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文化之爭論文
如何實現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是本世紀備受關注的議題，“斯諾命題”引發的爭辯使得科學實證主義向后經驗主義曲折演進。波蘭尼對兩種文化之爭做出了獨特的回應，以個體知識論挑戰邏輯實證主義解釋觀，向后現代批判哲學大步邁進。本文探討緘默知識外顯化模型的演進歷程，架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之間特殊教育的這道橋梁。
一、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
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界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普遍性和科學性的質疑層出不窮，試圖用自然科學的量化方法和效用標準來衡量社會科學的產出結果。社會科學的個別化屬性和不確定機制對其本身的生命力造成了威脅，實用主義思潮把“是否有效”作為其驗證尺度卻忽略了其特有的文化歷史背景。1959年，斯諾在劍橋大學做了有關兩種文化的演講，即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兩大文化陣營的對峙，這就是經典的“斯諾命題”。他主張用科學技術來改變社會，解決貧困問題。
至此，“兩種文化”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議題。這一公共領域和哲學領域的共同話題，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廣闊視角，揭示了深刻的社會文化意蘊。19世紀中葉，以孔德和密爾為首的科學實證主義者主張弱化科學和人文的差異，力圖把自然科學的成果推廣到社會科學之中。20世紀，作為新康德主義的領軍人物，文德爾班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門類描述成普遍和特殊的關系，在西方思想史重普遍輕特殊的大背景下，再次劃清兩大陣營的界限。
詮釋學代表狄爾泰更是明確揭示了人文社科本身獨立自主的特性。海德格爾實現了詮釋學的存在論轉向，理解和解釋已經超越了精神科學的表征方式，為人的原始的存在方式提供了載體。[1]與此同時，科學實證主義也在進一步走向精致化，即邏輯實證主義，力圖構建一個嚴密的邏輯系統用于表達一切可知的對象。而后，科學哲學迎來了后經驗主義時代，實現了解釋學從本體論視角向實踐哲學視角的轉換，而自然科學正是其首要的試驗田。從社會科學向人文科學看齊，到兩大文化針鋒相對，再到自然科學的人文化，峰回路轉，跌宕起伏，兩種文化的分裂與融合正是哲學積淀的艱辛歷程。
二、波蘭尼的回應與批判
1958年，英籍猶太裔的哲學家波蘭尼對兩種文化之爭做出應答，實現了對科學實證主義和解釋學、新康德主義的多重飛躍。[2]他認為，“兩種文化”的鴻溝源自17世紀的科學革命，并在實證主義中得到進一步表征。實證主義標榜科學的超然普適性，忽視情感因素的客觀意義。如何逾越這條虛構的畛域，正是面向邏輯實證主義解釋觀的公然宣戰。
1.個體知識本體論挑戰邏輯實證主義。波蘭尼用個體知識論來挑戰邏輯實證主義解釋觀。他認為，科學研究中個體的參與“是個體承擔責任的行動，并且這份責任是突破時空界限的。在與一種默會的實體構建聯系的角度來看，這種認識顯然是客觀的”。[3]他對個體和主觀的概念進行辨析，個體知識是自身理解和普遍意圖的統一，和私人感受不同。波蘭尼提倡凡是知識都應該以理解為基礎，一知半解的只能稱之為“信息”，知識都植根于緘默詮釋。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都定位于相同層級。緘默認知論在自然科學研究和人文社科研究之間構建了一種延續性的承接。
[4]當自然科學研究從無機到有機，從低級動物到高級動物的不斷演進中，研究方法不斷修正，理解形式不斷深化。而人文社科研究只是在這個持續發展的歷程中生成的一種理解形式。當然，可持續性也并未排除根本性的差異。[5]波蘭尼在其晚年指出科學意義和人文意義的差異，指出科學知識一旦完型之后的推廣和應用并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而人文科學一直需要想象力來支撐，以形式化的模式獲取超自然的意義。
2.從客觀科學向后現代批判哲學的更替。1917年，波蘭尼的吸附作用理論在業界引發了不同凡響的震撼。但當時的權威愛因斯坦和哈伯本著對科學負責任的態度對其進行了批駁，這些專家的評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科學公斷，盡管有可能犯錯，但一定是合法合理的。波蘭尼承認任何一項科學的陳述，一旦被某些權威科學家承認為有效，即可視為被全體科學家所接受。[6]所幸這次挫折并沒有將其打倒，波蘭尼欣然接受“意見”，調整了研究方向。20世紀30年代末，波蘭尼主張科學的價值取向定位于造福民眾，波蘭尼揮舞著捍衛思想自由的利劍奮力抗爭，以追求純粹的真理。事實上，波蘭尼“個人知識”理論也是經歷了模糊到精確、緘默到明言的發展過程。波蘭尼耗費9年的心血完成了鴻篇巨著《個人知識——邁向后現代批判哲學》，在其人生歷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將自己零碎的思想進行系統的整合。這一次傳統認識論中顛覆性的變革，徹底打碎了客觀科學主義對純粹客觀和超然真理的荒謬追求，將個人參與和默會理解推至知識的'中心地位。1961年，波蘭尼完成《人之研究》一書，用“個人理解”鑄成的通途填平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直至人文科學等學科之間的天塹。[7]
三、緘默知識外顯化理論演進
1.歡會神契說。從波蘭尼的歡會神契說中隱約感受到他為緘默知識外顯化所做的初步奠基工作。波蘭尼緘默知識論以“集中意識”和“輔助意識”為核心。如鋼琴家演奏中集中意識在樂曲上，輔助意識在指法上，我們通常依賴于輔助意識而實現對某一對象的集中意識。集中意識和輔助意識沒有程度上的差別，僅僅是歸類不同。緘默知識實質上是一個from-to的動態工程，是將輔助意識與集中意識進行整合，將鄰近項目與終端項目融合的能力。
從身體的獨特性角度而言，波蘭尼進一步用“寓居”或“內化”來生動地描繪輔助意識。主體內居于對象表現為主體遵從輔助意識的指引，融入到客體之中，與之“歡會神契”(見圖1)。如若想真正地了解一個人，我們就要用對象的觀點去判斷其做出的行為，也就是現實生活中頻頻提及的設身處地、推己及人，從客體的立場和思想觀點出發，最終達到對其透徹的理解和全面的闡釋。[8]波蘭尼探究科學人性化的路徑，其實質旨在將“意義”賦予科學、賦予所有的知識直至整個世界。
2.雙循環理論。阿吉里斯和舍恩(1974)提出行動理論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名義理論，一種是應用理論。當人們詢問個體應該如何應對指定的情境，個體給出的答案就是名義理論。這是人們心中一種有意識的信念，用于解釋、證實和預測行為。但是當通過觀察人們實際行動推斷出來他們所運用的理論就是后者。在實際生活中，兩種理論之間難以避免一條鴻溝。名義理論是人們有意識地接受通常深信不疑，但是并不支配人的行為。應用理論通常支配人的行為，但是人們卻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這也是緘默知識在行為學維度上的一種概念重構。當我們出于某種目的而行動，我們能夠從環境的反饋得知這種目的是否已經達成，通常我們會根據反饋來調整自己的行動，這就是“單環學習”(見圖2)。通常，這種單環學習已經足夠促你達標，但是當情境發生變化或者引入了新的因素，那么我們需要調整的就不僅僅是自己的行動，還要對應用理論加以修正，就產生“雙環學習”(見圖2)。
3.SECI模型。信息產業革命造就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環境，緘默知識外顯化問題在企業的知識管理中日益凸顯。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四階段論”(見圖3)。創造知識第一個階段是“社會化”——一個團體的緘默知識向另一個團體的緘默知識轉化。在這個環節中，兩個團體相互分享經歷并且創造共享的心智模式和管理技能。第二個階段是使緘默知識顯性化。對話和集體性反思可以激發知識外顯化。第三個階段是“聯結化”，將系統化概念整合成知識體系的過程。文檔、會議、電話交流以及網絡溝通都是聯結化的媒介。通過篩選、增加、聯結、歸類對顯性知識加以重構，將會導向一種新型的緘默知識，而這種知識最終經過內化又轉變為緘默知識。當經歷通過“社會化”、“外顯化”、“聯結化”在個人的心智模式和技術竅門中得以“內化”，經歷就變為一種寶貴的財富。
因為知識創造的循環圈對于組織本身有一定的要求，野中郁次郎和竹內弘高創造了五階段模型(見圖4)。這一序列始于“社會化”，即緘默知識的分享階段，然后進入“創造概念”階段也就是將緘默知識外顯化的過程，現在我們可以用詞匯和短語來描述那些共享的隱性心智模式，最后將其提煉成顯性的概念。第三個階段，“證實概念”，要鑒別新近生成的概念對組織或社會是否存在價值。第四階段，“建構原型”，指的是將第三階段已經得以證實的概念轉化成實質性的具體概念。最后一個階段指的是各種水平的知識交相更迭，相互增效。組織知識的創造就是這樣一個永無休止的互動和螺旋過程，在組織內外不斷地自我升級。
四、緘默知識外顯化的挑戰
1.后現代知識特性。對于緘默知識外顯化模型的探討，歸根結底是強調知識創造中的人文關懷，關注人和世界的和諧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后現代知識經濟為我們的知識創造帶來的巨大挑戰就是客觀普遍性向文化境遇性的更替。后現代意義的知識和認識主體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所在的群體的價值觀念以及個體本身的興趣愛好息息相關。在日漸復雜的信息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非良構問題，普適性的規則和原理在具體情境中得以再現的程度和個體緘默知識外顯化的程度緊密相連。
正如斯騰博格所說：“緘默知識不僅能成為一種提高行為效率的助力器，而且能成為導致行為效率低下甚至是失敗的罪魁禍首。緘默知識的功效取決于人們如何對其整合和運用。”[9]現代社會的從眾心理和習以為常讓我們麻木地順應各種“潛規則”，由社會文化傳統所賦予的緘默規則是一把雙刃劍，既要予以重視，又要深刻批判。在后現代知識環境中，借助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是新時代所特有的渠道，認識主體通過工具參與知識創造，同時也是將自身思維意識得以虛擬延伸。
2.民族文化共性。在此，需要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思想來說明主體間可實現的理解中的緘默成分。個體所擁有的緘默的共同知識為主體之間的互動夯實基礎，在傳統的宗教團體中，基于信仰的層級制度向普通民眾傳播神圣的權威意識，少數人處在大眾萬分敬仰的層級頂端，也就是那些能夠閱讀圣經并將其理義加以言傳的人，他們將“社會團體”的概念由水平轉向層級，由發散轉向聚合。North認為在人類歷史的發展歷程中，共同體已經創造了秩序并且消解了不確定性。[10]他認為，“共同體”包含了非正式的約束(習俗、傳統和社會禁忌等)和正式的規則(法律法規和產權等)，兩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實質是相同的。在復雜的社會中一個組織學習和繁榮的能力并不是取決于其對規則的鐘愛，而是約定俗成的企業文化。
五、結語
自然科學文化的蓬勃發展和人文社科的日趨衰敗，成為當下社會文化整體可持續發展的積薪厝火。[11]如何填補兩大陣營之間的交往鴻溝，構建和諧發展的生態藍圖是實現文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無論是求同存異、相互對接還是相互滲透都是兩種文化融合的可選之道，緘默知識外顯化的探究正是進一步鞏固了人文社科的科學性，增加了自然科學的人文關懷，推動了多元并存的車輪滾滾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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