是一腔高貴的，滾燙的熱血，你說，他在彭澤令上的時候，能受的了一個小小督郵的窩囊氣么？他要是不走，那才難怪呢！
陶淵明在少年時期，就曾經立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宏圖大志。在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即公元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出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當時，官場上的門閥制度森嚴，他覺得被人輕視了，就立馬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他辭職回家之后，州里又來召喚他去當個主簿，他婉轉地辭謝了。到了安帝隆安四年，也就是公元400年，陶淵明茫然地到了荊州，盲目地投到了桓玄的門下做起了屬吏。這時候的桓玄，正控制著長江的中上游，窺伺著要篡奪東晉的政權，陶淵明的祖輩是東晉的舊臣，他當然不肯與桓玄之流同流合污，做野心家的心腹。于是，他便慨然地舍恒玄而去，并言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心中對自己去桓玄帳下做官，有了深深的悔恨之意。也因此，讓陶淵明對俯仰、沉浮由別人來操控的宦途生活，發出了無奈又無助，深長的那聲嘆息。
那天，當我游走在武山山脈，天山腳下的古彭澤縣衙前，徘徊在洗墨池邊，徜徉在茂林與修竹的綠影之間，在他當年翻耕的田頭、地塊上，我依稀看到了他躬耕的佝僂身形；當我踏著千年的青石小道，翻山越嶺，穿溪過澗，行走在古彭澤的大地上，仿佛是行走在了歷史的隧道中，穿越了時空，與陶淵明走在了一起，感受到了那一份醉心的田園氣息。難怪他在任上的時候，是那么毫不猶豫地起身，拂衣離任而去，臉上沒有絲毫留戀與痛苦的顏色。
他知道，他不具備鄱陽湖的深沉與穩健，他更不具備鄱陽湖的蘊涵與沉靜，所以，他不再強求自己，他的身上已不再具備父輩、祖輩的那種血性與霸氣，因此，他體面地退出了，從鄱陽湖的東北岸回到了鄱陽湖的西岸，那生養他的匡廬深處，將自己給隱藏了起來。陶淵明，他發誓要做回一個完整的自我。
回到家里之后的陶淵明，真正過起了農耕自足的生活。每日于地頭田間，一邊吟哦一邊勞作，自得其樂，樂樂悠悠地將全付身心融化在了趣興盎然的田園之中，阡陌之上。
也就是在這樣的一種境況之下，陶淵明終于徹徹底底地放下了心中所有的羈絆，利用“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的農家氣象，寫出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名句，成就了他一代田園詩宗的美譽；成為了人們追求田園情趣的無上境界；成為了樂悠田園的群體中一個杰出的代表人物。
陶淵明在東晉時的名字是叫“淵明”，他為什么在進入了南朝的劉宋政權后要改名為“潛”呢？在這里，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他對當下的時局有著太多的不滿與怨憤。他忘不了他們一家是東晉的舊臣，他的曾祖陶侃是東晉的開國元勛。“潛”，就是藏起來的意思，可見陶淵明在對政治絕望了之后，亦復對后來家國的破碎，感到了深深的痛恨，他痛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上不能為家國盡自己的一份綿薄心力，下不能保自己，做了一個亡國之人。所以，他最終選擇了歸隱，躲到一個再也沒人知道的地方去，他無顏見父、祖于地下，無顏見舊臣與新寵。每日里只是借酒澆愁，醉臥在山野之間。這是他的一種無奈的心性表露。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在他的《歸去來兮辭》一文中讀得出來，在《歸去來兮辭》一文中，陶淵明嚴正地表明了與上層統治階級徹底決裂，不與骯臟的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陶淵明，他從此坐擁鄱陽湖，蟄居在匡廬，潛在山野事農桑，樂悠田園覓奇趣，在文學的田地里開創了一片屬于他自己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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