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評述論文
20世紀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評述論文
第一階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
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傳統史學開始向近代史學轉變，這種學術演變的時代特征在財政史領域同樣有鮮明反映，即不少學者在繼承發揚傳統史學方法，注重傳世文獻的考據，辨析制度條文內容的同時，有意識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理論，對中國財政史（包括古代財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漢書食貨志》、《通典》、《文獻通考》等傳統典志的編纂、闡釋和評論，撰寫了一些通史體裁或斷代體裁的財政史論著，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商務印書館，1920年）、徐式莊《中國財政史略》（商務印書館，1926年）、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3年）、楊志濂《中國財政史輯要》十冊（無錫大公圖書館，1936年）、鞠清遠《唐代財政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劉不同《中國財政史》（大東書局，1948年）等。同時，專題研究和理財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別是田賦史。
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國民政府出于財政體制改革以及戰時經濟的需要，進行田賦整理、田賦征實和其他財政制度的變革，因此有些學者本著為現實提供歷史借鑒的意圖，對長期成為古代財政收入支柱的田賦制度予以較多關注，如萬國鼎《中國田賦史》（正中書局，1933年）、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上海大學文學院，1933年）、徐士圭《中國田賦史略》（商務印書館，1935年）、陳登原《中國田賦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吳兆莘《中國稅制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等，盡管內容有詳略，識見有深淺，均屬有一定影響的專著。程濱遺等編纂的《田賦會要》第二篇《田賦史》上冊和馬大英等編纂的《田賦會要》第三篇《田賦史》下冊（正中書局，1934年），是一套按編纂者的觀點“鋪敘史實，推究因果”的資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國初，“就歷代田賦沿革，為系統敘述，并作史料整理為主。其諸賦役設施，凡與田賦有關者亦觸類引及，以求明備”（《弁言》）。層面較多，視角亦廣，觀點平實，在當時堪稱詳悉。不過，此期從事財政史研究的學者尚少，專題研究以漢、唐、宋、明等朝代為主，選題較狹小，征引資料多據習見的傳世文獻。特別是由于缺乏斷代史研究和專題研究的厚實基礎，刊行的中國財政通史著作大多還談不上能對古代財政史作整體性研究和規律性探討。
不過，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此期有些論著無論選題或是闡述都頗具開拓性。例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是20世紀第一部簡明的中國財政通史，其開創意義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在《緒論》中作者就“中國財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論述，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演繹法和歸納法各有長短，應采用“綜較概括，存其所有，審其所詳”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財政史應注意經濟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學術史等幾個重要方面。
二是對中國財政史的分期和內容編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就財政制度演變與社會經濟的關系所作的理論分析頗有特色。他在《導言》指出：“財政制度與國民經濟狀況有很密切的關系，因為財政是國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種手段，人民的經濟狀況在何種程度，則國家財政的來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國民的經濟狀況變了，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必隨之而變。中國從古到今，國家財政政策約有四大變，而其變化都是隨著國民經濟狀況之變化而變化的。”在內容編排上，該書分27章，所論以賦稅制度為主，旁及財政起源、貨幣、會計制度、財政職官等，但內容均簡略。從胡、常二書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國學者通過借鑒西方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理論，初步形成研究中國財政史的新思路和學術體系。
此期斷代財政史研究，以鞠清遠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遠《唐代財政史》雖然只有11萬字，卻是斷代體裁財政史的開山之作，重點在于分類敘述財政收入（如賦稅、專賣、官業收入、商稅、特種收支等）、財務行政二方面。書中對收入項目的歸類比較科學，對財務行政的論述內容較豐富，但對財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論，是明顯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賦的征收解運制度以及一條鞭法改革為研究重點，發表多篇論文，資料豐富，分析細致深入，學術影響久遠。
第二階段為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
總體上看，此期中國大陸對古代財政史的研究進展相當緩慢，具有新水平的財政史專著幾無新作，專題研究除賦役制度史一枝獨秀（從廣義上說，賦役制度屬于財政收入范疇，但當時的成果多數不注意從財政角度去論述賦役制度）之外，亦鮮有新篇。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1957年）之《財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該篇“主旨唯在闡述繼南北朝正統之唐代，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時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轉變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別以江南租米回造納布及關中和糴二例作具體論證，指出轉變的樞紐在于武則天和玄宗兩朝政局的變化。該文對于深入研究古代財政制度的傳承演變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義。同時，李劍農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7年）、《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論述賦役制度、土地制度等與財政關系密切的內容，對古代財政史研究也頗有助益。相比之下，臺灣學者對宋代、清代的財政史研究較有進展。
古代財政史在中國大陸學術界長期遭到冷落，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當有兩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環境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史學界一直偏重于研究歷史上的生產關系和階級斗爭，自然對古代財政除賦役以外的問題鮮加注意。第二，經濟學界對財政學研究不太重視，更不待說是古代財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經濟學專業中，古代財政史教學基本上被放棄，以致研究工作缺乏來自教學需求的動力。中國古代財政史難點甚多，如歷代財政稅制體系的演變頭緒紛繁，田賦、漕運、鹽課等制度內容和實施情況錯綜復雜，既缺乏從事艱苦扎實的基礎性研究所必須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產出自然稀少。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學術研究的停滯，更不待細說。
第三階段為1978年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來至2000年。這是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空前繁榮發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階段。其成績可概括為四個方面。
一，高等財政院校的中國財政史教學和科研活動一度相當活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不少高等財經院校在學科發展、辦學規模擴大的同時，相繼開設了中國財政史課程。為適應教學需要，一批中國財政史教材和資料書應運而生，先后有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財政教研室編寫的《中國財政簡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國財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國財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財經院校試用教材《中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孫翊剛主編《簡明中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國財政史》盡管定稿較早，仍是一部資料比較豐富且有己見的專著。其《緒論》談財政的本質、財政史的研究范圍、中國財政史分期等問題。正文分四編，前三編為古代部分。各章結構為概說、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財務行政四個部分，作者自稱該書體例是“劃期分段，分門別類”。其《余論》對中國財政史上的若干問題作綜合敘述，闡述作者對中國財政史全貌與特色的見解。
二，資料的整理與出版有較大進展。為配合高等院校中國財政史課程的教學，各院校或出版社組織編選了一些參考資料。例如，《中國財政金融年表》三冊（上中冊取自吳兆莘遺稿，洪文金補訂，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冊根據吳兆莘、洪文金遺稿，劉聚星、林寶清續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國從春秋戰國到清朝末年各個朝代所發生的財政金融大事為輯錄對象的編年資料書。孫翊剛、徐世鉅、左步生等選編的《中國財政資料選編》三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1989年）、國家稅務局主持編寫的《中國工商稅收史資料選編》七輯，取材范圍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陸續出版。這些資料選編的出版，對高等院校的中國財政史教學活動起了促進作用。
對研究工作更具價值的應是財政史料的考訂與整理。80年代以來有些學者對中國古代財政史的基礎資料即歷代官修正史的“食貨志”，作了不少精審的校訂、箋證、補遺，成果陸續問世。如梁方仲的遺稿《〈明史食貨志〉第一卷箋證》（《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貨志〉校注》（中華書局，1982年）都對該志史料多有注釋、糾謬、補遺之功。王雷鳴編注《歷代食貨志注釋》1-5冊（農業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中華書局，1986年）、譚英華《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潘鏞《〈舊唐書食貨志〉箋證》（三秦出版社，1989年）則以注釋、箋證等形式校勘和考釋唐朝財政制度的內容。梁太濟、包偉民《〈宋史食貨志〉補正》（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引用豐富的文獻，對《宋史食貨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補，是研究宋代財政制度的必備資料，學術價值不菲。魯子鍵編選的《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二冊（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斷代區域性專題資料書。作者自述：該書“通過史料的分類排比，于財政運動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就一個地區的角度，較客觀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間財政建立、發展的趨勢及其特點的大體輪廓”。對清代地區財政史研究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的《館藏清代朱批奏折財政類目錄》四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1992年）為研究清代財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檔案資料。
三，專題研究范圍空前拓展，趨于深入。這一時期的專題研究，從早先的以賦稅、徭役為主，擴展到捐納、屯田、倉廩、府庫、專賣、和糴、和買、漕運、俸祿制度、軍費、賑恤、財政職官、財政機構、財政管理體制、財務管理、會計、審計、財政思想、理財人物、財政改革等多個方面，從而標志著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的全面展開。其中，除有關財政收入如賦役制度、繼續取得突出進展之外，在漢唐之際以至宋代的財務行政管理機構及其職能演變、唐宋的國家預算制度、專賣制度、軍費支出、俸祿制度、賑災制度、倉庫制度、財政調度手段（如漕運、和糴、折變等）、會計制度、審計制度、財政思想等方面都發表了一批重要成果。
四，整體性研究有突破性進展，主要表現為出版一批斷代體裁的財政史新作。如馬大英《漢代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內容豐富，資料詳細。其《引論》專論財政體制，敘述的財政收支項目較多，還以專章論述屯田、漕運、貨幣與財政、財務行政與上計吏、官奴婢、刑徒、奴隸勞動等，力圖展示漢代財政史的基本面貌。不過，該書仍如此前不少中國古代財政史教科書一樣，對漢代的收入與支出按項目分別加以敘述，受這種論述框架的局限，便無法對漢代四百年間不同時期的收支對應狀況及其對策做出應有的交代和分析，是一個缺陷。羅慶康《西漢財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從中央和地方官員所承擔的財政管理職責的角度，論述西漢財政制度，內容以西漢為主，上及秦代，下及東漢，論述框架有特色。陳明光《唐代財政史新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以唐代前期國家預算的法制形態、唐前后期中央與地方財權關系的變動、唐代財政收支的階段性平衡狀況為主要線索，力圖從總體把握唐代財政體系各個側面之間的內在聯系，尤其注意將唐代的主要收支、各種財政現象及改革措施等置于預算體系中加以分析，從新的角度構架了唐代財政史，論述框架、研究角度和史實闡述等均有特色。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2001年）五冊，200余萬字，空前詳細地論述唐朝的財務行政及財政機構、財政收入、財政支出等，研究對象空前廣泛，實證色彩非常濃厚。特別是全書論述框架以財政機構及其職能演變為主體，唐前期以“支度國用”的度支司為核心，唐后期以“收支掛鉤、各司獨立”的三司體制的演變為主線，深入細致地闡述唐朝國家財政機器的運轉過程，其研究思路和謀篇布局均具特色。汪圣鐸《兩宋財政史》（中華書局，1995年）上下冊，分三編十八章系統深入地闡述宋朝財政，資料詳實，計量分析突出，對兩宋財政發展史的動態把握以及對財政管理體制的論述尤有特色。陳明光《六朝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為第一部斷代區域性財政史專著，主要內容包括孫吳財政的財源類型、財政特色，東晉財力的主要來源及其配置，宋齊梁陳財政制度的沿革、財政結構的變化等。同時也以較大的篇幅論述六朝四百年間各個歷史階段的財政興衰狀況，分析了財政興衰與當時經濟、政治、軍事的關聯。此外，李斡《元代社會經濟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用2章論述元代財政，財政收入包括田賦、洞冶課、鹽茶酒醋課、常課和額外課、科差等，財政支出則有軍費、官俸、皇室用費、賞賜用費和佛事支出等項目，同時論及財政官員的設置。總之，這些斷代體裁的財政史專著或專篇的產生，大多具有專題研究的前期成果和較好的斷代史基礎，它們既說明中國古代財政史整體性研究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也說明中國古代財政史作為專門史，與其他專門史一樣，仍然必須十分重視斷代史研究乃至中國通史研究，才可望進入“通古今之變”的境界。
20世紀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首先，中國古代財政史作為歷史學與財政學交叉的學科，其學科特色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反映尚不鮮明。現有的出自歷史學界的不少成果，還不太注意運用財政學的概念或理論去闡述古代財政的史實；而出自財經學界的論著，則有不少在史料的挖掘與辨證上不夠下力氣，以致論證流于一般，闡述比較空泛，缺乏堅實的實證基礎；有的缺乏斷代史或者中國通史的必要基礎。因此，如何從史論結合、學際交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強化中國古代財政史的交叉學科特色，是今后應該努力加強的事關學科建設的重要問題。第二，與上述狀況相關，教學活動與科研成果未能及時地有機地結合起來，歷史學界與財經學界從事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或教學的學者之間的溝通、協作不夠，也就是說，投入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的人力、物力的整體優勢和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第三，選題從時序上看存在較明顯的不平衡狀況。大體來說，對漢、唐、宋、清代前期的研究成果較豐富，對春秋戰國、秦朝、三國兩晉南北朝、遼西夏金元、明等朝代財政史的研究相對薄弱。第四，研究的視角、思路尚須拓展，除傳統的收支制度、財政，管理制度，以往關注很少的古代國家財政與商品經濟的關系，古代財政需求與經濟增長、古代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的財政考慮、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財政的特征等問題，無論是理論闡述還是史實論證，其實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令人高興的是，21世紀伊始，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就呈現蓬勃之象，如除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下冊的刊行，還有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方寶璋《宋代財經監督研究》（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黃純艷《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等專著，以及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的中譯本（三聯書店，2001年）面世。繼尹灣漢代東海《集簿》竹簡的出土、長沙走馬樓吳國簡牘的陸續整理刊布，湘西又發現數萬枚秦國地方官署檔案簡牘，此類新資料都是有望改寫秦漢財政史、三國財政史的稀世資料，同時，有一批學者正在協作編撰《20世紀中國財政史研究概要》和多卷本《中國財政通史》、《中國審計通史》等大型著作，這些工作也將有力地促進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總體水平的提高。學如積薪，后來者居上，我們完全可以期待中國古代財政史研究在不久的將來會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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