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雋
文學史傳播的軌跡是非常有意思的，之如黑塞這樣的人物就很有意思。
他在域外受重視的度，恐怕遠超過他在德國本土。這種“墻內開花墻外香”的情況，其實很有趣，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世界文學”的形成可能。但盡管如此，我仍認為《原狼》與黑塞的其他小說不太樣，它明顯地體現出一種德國特色艱澀的抽象哲思，乃至大膽的心理意識流手法的運用。與《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中表現出詩音的淙淙流淌與哲思的婉轉悠揚不同，與《在輪下》中表現出的成長痛與淡淡哀傷也有異，這里呈現出的，是整個時代的病癥與病人的哀號，那種急促的探尋與困頓的掙扎，多少“困獸猶斗”的意味在。它是與黑塞通常的詩意小說風格迥異的一部作品，故此尤其值得關注。
在我看來，這與作品創作的那個年代（此著作發表于1927年6月），即1920年代的德國是密切相關的。黑塞大致屬于“自學成才”的類型，他出生于施瓦本地區傳教士家庭，早年入過拉丁文學校、神學校，1892年輟學后又進了文科中學，但并未上過大學，而是干過各種各樣的活計，如當過書店伙計、塔鐘制造廠機工，后來又經營書店。直到1903年后，專事文學創作。早年豐富經歷，為他積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一戰之后的歐洲，在戰火彌漫之余，普遍呈現出一種對西方文明絕望的心態，在知識精英中尤其明顯。這產生了一種向效果，一方面它導致了梁啟超等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倍增，反而大談“中國人對于世界文明之大責任”，至要求青年人自成一種新文化系統并對外擴充，然后有這么一段豪言壯語：“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提拔他哩。”（梁啟超《歐游心影錄》）另一方面，也促使西方知識精英自覺地去探尋人類文明的可能出路1920年代留德學人魏時珍就提及德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德士烈博士言，中國在百年后，對于世界文化，必有大貢獻”。（魏時珍《旅德日記》）而此期的黑塞，亦正處于代背景給他造成苦痛與迷惘之中。
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黑塞從來就堅持自己的思想與政治立場。早在1907-1912年與友人合辦《三月》雜志時，他就是反對威廉二世政權的。1911年他去印度旅行后，干脆在1912年僑居瑞士。一戰爆發后他又在《新蘇黎世報》上發表著名的反戰文章《啊朋友們，不要用這種腔調》（1914），提醒德國知識分子不要背棄人道主義理想。1916- 1918年更參與編輯供被俘和被拘禁人員閱讀的《德國在押人員報》和《德國戰俘星期日刊》。但在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與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他注定要歷經磨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妨將此著作看作具有“自傳體”意義的小。作品中的藝術家哈里哈勒自稱荒原狼，年輕時代也曾意氣風發，要做一番永恒高尚的不朽事業，但他的正義感與人道主義思想在現實的功利面前，被撞得頭破血流。當他的價值訴求與現實社會無法妥協時，他的現實結局固然悲慘，而他的精神之維居然也同樣憂患重重：“荒原狼有兩種本性：人性和獸性……感情上，他和一切混雜生物一樣，忽而為狼，忽而為人。
當作為人的哈里有一個美好的想法，產生高尚純潔的感情，所謂做了好事時，他身上的狼就露出牙齒、獰笑，帶著血腥的嘲弄口吻告訴他，這場高的虛情假意與荒原狼的嘴臉是多么不相稱，顯得多么可笑……反之也一樣。“這種狀態，不是單純的，甚至不是某個個體的，”這是一個時代的記錄……哈勒爾心靈上的疾病并不是個別人的怪病，而是時代本身的弊病，是哈勒爾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病。“其實，這段話出現在小說之中，反而有些”畫蛇添足“。哈勒爾所體現出的個體憂患，注定是知識者困窮之宿命，”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在這技術與金錢橫流的時代，在這暴力與功利橫行的時代，知識者的彷徨歧途與迷惘失蹤，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則，又不僅如此，了時代精神之危機以外，也還有人性本身永恒的危機，后者不過在前者的刺激誘發之下更加劇了人生的動蕩感。
在我看來，作為尋路者黑塞，無論怎樣做都值得充分予以“同情之理解”，可對作為藝術家的黑塞，我則認為他往往“激情余、含蓄不足”，對作為藝術品的小說分寸把握得不是太好。再逼問一步，就文學審美的角度來說，此書問題不少。雖然托馬斯曼對其評價頗高，認為其藝術試驗值得肯定，甚至將其與《尤利西斯》相提并論。但對此我并不茍同，蓋因作者總是要跳到前臺發言，往往反而削弱了藝術感染力，是為美中不足。就狀物形人而言，黑塞對精神之狼的把握與描述都可圈可點，而對時代癥候的把握更是其成功的關鍵，這部小說性并不強的小說能在域外獲得如許共鳴激賞，與它對人類普遍的精神需求大有關聯。但話說回來，若論及詩性之美與藝術韻，我認為反而失卻了黑塞作為詩人藝術家的本色。過于激切地表達問題，有時候，并不容易“化鹽于水”般地融入小說創作，后者，畢竟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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