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傳統建筑符號意義的重構論文
近年來，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逐漸獲得社會的公認。從虧損或者微利的文化事業到名利雙收的優質資產的轉變，使文化遺產成為政府和企業的新寵，開發利用的熱情持續高漲。文化遺產種類繁多，其中地域傳統建筑既具有優美的物質形態，又能夠容納多樣性的消費活動，易于開發利用，因此特別受到政府和開發商的關注。地域傳統建筑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經過長時間的沉淀逐漸約定俗成的建筑形式，呈現出適應當地氣候地理環境、符合當地文化風俗的建筑風貌。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提速，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大規模舊城改造活動的影響，地域傳統建筑被大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形式類似的現代風格建筑。地域傳統建筑的稀缺性增加了它的經濟價值，各地修復、改造、重建、新建傳統建筑的活動相應增多。雖然經濟價值凸顯有利于改變地域傳統建筑日益減少的局面，但是過度追求經濟利益往往帶來對地域傳統建筑符號意義的破壞。在地域傳統建筑活化利用的案例中，馬來西亞檳城和上海新天地極具代表性。
一、馬來西亞檳城案例分析
馬來西亞檳城是一個多種族聚居的城市，其中華裔和馬來人是最大的兩個族群，各占約40%的人口比例，其次為印裔，約占10%，其余為歐裔和其他種族。由于檳城是馬來西亞國內僅次于首都吉隆坡的經濟發達城市，并且由華裔執掌地方政權，因此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有許多值得我國借鑒的經驗。檳城建于1786年，由英國政府委派弗朗西斯萊特上尉以東印度公司商人的身份接管當時屬于吉打州蘇丹管轄下的海島——檳榔嶼。檳城之所以受到英國殖民者的青睞，源于它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時代背景。檳城所處的馬六甲海峽不僅處于亞洲兩大國（印度和中國）貿易聯系的黃金航道，而且擁有極佳的氣候條件，處于“西南季風的末端”，為往來商船提供了絕佳的避風港。①發展海上貿易是英國殖民者建設檳城的主要目的，檳城優越的自然環境使英國殖民者能夠距此與荷蘭、法國殖民者展開競爭。建市之初，檳榔嶼還是一個荒蕪的海島，僅有幾十戶居民和萊特上尉手下為數不多的士兵。為吸引移民定居檳城，萊特上尉將建設用地進行劃分，由移民認領并賦予地契。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尤其是因天災人禍而流離失所的中國南部的農民，他們互相幫帶走出國門，來到檳城安家落戶，形成了由檳城到馬六甲、新加坡的“下南洋”謀生的線路。檳城的移民用各自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房屋，歷經200多年的發展，這些建筑形式既各有特點又相互借鑒，從而使檳城呈現多元融合的建筑風貌。2008年，喬治市（檳城老城區）和馬六甲聯合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進而帶來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新機遇。“申遺”成功后，喬治市傳統建筑的價格飆升，四年間來自新加坡、澳洲、英國和意大利的投資者購買了至少200至300間戰前老屋。在政府、企業、私人和社團的共同參與下，傳統建筑被活化利用。本公頭街、打石街、打鐵街被規劃為文化街，許多老行業、老手藝和街巷文化在此傳承，如手工制造藤籃、筷子、金飾、香料等行業，修車和修鞋等手藝。②在牛干東街、愛情巷和南華醫院街有許多老屋翻新的精品酒店、民宿、咖啡館、酒吧、藝術展廊，翻新的老屋都盡力呈現當年的建筑特色和文化氛圍，精美艷麗的拼花地磚、傳統風格的木制家具、精心安置的懷舊元素，無不使人恍然隔世，如入南洋舊夢。傳統建筑復活了老檳城的記憶，不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游客，被譽為“比中國還中國”“亞洲多元文化的典范”“既古老又現代”的富于魅力的城市，而且喚醒了檳城人的自豪感，成為檳城城市精神的符號，實現了文化遺產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反哺傳統文化的良性循環。
二、上海新天地案例分析
上海新天地是盧灣區政府和我國香港瑞安集團合作，于2001年打造的石庫門弄堂改造項目。石庫門建筑曾經是上海最常見的建筑形式，始建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種中西合璧的住宅形式。當年江浙一帶人口大量遷入上海，為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并利于英殖民者的管理，設計師將江南傳統三合院住宅與英國行列式建筑格局相結合，演化出前有天井，居中建堂屋，后有二天井和廚房的住宅樣式。③石庫門建筑以弄堂聯系各家，支弄串起幾戶人家，再通過主弄與外部街道聯通。這種對外封閉的弄堂空間既符合內地移民尋求安全與互助的心理，又利于維護統治者的安全，因而盛行于老上海。近20年來，隨著舊城改造的推進，這種極具上海特色的石庫門里弄大量消失。上海新天地項目開創了石庫門里弄改造利用的新模式，它保留了少部分石庫門里弄，通過結構加固、表面整修、設施更新、品味升級的方式，將其打造成富于地域文化氛圍的消費場所，在其中開設高端時尚的餐館、酒吧、精品店和展館，又增加了大面積的現代商業建筑，為各類大眾消費品提供了充足的展示、販賣、消費的空間。上海新天地無疑是成功的商業案例。新天地項目屬于盧灣區太平橋舊城改造項目的一部分，由于遭遇亞洲金融風暴，新天地項目得以先行建造。對新天地項目的定位也一再調整，從最初的大型購物中心，到旅游景點，直至最終定位于中外人士聚會交流的城市客廳，“昨天、今天和明天”交匯的文化消費場所。基于準確的消費市場定位，上海新天地項目獲得了豐厚的經濟回報，不僅店面租金逐年上漲，而且太平橋區域的整體物業價格也獲得提升。上海新天地項目為地域傳統建筑的開發利用提供了新思路，這種兼顧文化和經濟效益的模式，引起國內各大城市的爭相效仿，南京1912、成都寬窄巷、杭州南宋御街等地域傳統建筑改造利用的實例不斷增多。
三、地域傳統建筑符號意義的重構
檳城喬治市和上海新天地兩個案例都是地域傳統建筑活化利用的代表，但對比分析后，可以引起我們關注很多問題。首先，地域傳統建筑符號意義重構的話語權屬于誰。在檳城喬治市傳統建筑活化利用中，政府、公司、個人、社團和公益組織都參與其中。早在“申遺”成功前，檳城就有三個項目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分別為張弼士故居（2000年）、韓江家廟（2006年）和薩福克樓（2008年），它們都是由民間自發組織自籌資金修繕完成的。其后，個人和社團更加積極參與傳統建筑保護和利用，大伯公祠（原福建公司舊址）在修復過程中即在社團內自籌經費，遠從國內聘請熟悉傳統工藝的工匠，以參評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為標準進行修復，并以此為據點，組織每年一度的大伯公祭祀活動和其他社團活動，增強社團的凝聚力。在喬治市建筑遺產保護中，檳城政府更多地扮演著遺產保護倡導者、規劃者和組織者的角色，以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共設施投資的拉動力，帶動民間投資，激發老城區的經濟活力。此外，公益組織在喬治市遺產保護和傳統文化復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立于1986年的檳城信托委員會，由一批專業人士組成，他們致力于推動古跡保育活動，積極參與古跡保護的決策過程。近期他們還積極推動保護傳統行業的工作，探索在旅游復興經濟與維護傳統社區文化之間保持平衡的途徑。青少年藝術教育項目開始于1999年，旨在通過不斷舉辦富于創意的藝術活動，面向兒童進行遺產教育，以提高青少年對檳城歷史的認知和文化自信心。相比較而言，上海新天地的石庫門里弄雖然未能達到喬治市建筑的遺產價值，但在改造利用過程中民間話語權的缺失，仍然值得我們關注。盧灣區政府和瑞安集團在石庫門里弄改造中掌控了全部的決策權，雖然建成項目在設計水平、經營管理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在拆遷的過程中，曾有住戶想要保留屬于私產的建筑而未獲成功，項目建成后，民意調查也顯示，上海人并不認為新天地能夠代表上海，在他們眼中，田子坊里弄的改造利用更具上海特色。田子坊里弄主要由住戶私人改造出租，或者被藝術家或民間投資者出資改造利用，上海人的市井生活仍然在里弄建筑中延續。民意往往能夠真實反映社會現狀，尊重民意，引導民意，方可激發傳統文化的活力。其次，重構后的地域傳統建筑符號為誰服務。隨著時代的前進，地域傳統建筑所容納的生活內容、所反映的文化風俗、所傳達的精神意義也在變遷。活化利用后，地域傳統建筑符號被賦予新的意義。新的'符號意義作為文化載體只有被公眾接受，并自覺傳承才能保證重構后的文化符號具有生命力。檳城的傳統建筑由于在改造的過程中有多方利益主體參與，使改造后的符號意義體現了多方利益博弈的結果，更易于被公眾接受，并且，不僅傳統建筑的物質形態基本得以保存，其傳統社區關系也被盡量保持。申遺成功后，喬治市物業升值使租金飛漲，許多老租戶無力續租，被迫搬離。認識到原住民減少對遺產價值的嚴重影響后，政府和公益組織多方努力，盡力留住原住民，幫助他們修繕住房，改善經營環境，并結合旅游消費需求，恢復傳統行業和傳統手藝，增加原住民的就業機會。檳城信托委員會和青少年藝術教育項目等組織還為原住民和傳統文化愛好者提供培訓，幫助他們整理與發掘傳統文化，使他們變自動繼承為自覺傳承。由于多種族聚居，喬治市每年都有許多節日慶典活動，活動在各種族的標志性建筑或聚居街區里舉行，不僅豐富了旅游者的體驗，而且成為各種族增強內聚力的方式。此外，檳城政府每年還舉辦多項藝術活動，如“喬治市墨鏡（MirrorGeorgetown）”壁畫系列和“標志喬治市（MarkingGeorgetown）”。與之相比，上海新天地更顯著地表現出高水平設計與管理下的文化產品的特點。在改造設計階段，盧灣區政府和瑞安集團就將其定位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場所，更準確的說，是具有上海地域特色的國際名片，面向社會中上階層和在滬的外籍人士展現上海風貌。立足于此，石庫門建筑的市井之氣注定要被抹掉，精心裝扮的高雅形象才能登上世界舞臺。新天地建成之后，物業只租不售，以便于統一管理。瑞安集團還在招商過程中，組織商戶參觀學習，并做了樣板間對外展示，以確保裝修的風格和水準。經過設計、建造、招商、裝修和后期維護的高標準生產程序的錘煉，上海新天地如期呈現出集傳統與時尚為一體的后現代風貌。為維護新天地的時尚前沿地位，自開業以來，多項頗具國際水準的文化活動在此舉辦，此外，新天地還邀請國內外藝術家舉辦展覽、開辦音樂節、舉辦公共藝術活動等。不難看出，上海新天地在精心的營銷和管理之下，始終保持著優質文化產品的水準，石庫門地域建筑符號意義重構后，顯示了上海中上階層的品位，及接軌國際標準的普遍社會認同。
結語
檳城喬治市和上海新天地反映了地域傳統建筑活化利用的不同模式，既有共性又有差異。二者均對保持遺產建筑的物質形態、豐富內部文化活動高度重視，使遺產建筑重新融入現代城市生活。在建筑符號意義重構的話語權歸屬和重構后的符號為誰服務方面，二者存在明顯差異，反映了地域傳統建筑符號意義重構的不同方向，是城市文化生態的真實反映。地域傳統建筑符號意義的重構存在多種方式，對傳統文化的解釋也需要多樣性，如此更能激發傳統文化的生機與活力。通過案例的對比分析，我們更容易理解地域文化的本地屬性在城市文化重塑過程中產生的重要作用，合適的才是最好的，在城市文化規劃中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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