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佩先
作文教學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培養學生“寫”的能力有直接作用，因而備受重視。但是，從科舉時代的“經義題目”到現代應試教育下的命題作文，從內容到形式，體現著一種“代圣賢立言”的科舉精神，八股精神，往往脫離寫作者的生活、思想、和知識。當前，我國教育正由應試教育模式向素質教育模式過渡，作文教學必須擺脫科舉精神，八股精神的束縛，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學習葉圣陶老先生“寫生”作文教學觀將會大有禆益。
1940年9月，葉老在《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概念》一文中說：“學習圖畫，先要描寫耳目手足的石膏像，叫做基本練習，學習閱讀和寫作，從普通文入手，意思正相同。”（《葉圣陶語文教育》，杜草甬編，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P.58，本文引文除特別說明的外，均引自此書，以下只注頁數--作者）這里，葉老明確指出閱讀、寫作與圖畫教學上的“寫生”練習有著共同點。1941年2 月，葉老在《論寫作教學》一文中，引用了羅庸先生的話：“國文教學似應采取圖畫一課的教法，教學生多寫生，多作小幅素描，如雜感短札之類……”（P.70）葉老進一步指出作文與寫生的相似性。1957年，葉老在《臨摹和寫生》一文中，以圖畫教學中的臨摹法和寫生法來比喻學寫文章，葉老批評了那種翻看一些范文作參考，然后作文的“臨摹法”,鮮明地表示“我并不是絕對不贊成臨摹的辦法,可是我認為采取寫生的辦法更有好處,至少應該做到寫生為主,臨摹為輔。”（P.135）以上引用的葉老的話，充分表明在作文教學方法方面，葉老是贊成“作文如寫生”這一觀點的。那么，具體地說，葉老“寫生”作文教學觀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呢？
首先，葉老認為學生寫生的物象，即寫作對象必須是學生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葉老說：“寫作的根源本是發表的欲望，正如說話一樣，胸中有所積蓄，不吐不快。”（P.61）“學生在校學習，出校參加任何工作，都需要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表達出來，而且要表達得好，否則便不能過好生活，做好工作，所以必須學寫文章。”（P.135）作文教學，從根本上說就是引導學生自己寫自己的“積蓄”，而不是他人的“積蓄”，并逐漸寫好自己的“積蓄”。如果脫離學生胸中的“積蓄”，讓學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那么學生除了代新老圣賢立言或依樣畫葫蘆甚至剽竊他人文章外，還能有什么結果呢？舉例說，如果讓大城市學生寫《毀樹容易植樹難》，那學生只好“為賦新詩強說愁”了；如果讓不受工業等污染的廣大農村、山區學生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寫信，反映污染問題，學生也只能作無“米”之“炊”了。那么學生胸中有“積蓄”嗎？那是不必問的問題，只是衡量標準不一樣，“積蓄”的正確與深廣程度有差異而已。比如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他們的“積蓄”顯然是不一樣的。但是，只要他們所寫的是自己的“積蓄”，寫出的文章與別人所作大同小異或不謀而合，也一樣可取，因為這符合學生作文的目的，當然也符合作文教學的目的。
第二，如上所說，作文本是學生內在的主動的行為，而不是外界強加的、被動的行為，
所以葉老認為：“定期命題作文，原是不得已的辦法。”作文教學的目的在使學生養成兩種習慣：（1）有所積蓄，須盡量用文字發表；（2）每逢用文字發表，須盡力在技術上用工夫。如果學生有積蓄而懶得發表，或打算發表而懶得在技術上用工夫，這就必須用定期命題作文去引導他、訓練他，讓他從胸中拿出相應的積蓄。廢止命題作文，就達不到培養學生良好作文習慣的目的。因此，命題作文不是可以不可以的問題，而是命題作文的題目是不是切近學生的見聞、理解、情感、思想等等的問題。一個好的作文命題，必須來自現實生活，而且能引導學生能敘所經之事，說能推之理，表固有之情，達素具之意。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各類考試和平時訓練的作文命題，不難看出一些命題（特別是供料作文命題）由于限制多，范圍小，難以結合學生的生活、思想和知識。1994年全國高考作文題“嘗試》則是一個好題目，因為它為考生提供了最廣闊的寫作范圍，因而備受學生、教師和專家好評。
第三，命題作文除了上面所說的缺點，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命題作文一般是定期的（比如兩周一作），雖然現在作文教學普遍采取這種形式，但它決不是最好的一種形式。葉老認為寫日記才是作文訓練的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首先，“我們寫日記，寫作這件事就跟生活發生了最密切的聯系。……我們從日記練習寫作，這就跟現代語文教學同其步趨。由此鍛煉得來的寫作能力，必然深至著實……”（P.49-P.50）。其次，寫日記便不致錯過寫作機會。長期進行日記寫作，便會養成良好的寫作習慣，別的成就且不說，至少“文字不會有空洞、浮夸、糊涂、誕妄等等毛病了”（P.89）。葉老如此推重日記寫作，可我們現在作文教學仍是定期作文模式，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是使學生失去了很多寫作訓練機會，另一方面是減少了寫作與學生生活的聯系，達芬奇如果只畫一兩次雞蛋，他就不能畫出《蒙娜麗莎》那樣的傳世佳作，作文教學如果單靠定期作文而沒有學生平時大量的日記寫作，是不會寫出好文章的。
第四，葉老主張學生寫自己的積蓄，主張少用命題作文，主張寫日記，其根本原因是葉老主張“修辭立其誠”。葉老說：“訓練學生寫作，必須注重于傾吐他們的積蓄，無非是要他們生活上終身受用的意思，這便是‘修辭立其誠’的基礎。”（P.63）人們的日常應用與立言大業都站在這個基礎上，作文教學必須培植這個基礎，讓學生養成真誠嚴肅的態度。這里，葉老把作文與做人聯系起來，強調作文首先要做真誠的人。葉老曾舉例說，要是一位考生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文，寫得頭頭是道，有理論，有發揮，可是在公共汽車上他卻不愿給一位老太太讓座，那他的作文真正分數只能是零。如果我們的作文教學不從“修辭立其誠”的根本原則出發，不注意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和道德情操教育，不培養學生實事求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好文風，而專在幫學生掌握應試作文的技巧上下工夫，那就與作文教學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了。
綜上所述，也老的“寫生”作文教學觀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從觀念和實踐兩方面為我們作文教學指明了方向。我們一定要以葉老的“寫生”作文教學觀為武器，徹底肅清作文教學中的科舉精神、八股精神，讓作文教學真正為提高學生素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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