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南通三中 陸精康
1965年7月8日，毛澤東致函郭沫若，就《蘭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茲后，出現(xiàn)了對《蘭亭序》真?zhèn)螁栴}的公開論辯。然迄于今日，由《蘭亭序》引發(fā)的三大疑案，仍聚訟紛紜，難有定論。
蘭亭論辯基于下列事實(shí)：一、傳世《蘭亭序》據(jù)《晉書王羲之傳》錄出。《晉書》系唐房玄齡等修撰。而此前錄晉文最完備之《文選》未見此文。東晉至初唐200余年間，《蘭亭序》未見著錄，與此文地位殊不相稱。
二、劉義慶《世說新語企羨》梁劉孝標(biāo)注引王羲之《臨河序》，與《蘭亭序》文字上有異。《臨河序》不長，引錄如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fēng)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
故列敘時(shí)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蘭亭序》與《臨河序》相較，主要有兩點(diǎn)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與”以下述王羲之情懷襟抱之167字；
2．文末，無“右將軍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此外，文中有兩處改易，語序亦略有不同。
《蘭亭序》，唐人方見著錄。是《世說》注刪改增補(bǔ)《蘭亭序》而為《臨河序》，還是后人擴(kuò)充移易《臨河序》而成《蘭亭序》？上述兩個(gè)基本事實(shí)引發(fā)之連環(huán)疑案，撲朔迷離，延續(xù)千年，真?zhèn)坞y辨。
《蘭亭序》作者疑案
傳統(tǒng)看法是，《晉書》本傳明載《蘭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蘭亭序》出于后人偽托，是在《臨河序》基礎(chǔ)上改易而成，所“申”則非王羲之之“志”。
清人李文田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跋文中率先提出這一見解。理由如次：
1．《世說》注引王羲之文，題作《臨河序》，無傳世《蘭亭序》述懷大段文字，“則唐以后《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
2．蘭亭之會乃仿金谷之會，序文亦擬石祟《金谷序》。《臨河序》、《金谷序》內(nèi)容篇幅“相應(yīng)”，而《蘭亭序》、《金谷序》文次結(jié)構(gòu)“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
3．《臨河序》文末40字，為《蘭亭序》所無，注家“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據(jù)此，李文田斷然否定《蘭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贊同李說，并針對“夫人之相與”一段文字補(bǔ)充論據(jù)。1．《蘭亭序》興懷太悲，與蘭亭會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暢在所因”，“俯瞰綠水濱”（王羲之《蘭亭詩》），“高高興興地在飲酒賦詩”，“《蘭亭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2．《蘭亭序》悲憫情感，與王羲之性格不合。蘭亭修禊，王羲之47歲，“以憂國憂民的志土自居”，本傳亦記其人“以骨鯁稱”，王羲之“決不至于像傳世《蘭亭序》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于無’而‘悲夫’‘痛哉’起來”。
3．《蘭亭序》思想傾向，與王羲之思想不合。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是用庸俗的觀點(diǎn)反對老莊，“和‘晉人喜述老莊’是貌合神離的”。
郭沫若進(jìn)一步考證，《蘭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孫、陳代永興寺僧人智永。郭氏認(rèn)為：“智永很會做文章，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于無’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shí)代來說也正相適應(yīng)。”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盤”，則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一語。
郭沫若的觀點(diǎn)遭到高二適、章士釗等人的猛力反駁。高二適認(rèn)為：
1．關(guān)于文題。王羲之寫此文時(shí)并無標(biāo)目，其標(biāo)目乃是同時(shí)人及歷代錄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蘭亭詩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稱。《臨河序》其實(shí)是注家作了刪削的《蘭亭序》
2．關(guān)于增文。《世說》注文“有移動(dòng)及增減處”。文末40字，“是記述禊詩事”，“此或是禊飲中人寫的，劉（孝標(biāo)）既刪節(jié)右軍文，遂不妨給他添上，這也是注家之能事”。
3．關(guān)于思想。本傳稱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許多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反映在《蘭亭序》以及詩句的情感變化上”，“則‘人之相與’一大段，確可說是右軍的本文”。
章土釗引蘭亭與會者謝安詩“萬殊混一象，安復(fù)覺彭殤”以印證《蘭亭序》“齊彭殤為妄作”，證明《蘭亭序》正反映出與會者之心態(tài)。
膾炙人口的《蘭亭序》是王羲之原作，還是后人偽托？雙方各執(zhí)其理，難分高下。解開這一文學(xué)之謎，看來尚須假以時(shí)日。
《蘭亭序》法帖疑案
被稱作“法帖第一”的《蘭亭序》是中國書法史上的豐碑。傳統(tǒng)說法是，蘭亭修禊之時(shí)，王羲之以蠶繭紙、鼠須筆揮毫作序，其書為草稿，以行書寫成，凡28行。324字，是王羲之最為得意之筆。其真跡最終為唐太宗所得，由唐書法家臨摹多本，包括傳世之定武本、神龍本等。真跡則隨唐太宗葬入昭陵。然而，葬入昭陵的《蘭亭》法帖是否右軍所書，傳世至今的《蘭亭》摹本是否右軍筆跡，卻引起了諸多懷疑。
南宋姜夔率先質(zhì)疑：“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余軸，當(dāng)時(shí)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蘭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則從書體上否定定武《蘭亭》為王羲之筆跡：“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shí)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結(jié)論曰：“文尚難信，何有于字？”（《定武（蘭亭跋）》
1965年，郭沫若據(jù)南京出土《王興之夫婦墓志》、《謝鯤墓志》，1972年，又據(jù)新疆出土寫本《三國志》殘卷，分析神龍《蘭亭》、定武《蘭亭》字跡，斬釘截鐵斷定：文章“根本就是偽托的，墨跡就不用說也是假的”。其主要論據(jù)是：
1．書體論。“天下的晉書都必然是隸書體”，“《蘭亭序》的筆法和唐以后的楷書是一致的”。
2．字跡論。王羲之書，“筆勢雄強(qiáng)”，《蘭亭》法帖，字跡“相當(dāng)嫵媚”，與王謝墓石字跡迥殊。
3．筆意論。晉人草書，須有“隸書筆意”，《蘭亭》法帖被“稱為行書的最高峰”，已脫隸書筆意，“王羲之是隸書時(shí)代的人，怎么能把隸書筆意丟盡呢？”
郭沫若深入考證說，那個(gè)以“鐵門限”“退筆冢”知名的陳代大書法家智永，“用筆結(jié)構(gòu)和《蘭亭序》書法完全是一個(gè)體系”。“可以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gè)墨跡本應(yīng)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
郭沫若是著名歷史學(xué)家、考古學(xué)家，又是書法界巨擘，此論一出，破石驚天，引起軒然大波。章士釗驚呼：“夫如是，誠不知中國書史經(jīng)此一大破壞，史綱將如何寫法而何！”高二適認(rèn)為，此論“驚心動(dòng)魂”，“此乃不啻古帖學(xué)作了一大翻身”。高二適等人著文駁議，認(rèn)為郭氏以兩塊碑石而斷東晉只有隸書一種字體，是“孤證不立，偏難概全”。隸書用于碑板，行書用于筆札，不可苛求王羲之書《蘭亭》亦用隸體。王羲之以“書圣”得名，“定以當(dāng)時(shí)永字變體而來，他人未能變，或變而不克，右軍正以變而作圣焉”。“東晉時(shí)代的章草、今草、行書、楷書確已大備，比較而言，后兩者是年輕的書體，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進(jìn)變化，因而在書法史上起了承先啟后的作用。”在當(dāng)時(shí)字體演變時(shí)期，《蘭亭》法帖部分字跡仍未脫離隸書筆意，說明《蘭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書法極品《蘭亭序》法帖是右軍筆跡，還是后人偽造？雙方針鋒相對，難分軒輊。只有期待更多文物考古資料的發(fā)現(xiàn)。
《蘭亭序》故事疑案
不管《蘭亭序》真?zhèn)稳绾危份d此帖最終陪伴唐太宗葬入了昭陵。此事，更增添了《蘭亭序》的傳奇色彩和神秘氣氛。唐人記蘭亭故事即有兩種版本。
劉《隋唐嘉話》記《蘭亭》帖留傳經(jīng)過：“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眾所得……果師死后，弟子僧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后，見拓本驚喜，乃貴價(jià)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蕭翼（一說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太平廣記》收何延之《蘭亭記》記載大有不同。何文稱，王羲之自重《蘭亭》，“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智永“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xué)二王書，仿摹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后訪知在辯才處，三次召見，辯才詭稱經(jīng)亂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齡薦監(jiān)察御史蕭翼以智取之。蕭翼隱匿身份，與辯才詩酒書文交往，得其懸于屋梁之《蘭亭》真跡，乃乘隙私取此帖長安復(fù)命。太宗命拓?cái)?shù)本賜太子諸王近臣，臨終，語李治：“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蘭亭》真跡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聞辯才弟子元素于永興寺智永禪師故房親口述說。
劉、何二說，情節(jié)懸異。劉說不同何說處有三：無辯才之抗命；無太宗遣蕭翼賺《蘭亭》帖事；無太宗父子之耳語。宋人王銍評曰：“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誠欲得之，必不狹陋如此！”而“劉父子世為史官”，“文字尤審”（《蘭亭考》卷八引）。一般以為，何說漂浮失實(shí)，劉說翔實(shí)可信。
情節(jié)雖異，《蘭亭》真跡埋入昭陵，說法卻無二致。此事又有余波。據(jù)《新五代史溫韜傳》，后梁耀州節(jié)度使溫韜曾盜昭陵：“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依此記載，則《蘭亭》真跡經(jīng)“劫陵賊”溫韜之手又復(fù)見天日。然此后《蘭亭》真跡消息便杳如黃鶴，其下落如何，更是謎中之謎了。
蘭亭論辯中，郭沫若以一盆冷水將蘭亭故事澆得了無趣味。郭沫若斷言：“這完全是虛構(gòu)的小說”，“真真是莫須有的妄擬”。“太宗要以《蘭亭》陪葬，何必向他兒子乞討？父子之間的耳語，又是誰聽來的？”因此，“像陪葬昭陵一事，照我看來，就是神話，何延之的耳語說自是虛構(gòu)，劉餗的奏請說也應(yīng)該是莫須有的。”郭沫若對歷史記載差不多持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又認(rèn)為二說“略有部分真實(shí)”--蘭亭傳奇的關(guān)鍵人物智永，正是《蘭亭序》的作者和書者。
傳誦千載的蘭亭故事，是翔實(shí)信史，還是唐人傳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殊難辨析。作者書者之謎難以解開，蘭亭故事真?zhèn)我喑蓺v史懸案。
《蘭亭序》連環(huán)疑案，涉及對王羲之思想《蘭亭序》內(nèi)容的評價(jià)，涉及文學(xué)史、文化史、書法史。考古學(xué)諸多方面，其意義已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蘭亭序》本身。
主要參考文獻(xiàn)（古籍不錄）：
郭沫若《從王謝墓志的出土說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罚段奈铩?965年第6期
郭沫若《〈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光明日報(bào)》1965年8月24日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寫本〈三國志〉殘卷》，《文物》1972年第8期
高二適《〈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文物》1965年第7期
章士釗《柳子厚之于蘭亭》，《柳文指要》，1971年
高澤迥、劉惠文《高二適與章士釗在蘭亭論辯中》，《光明日報(bào)》2000年 2月 10日
選自《語文學(xué)習(xí)》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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