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者》是一個獨戰多數的孤獨者的悲劇。魏連殳常說“家庭應該破壞”，樂于接待失業、失意的人，認為孩子總是好的，將老屋無限期地租給女工住，愛發沒有顧忌的議論，可見不乏進化論、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思想及民主、自由的新觀念，是個敢于獨戰多數的具有五四新時代精神的新青年，對于閉塞、停滯、守舊、自私、愚昧而且容不得異類的一般大眾而言，他確乎是個異類。魏連殳的思想、個性與強大而守舊的環境的沖突，決定了他孤獨者的悲劇的命運。通過魏連殳的故事，魯迅在小說中展開了“現代”受到傳統中國圍困的主題，其提出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與道路”的主題，在中國現代思想史、小說史上具有開創意義。
“送殮”一場表現了魏連殳獨戰多數的豐采。族人排好了陣勢，村人們興奮地等待兩面的爭斗，可是魏連殳一句“都可以的”，便以無戲可看向看客們復了仇。雖然復仇，被那些呆滯、冷漠、麻木的“群”包圍著，其內心是痛苦、孤獨的。魯迅小說中曾經反復寫過孤獨的個體被麻木的“群”圍困的場面：路人向“狂人”射出吃人的目光，黑暗中看客們伸長了如同鴨頸般的脖子品味夏瑜的就義，咸享酒店的長衫客與短衣幫合力賞鑒孔乙己的尷尬、頹唐，魯鎮的人們用研究的眼色盯著祥林嫂額上“恥辱的記號”的傷疤，（它們都是魯迅在日本仙臺學習時“幻燈片事件”經驗的紛繁多樣的表現，參見《吶喊自序》、《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這些眼睛對于被圍困個體意味著什么？魯迅在小說中曾寫過懵懵懂懂的阿Q和復仇者眉間尺對于看客們眼睛的感受。在阿Q，它比“又兇又怯”“遠遠地穿透了他的皮肉”的“狼的眼睛”更可怕，“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地跟他走。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對于眉間尺，“遇到這樣的敵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覺得無聊，卻又脫身不得”，置身于此的魏連殳的感受則二者兼而有之，如同置身無物之陣、荒原，“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孤獨導致悲傷，卻并不必然就失敗。他有所希望（“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有所眷顧（“還有人愿意我活幾天”），“有所為”（“喜歡發表文章”，“發些沒有顧忌的議論”）。他有韌的精神，他“愿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然而，不久，愿意他活幾天的“已被敵人誘殺了”，對于孩子的信心也動搖（“一個很小的小孩，…指著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而且他被解職了。活的意義、的價值、的條件均已失去，這是內外雙重的壓迫。生命已經沒有意義。“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為愛、為希望而活既不可得，乃為恨而活。“偏要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以自己的生命向社會進行復仇。魏連殳的悲劇不在于他的死，也不在于他的失業，他的悲劇在于生命意義的喪失。生命已經無處立足，死亡就不是悲哀，死亡只是他自由地使用生命進行復仇的盛典――為了恨！然而這樣的復仇除了啃嚙自己的心――目睹自己的腐爛――之外，于大眾的愚昧、于社會的守舊、于舊勢力無損絲毫。倒是那戴著肩章“不妥貼地躺著”的帶著“一柄紙糊的指揮刀”的尸體，對于主人公不啻是個諷刺，人物的尷尬結局顯示了作者對于其人生道路的冷峻態度。小說的深刻之處還在于，這是一個幾乎無事的悲劇，“這也是向來如此的”，“S城人倒并非這一回特別惡。”并沒有特別的人、特別的事件、特別的迫害，圍困是由“無主名”的日常性的社會生活環境完成的，如此，小說顯示了社會改造的艱巨性。
小說如一首詩，具有峻峭幽深的藝術風格。小說中的人物“我”既是敘述者，也是一個與魏連殳在精神、氣質上頗有相通之處的人物，他們仿佛是精神上的孿生者，然而他與魏連殳的取向頗有差異，他不信進化論，對魏連殳的多疑，看得人們太壞也不以為然。他對魏連殳是牽掛的，但又會不由自主地在內心對于魏連殳的“我還得活幾天！”的聲音冷峭地反問“為什么呢？”。這兩個人物其實可以看作雙重性對偶式主人公，他們的關系正是一種論爭性關系，它是魯迅對于中國傳統小說中正副人物分身法的創造性運用。眾所周知，無論是魏連殳還是人物“我”都帶有魯迅自己的思想情感的某些特征，魯迅運用這一獨特的方法表現了他對于孤獨的知識者的命運的復雜情思。面對鄉村中國的知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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