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古代農村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論文
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發端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總體上看，它經歷了二三十年代的艱難起步、五六十年代的曲折行進、80年代以后的蓬勃發展這樣三個階段。本文在查閱大量相關論著的基礎上，勾勒出二十世紀中國古代農村社會史研究的基本軌跡，為深入開展農村社會史研究提供一些學術背景資料，并對當前如何開展農村社會史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農村社會史研究的艱難起步
二十世紀初，中國史學研究出現了一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變化。在梁啟超等人的倡導下，史學研究開始摒棄傳統史學專注于“精英政治史”研究的模式，將歷史研究的視野投向“普通民眾史”這塊荒漠中。與此同時，這一時期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引進，也使得歷史研究者們找到了一個新穎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模式。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知識，注重多方位、多層面分析研究歷史，在當時雖然還沒有形成蔚然風氣，但已經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研究態勢。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凸現，既為歷史研究者們提供了鮮活的研究素材，也為他們從事農村社會史研究增添了強勁的動力。也就是說，“救治農村”不但是當時政府要員和經濟學家反復討論的重要議題，也是歷史研究者探討農村社會發展歷史的理念和旨歸。在這種學術背景和社會背景下，農村社會史作為一棵蘊含無限生機的幼苗，開始萌芽于學術殿堂之中。
然而，與大多數新學科的誕生狀況相同，農村社會史因其前沿性、交叉性、綜合性的特點，其萌芽過程是艱難、緩慢的。無論是研究的廣度，還是研究的深度都極其有限，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少。其中比較重要的成果有這樣幾種：聞均天的《中國保甲制度》、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黃強的《中國保甲實驗新編》，這三本著作對農村社會控制體制的產生、發展、類型和特征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黃綬的《唐代地方行政史》，探討了唐代地方行政體制的建置、結構及其功能；蒙思明的《元朝社會階級制度》，對元代農村社會中地主、農民等階級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樹民的《中國的農民運動》，對歷史上民眾反叛問題進行了論述。王仲鳴的《中國農民問題與農民運動》，對農村貧困化和農民離村問題進行了調查和研究。此外，周谷城的《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陶希圣的《婚姻與家族》、瞿同祖的《中國封建社會》、鄧云特《中國救荒史》、王龍章的《中國歷代災況與賑濟政策》、于佑虞的《中國倉儲制度考》、萬國鼎的《中國田賦史》、郎擎霄的《中國民食史》等等，雖然不是以研究農村社會史為旨歸，但亦大量涉及農村社會史的內容。不僅如此，熊得山、王毓銓、嵇文甫、萬國鼎、黃毓甲、王亞南等學界前輩還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屬于農村社會史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二、農村社會史研究的曲折行進
新中國建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地位的確立，史學界曾掀起了對中國社會形態、社會性質等問題討論的熱潮，在深入探討中國古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土地制度、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農民戰爭史等問題的同時，農村社會關系、農村土地占有形式、農民的生活狀況等問題也得到了一定的關注。但是，由于不是研究的主流，涉及到農村社會史的內容極其有限，成果也就顯得極其單薄。據筆者所知，除了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唐長孺的《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韋慶遠的《明代黃冊制度》、傅衣凌的《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外，關于古代農村社會史的重要著作還不多見，只是零散地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如劉毓璜《試論農村公社的過渡性質與中國農村公社的發展》、韓連琪《春秋戰國時代的農村公社》、傅衣凌《論鄉族勢力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干涉》、左云鵬的《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試說》、楊訥《元代農村公社制研究》等，稱得上是這一時期農村社會史研究的代表作。此外，還有一些通史、斷代史著作及論文集中也涉及不少農村社會史的內容。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由于受到政治史范式的影響，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研究多樣化的基本精神被完全忽視，社會變革問題被認定為史學研究的核心議題，由此不可避免地導致史學研究的畸形發展，與社會政治史無關的任何內容都被排斥到主流史學之外。這就決定了農村社會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若干重大問題的討論，雖然可以從這些討論中獲得推動力，但也由此限制了農村社會史研究的獨立和全面的展開。趙世瑜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所說，“本應內容豐富、方法多元的社會史研究較30—40年代的發展趨勢受到阻滯”，“與社會史相關的各主題研究的展開，與其批判傳統政治史的新史學基本游離開來，甚至回到傳統政治史的老路上去，沒有把握住馬克思開辟的社會經濟史的新史學優勢”，就是對當時社會史研究狀況的精辟概括。在這種情形下，農村社會史研究的良好發展勢頭被中斷，代之而來的是停滯不前、萎縮不興的狀態。這種狀況的出現，不能不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重大遺憾。
三、農村社會史研究的蓬勃開展
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全面發展，農村社會史這棵幼苗在歷經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后，終于迎來了生長舒展的時機。在各種因素的驅動下，農村社會史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學術論著大量涌現。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1980年到2000年，國內共出版有關中國古代農村社會史的論著50余部，發表的論文有2000多篇，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農村經濟、農村管理體制、社會結構、家族和婚姻、社會保障、農民生活、民眾反叛等方面。
此外，在“八五”和“九五”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中，有關古代農村社會史內容的課題也倍受關注。僅1993年到2000年期間，就確立了22項屬于古代農村社會史內容的研究項目，多集中在區域農村社會史、鄉村管理體制、家族制度、農民生活、民間信仰等問題上。
二是學術活動相當頻繁。在1986年到2000年期間，共召開8次中國社會史研討會，每次都有涉及農村社會史方面的論文。尤其是1992年召開的中國社會史第四次研討會，以“社會史研究與中國農村”為研討主題，表明農村社會史研究已經引起研究者們的高度重視。至于議題涉及到農村社會史的中小型學術會議更是接連不斷。如1980年10月召開的“自宋至1900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美學術討論會、1987年12月召開的“國際清代區域社會史暨全國第四屆清史學術討論會”、1993年6月召開的“傳統農業與小農經濟”學術討論會、1994年11月召開的“首屆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1995年8月召開的海峽兩岸“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1995年10月召開的“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等，都對農村社會史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國社會史研究重鎮的南開大學，不僅舉辦過首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還在1999年8月舉辦過“明清以來中國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2000年8月舉辦過“中國中古社會變遷國際學術討論會”。為了推動農村社會史研究的深入開展，還組織過“中國歷史上的農民”的學術講座，并且將講稿編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一書出版，對促進農村社會史研究工作的開展確是功不可沒。
三是研究領域逐漸拓寬。80年代以前，學者們研究的眼光多集中在農村經濟、階級結構、鄉村管理、農民戰爭、農民地位等問題上。80年代以后，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農村生態環境、鄉村管理體制、農村人口、農村家庭和婚姻、農村社會流動、農村社會保障、農民社會心態、農村文化等等問題開始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
在綜合性研究方面，孫達人的《中國農民變遷論》、秦暉的《田園詩與狂想曲》和白鋼的《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從宏觀角度對中國農民和農村問題進行了深入考察，指出了農村社會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和中國農民的發展道路，是國內農民問題研究中理論性最強、論述最精賅的專著。齊濤的《魏晉隋唐鄉村社會研究》和馬新的《兩漢鄉村社會研究》，是我國最早兩部研究鄉村社會的斷代史著作，分別考察了魏晉隋唐和漢代鄉村建制的變化、鄉村的生產條件、鄉村的階級結構、農民的經濟生活和精神信仰，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此外，對農村區域社會的綜合性考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葉顯恩對明清徽州農村社會的研究，王笛對長江上游農村社會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在農村經濟方面，鄭昌淦的《明清農村商品經濟》、曹幸穗的《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于琨奇的《秦漢小農與小農經濟》、史志宏的《清代前期的小農經濟》、國家財政部組織編撰的《中國農民負擔史》第1卷、鐘興永的《中國集市貿易發展史》等等，對小農經濟、農村商品經濟、農民負擔等問題都有深入、系統的研究。此外，李根蟠、方行、秦暉、龍登高、陳平等還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對小農經濟的性質、小農經濟的作用、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小農與市場的關系、小農社會地位的變化等問題的研究，使小農經濟問題的探討上升到較高的理論層面。
在農村基層組織方面，柯昌基的《中國古代農村公社史》、仝晰綱的《中國古代鄉里制度研究》、趙秀玲的《中國鄉里制度》等專著，是建國以來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體系上比三、四十年代的同類著作更加完整，在內容和視角上也更加豐富和新穎。此外，學者們還以鄉村行政體制為切入點，進一步探討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劉志偉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王棣的《宋代鄉里兩級制度質疑》、《從鄉司地位看宋代鄉村管理體制的轉變》、徐勇的《中國古代鄉村行政與自治二元權力體系分析》等文，就是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探索之作。
在階級結構方面，馮爾康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張澤咸的《唐代階級結構研究》、王曾瑜的《宋朝階級結構》、經君健的《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馬新的《兩漢鄉村社會各階層新論》等著述，對作為鄉村主體階級的地主、農民和佃戶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農村各階級、階層開展了專題研究，其中對地主和農民的形成、發展、構成、特征和地位等問題的研究有突破性的進展，成就比較突出者有傅衣凌、經君健、何茲全、羅侖、李根蟠、馮爾康、伍丹戈、張顯清、葛金芳、方行等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輯部、南開大學歷史系等單位還舉辦過專題討論會，并出版了《中國古代地主階級研究論集》、《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和《中外封建社會勞動者狀況比較研究論文集》。此外，在下層民眾問題上，魏晉南北朝的部曲佃客、宋代的鄉村客戶、明清農村佃仆等，也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
在家族與婚姻方面，專門論述古代農村家族與婚姻問題的著作還不多見，但一些研究中國家族與婚姻問題的論著，往往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就家族而言，朱勇的《清代宗族法研究》、徐揚杰的《中國家族制度史》和《宋明家族制度史論》、王玉波的《中國家長家庭制度史》、張研的《清代族田和基層社會結構》、李文治、江太新的《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馮爾康、常建華的《中國宗族社會》、楊際平、郭鋒的《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鄭振滿的《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陳支平的《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等著作，都對農村家族和宗族問題給予了一定的關注。至于農村婚姻問題，90年代才有部分學者利用大量檔案資料和統計方法，對民間婚姻關系進行探討，郭松義的《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系》、王躍生的《18世紀中國婚姻狀態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個案基礎上的分析》和《清代中期婚姻行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等，堪稱是這方面的拓荒之作。
在農村社會保障方面，歷史上鄉村社會保障問題也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研究者主要致力于探討在非常狀態下鄉村社會的保障機制，如減災機制、扶貧機制等，揭示出國家政權在維護基層社會穩定中的作用。如李向軍的《清代荒政研究》，對救荒的基本程序和主要措施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龔書鐸主編的多卷本《中國社會通史》中，也專辟章節探討不同時期的社會保障問題，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也有論及。此外，鐘永寧、陳關龍、王日根、王建革、吳滔、姚兆余等相繼撰文，對國家權力在減災中的作用、地域社會的賑災行為、災害救濟與鄉村社會控制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在社會心態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眾信仰和若干農民領袖人物的思想活動上。侯旭東的《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一書，是近年來研究農民信仰問題功力深厚的一部著作。該書利用向來被人們忽視的'造像銘文作為研究資料，論述了五至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的內涵及活動特點，考察了普通民眾的信仰及其與佛教教義、中土佛教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折射出當時民眾的基本心態。賈二強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間信仰透視》，是第一部全面論述唐代民間信仰的專著，該書對唐代民間信仰進行了分類研究，著重探討了佛教與民間信仰彼此的雙向作用。馬西沙、韓秉芳的《中國民間宗教史》、李尚英的《中國歷史上的民間宗教》，對民間宗教的起源、發展、演變和衰亡過程、組織狀況、經卷、思想及群眾基礎都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秦寶琦《清前期天地會研究》，則對白蓮教、天地會等民間宗教的產生、發展、功能、作用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社會生活方面，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曾出版了一套中國古代生活叢書，其中有雷家宏的《中國古代的鄉里生活》、趙榮光《中國古代庶民飲食生活》、高春明的《中國古代的平民服裝》、張仁善的《中國古代民間娛樂》等著作，篇幅雖然不長，但理論水平高，信息含量大，融研究性和普及性為一體。此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叢書、馮爾康和常建華合著的《清人社會生活》、黃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錢杭和承載合著的《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等等，也有不少篇幅涉及古代農民的生活內容。至于從不同時期、不同角度探討農民生活的論文，則更是不勝枚舉。限于篇幅，此處不一一羅列。
在中外農村社會史比較研究方面，南開大學歷史系編撰的《中外封建社會勞動者狀況比較研究論文集》、劉朝明的《中外農村產業結構比較研究》、徐浩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等，從生產條件、經濟結構、生活狀況、社會沖突等方面對中外農民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使人們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四 思考與展望
從上面介紹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又經歷很多曲折和困惑，但還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無論是在研究范圍的拓展上，還是在研究主題的深化上，都不難看出農村社會史研究的良好勢頭。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二十世紀農村社會史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憾。只有正視這些不足和缺憾，才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進展和突破。
第一，理論研究明顯不足。理論是一門學科的靈魂，理論體系的建立及其在研究中的應用狀況，直接決定一個學科的發展水平及研究成果的實際價值。可以說，是否具備一定的理論體系，是衡量該學科是否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農村社會史研究也是如此。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對農村社會史理論問題的探討幾乎近于空白。如農村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和屬性問題、農村社會史研究的模式和方法問題，如何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經濟學、人口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理論，構建一套系統的、合理的理論體系問題，等等，至今還是無人涉足的荒漠區。毫無疑問，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是農村社會史研究的必經之途，但是，簡單地停留在對資料的排比、解釋上，不能稱之為科學的研究，還需要從設定概念入手，構建出一套內在聯系極其密切的理論和模式。這樣做，就必須借助于其它學科的理論。以社會學為例，社會學在解釋社會結構和社會行為方面有一整套獨特的理論，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結構功能理論、社會沖突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社會關系理論（如分層理論）、社會控制理論（如安全閥理論）、社會變遷理論（如現代化理論）、社區理論、社會角色理論、失范和越軌行為理論、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理論等等，如何借鑒這些理論，建立一套反映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理論模式，無疑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課題。當然，理論創新不是簡單地借用其它學科的一些概念和范疇，更不是生搬硬套其它學科的一些理論，而是在探尋農村社會發展中相關變量之間內在關系的基礎上，推演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解釋模式。在這方面，國外不少學者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如美國學者施堅雅的三級市場理論、黃宗智的小農經濟內卷化理論，盡管有很多不完善之處，但對我們從事農村社會史研究來說，無疑提供了嶄新的思維方法和研究模式。
第二，研究內容很不平衡。從目前發表的論著來看，農村社會史研究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存在著一定的不平衡性。首先，從空間上看，華北和東南地區是近年來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其它地區的農村社會史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一直比較薄弱。這固然是當代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結果，但如果這種狀況不加改變，不僅不利于從整體上了解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狀況，也不利于對各地區進行橫向比較和定位分析。其次，從時間上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這一時段內，對其它時段的關注則顯得不夠。這種狀況顯然不利于考察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因此，在斷代性農村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力求選擇一個較長時段來開展研究，應該是農村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趨勢。
第三，研究范圍需進一步拓寬。農村社會是古代中國社會的基礎。農村社會的物質表征和文化品格，是中國傳統社會各種文化形態的淵藪。因此，農村社會史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所包括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但目前的研究中明顯存在著顧此失彼、冷熱不均的現象，主要還是圍繞農村行政體制、農村經濟、階級結構、宗族組織、社會失控等問題。我們認為，無論是從事農村區域社會研究，還是從事農村社會史整體研究，至少應包括這樣一些內容：（1）生態環境，包括農村的生態條件、人口、資源狀況；（2）農村經濟，包括農村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和收益狀況；（3）農村社會組織管理，主要指農村社會基層組織及其運作方式；（4）社會結構，包括戶籍劃分、階級結構和社會階層；（5）農村人口，包括生老病死、人口素質、人口結構、空間分布等；（6）農村婚姻，包括婚姻觀念、婚姻行為、婚姻狀態等；（7）家庭和宗族，包括家庭結構、宗族制度的發展變化、宗族制度的組織形態、政權與族權之間的關系、宗族制度的社會功能等；（8）社會流動，包括正常流動（如以經濟為基礎的上下層之間的流動，以科舉考試為臺階的垂直流動）和非正常流動（如各種因素導致的人口遷移、非常狀態下農民地位的變動等）；（9）社會沖突，即從失控與整合的角度研究歷史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探討社會沖突的形成動因、沖突的社會組織以及沖突的社會功能；（10）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障的方式、運作機制及其社會功能；（11）社會心態，主要指農民的社會心理結構，包括價值觀、政治意識、宗教意識、社會意識和日常生活意識；（12）農村文化，包括鄉風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節慶文娛。
第四，研究方法有待完善。如前所述，農村社會史是一個交叉性很強的學問，它需要在積累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經濟學、人口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對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問題做出系統的、深入的分析。單純采用傳統史學的實證研究方法，難以揭示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變量之間的內在關系，因而也就難以獲得符合歷史真實的認識和結論。但是，如果忽視歷史資料的積累，光是停留在理論層次上進行浮光掠影式的討論，難免會得出一些似是而非、不適合實際情況的結論。因此，如何做到各種研究方法的融合和互補，也是研究工作者需要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在對特定對象進行研究時，已經將傳統史學的實證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相結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了田野調查方法之外，社會學的個案研究法、抽樣研究法、訪談法、問卷法，經濟學的統計分析方法、數學模型方法等等，同樣可以在農村社會史研究方面加以運用。這就需要我們在完全了解掌握這些方法后，結合研究的需要進行合理、有效的運用。
第五，橫向合作的力度不夠。目前國內的農村社會史研究還處于“游擊戰”的狀態。在研究方式上，還沒有專門從事農村社會史研究的機構，學者們基本上分散作戰，缺少必要的溝通和交流。在研究內容上，大多是根據各自的興趣和特長，進行一些專題研究，缺乏系統的研究計劃和研究目標。我們認為，只有加強橫向合作，齊心協力，才能將我國農村社會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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