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歷史哲學的認識論批判對史學實踐的意義論文
當現代歷史研究要求打破思辨的歷史觀念時， 歷史哲學的研究重心隨即轉入歷史認識論的領域。認識論轉向的歷史哲學不是徑直去考查歷史本身，而是首先考查歷史認識的主體認識歷史的能力，于是，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問題就成為歷史認識論討論的核心內容。而以歷史為對象的認識過程，則關系到歷史認識的客體及歷史認識的主體。從歷史認識的客體來說，存在著一個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問題； 從歷史認識的主體來說，又存在著一個歷史撰述的客觀性問題。歷史認識中主客體的復雜性，使歷史認識論的審查變得比批判哲學中的認識論問題更加復雜。
一、歷史的“物自體”：作為“硬核”的歷史事實
從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方面來看，從事史學實踐的歷史學家在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問題上幾乎不會產生原則上的分歧。因為一般情況下，他們從自然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歷史事實就是指在過去的時空中確實發生的事件，在歷史事實就是“過去的發生”這一點上，一般不存在什么爭議，有爭議的問題發生在認識論層面， 即從認識論出發，對于一個歷史哲學家來說，他追問的不是針對特殊判斷的真實性，而是追問歷史認識的主體究竟能否精確地到達“事實”，追問歷史認識的主體能否使自己對過去的認識與實際情形完全一致。很遺憾，這個表達方式本身就有問題，這是因為這個陳述在表達出這一問題的時候， 剛好碰到了以歷史認識論批判為己任的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所反對的問題。從認識論角度說，“保證對歷史事實的認識與實際情形完全一致” 這種思想方法本身就是非歷史的，它是真理的符合論，因為它把歷史認識看成是“錯誤向真理的朝圣”。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所反對的內容之一， 就是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完全照原樣重構過去”的“客觀主義態度”。“客觀主義”的歷史研究相信，歷史學家能夠并且已經認識了歷史事實， 歷史學家唯一的事情就是按原樣講述一切。即使是笛卡爾那樣輕視歷史學的人， 也并不否認人們能夠認識歷史事實。通常所言的歷史學是“用一千個謊言掩蓋著一個事實”，也只是抱怨歷史撰述中的歷史學家的主觀性而并非否認歷史事實的真實性。歷史事實的客觀性被視為歷史認識論中的一個“硬核”。
歷史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就是堅持這種“硬核”的，比如，蘭克所堅持的“如實直書”的實證主義的理念。蘭克認為， 歷史事實是不依人的意志轉移的、獨立于歷史認識主體的客觀存在；經過嚴格考證的史料是客觀存在的真實反映； 如果史料的搜集是全面的， 歷史學家又不將他的個人特征強加給它，那么我們就可以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但是，問題恰好就出在這里。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就是指向這個“硬核”的，即所謂的歷史事實究竟是什么？ 它不可能是脫離人的認識的那種絕對的、冷冰冰的客觀存在，這是顯而易見的。在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新康德主義打破了“如實直書”的理念，其出發點是，歷史認識中有其不可離棄的主觀性因素，我們脫離這一點去奢談客觀的歷史真實， 歷史認識就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客觀性。所以， 歷史真實也無疑帶有歷史學家個人的特征， 不管這個歷史認識的主體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以克羅齊為代表的新黑格爾主義的歷史研究， 繼續了新康德主義的批判。克羅齊顛覆性地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強烈反對“如實直書” 的客觀主義認識觀念。他認為歷史不是死去的歷史，而是活著的歷史，過去就活在現在之中。我們總是從現在的立場出發，以當前為觀察點去認識過去的，因此，歷史就只能是引起我們當前關切的歷史，所謂的歷史事實只是與歷史學家的“趣味”相關切的歷史事實，是和歷史學家生活的時代相關切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因此就不可能具有“如實直書”的那種客觀性。
這些發生在歷史認識論上的討論，的確指出了歷史研究領域中的那種非批判的歷史認識觀念， 要求人們重新理解被想當然了的歷史事實，過去發生的并不像自然科學中那樣是可以通過特定的條件設定重復觀察到的。而在實際中，我們是把認識到的歷史事實當作歷史事實本身，這樣一來，所謂的歷史事實就只能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事實，也就是說，歷史事實僅僅只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獲得的認識。還可以這樣來表達，在歷史學家創造歷史事實之前，歷史事實對于任何歷史學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當歷史認識論討論到這里的時候，情況變得復雜起來，因為此時我們已經突然發現了一個“歷史事實的哥白尼”。直白地說， 不是歷史事實決定我們對歷史事實的認識， 而是我們關于歷史事實的認識決定歷史事實。這也就意味著，歷史事實就是歷史學家的塑造，是歷史學家在認識中確立的東西。或者說，歷史事實的原貌已經不可能在認識論層面獲得，已成為一個歷史的“物自體”。
不過，“歷史事實的哥白尼” 的說法并非完全標新立異，只要對康德的“哥白尼式”認識論有所了解，我們就會理解。但也必須承認，“歷史事實的哥白尼”理念開創了新的歷史認識的觀念，向我們揭示了歷史事實認識上的復雜性，歷史事實的確不是“符合論”所說的那個“硬邦邦”的東西。十分遺憾的是，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在歷史認識論上的討論沒有在它應該停留的地方停留下來，這一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歷史事實本來是歷史學家建構歷史學的材料，歷史學家通過對歷史事實的理解與解釋，把歷史事實納入歷史的敘述中而形成歷史學，歷史認識的客觀真實性首先要依靠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果歷史事實的客觀真實性出現了危機，那么嚴肅客觀的歷史學又何以可能呢？豈不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二、“虛構中的虛構”：歷史撰述的客觀性
在歷史認識客觀性的問題上， 除了涉及認識對象（即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問題，還涉及歷史認識的主體問題。不過，這里需要說明一點，歷史認識的主體在歷史認識論的討論中，尤其是在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討論中， 主要是指歷史學家。從歷史認識主體的方面來考察，其實也就是追問歷史撰述的客觀性問題。借用沃爾什在《歷史哲學導論》第五章的標題來說，“歷史學可能是客觀的嗎？ ”
歷史學是關于歷史事實認識的理論， 是歷史學家以歷史事實為“材料”，通過對歷史事實的理解與闡釋而撰述成的知識體系。它包含兩個主要的層面，首先就是歷史事實的層面，但純粹的歷史事實并不是歷史學，而只是史料的堆積，所以歷史學的第二個層面就是圍繞歷史事實并使歷史事實成為可理解的歷史撰述。歷史撰述是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理解與闡釋，追問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問題，或者說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也就不能只追問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問題，也要追問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理解與闡釋的客觀性問題。歷史學家僅在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問題上達成一致，并不能保證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因為歷史學家在構筑歷史學的時候，對如何將歷史事實納入到歷史的撰述中，仍然會產生很大的分歧。因此，一種“公正”、“客觀” 的理解與闡釋是否能成為爭論的中心， 這個問題是歷史認識論最難解決的問題，也是史學實踐中經常發生爭論的問題。
為了弄清楚這一批判的思路，我們需要回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態度上來。實證主義的阿科頓信奉歷史是科學，不多也不少，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可以區別歷史學與科學，所以基本不存在一個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秉筆直書”的歷史學可以徹底消滅理解與闡釋中的主體性因素。正如阿克頓對歷史學家所期望的那樣：“我們的滑鐵盧必須使法國人、美國人、德國人和荷蘭人同樣都能滿意。如果不查閱作者名單，便沒有人能看得出，牛津的主教在什么地方停下了筆，以后是費邊恩還是加斯奎特，是李普曼還是哈里遜接著寫下去的”。然而一種“如實直書”的歷史學是如何可能呢？ 在經歷了歷史事實的“哥白尼式”革命之后，歷史撰述何以可能擺脫“虛構中的虛構”呢？
新康德主義歷史研究者認為，實證主義的歷史學是非批判的，而一門真正的歷史學“是一門批判的科學。他們的職責不只是記錄和闡述，……沒有這種批判觀點，就沒有這種歷史。一個歷史學家是否成熟，其根據就在于他是否明確這種批判觀點；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在選材和描述細節時他就只能按本能從事而無明確的標準”。那種認為只要掌握詳盡的材料和正確的方法就可以達到客觀性的觀念，只能是一種天真的信仰或偏見。
如果歷史學不能驅除主觀性的障礙，那么歷史學的合法性就成為問題。新黑格爾主義者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另辟蹊徑，克羅齊與柯林伍德選擇了在本體上把歷史上升為“思想”的道路。如果我們可以假設新黑格爾主義的歷史本體論思維是正當的， 那么這一方案不僅如愿以償地解決了“歷史物自體” 的問題，也解決了歷史理解與闡釋中的客觀性問題。因為，如其所言，思想是唯一的實在，歷史與思想是同一的，那么歷史必然也具備唯一實在的性質， 歷史完全成為思想本身之后，也就不存在經驗的歷史現象界與本體界二元對立的問題了———但這都是建立在本體論假設之上。
在柯林武德看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批判性仍然不夠徹底，歷史學家只了解孤立的歷史事實是不夠的，如果不深入歷史人物的思想世界，恐怕連歷史事實都很難理解，就更不用說理解歷史本身了。歷史學家所要追求的是這些思想過程，所以，“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觀點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歷史認識論的初衷是確立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卻走上了一條“歷史即心靈的自我認識”的道路，并且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批判哲學的歷史認識論表達方式中， 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問題變得渺茫了，歷史認識論的批判并未確立起歷史知識的合法性，在患有“主觀性”恐懼癥的狹隘視野中，無論是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 還是其后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都擺脫不了“歷史物自體”，或許也只好戲謔地承認，“歷史就是‘生活的女主人’，但她是一個輕薄的女主人。 然而我們一直在追尋她———這種追尋從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時代就開始了……這個主題必須被假設但永遠難以達到，并且是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三、史學實踐中歷史認識客觀性和解的可能路徑
值得慶幸的是， 從事歷史研究的那些歷史學家，并沒有因為歷史哲學上的認識論批判而使其工作停止下來，并沒有因為“歷史事實的哥白尼”而對歷史事實的客觀性產生恐慌。在史學實踐中，歷史學家相信他們在原則性上能夠達成一致意見， 但這不是說對歷史事實的認識論批判理論對歷史學家毫無影響。因此，現在就有必要審查一下在歷史研究的實踐中，歷史學家究竟是怎樣看待歷史事實的。
為了更清晰地呈現出史學實踐中歷史學家工作時的思路，我們現在有必要推出兩個認識論中的概念，即沃爾什所說的“符合論”與“融貫論”。按照“符合論”信念，“如果一個陳述符合事實，那么我們說它是真的；反之亦然，如果它是真的，它就符合事實。因此，真實性和符合事實似乎就是兩個可以互相通用的名詞；而這個理論就只在于強調它們的相等。 真理———它的擁護者說———就意味著與事實符合；因此凡是并不符合事實的陳述，就都不可能是真的。”沃爾什認為，“符合論”對于頭腦不太復雜的人來說，只不過是一種不言而喻的說法罷了，它不能告訴我們究竟某一信念是否與實在相符合。但無論如何，我們擺脫不了“與實在相符合”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所以，史學實踐中的歷史學家的確抱有這樣的信念。對他們來說，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是通過“去偽存真”來實現的，就是對從前的歷史學留下來的歷史材料進行分析、梳理，通過考古發掘等發現，在分析比較中去掉相互抵觸的部分來實現的，在這一點上沒有什么不明白的。“融貫論”是一種這樣的主張：如果一個陳述表明可以和我們所準備接受的其他陳述相適合（或者說不相互抵觸），那么它就是真的。例如，在史學實踐中，要確定“秦始皇是死在出巡的路上”這個歷史事實，如果這個歷史陳述不與史學家已經“準備接受”了的“秦始皇不在咸陽城”的歷史陳述相沖突，那么這個歷史事實就是真的。用史學家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術語就是“孤證不立”，恰好也能表達其中的意思。然而我們知道，“秦始皇不在咸陽城”不是自明的歷史事實，所以“符合論”并不是歷史學家的全部信念，他們時而又依靠“融貫論”。由此看來，歷史學家的工作無疑類似于在“符合論”與”貫融論”之間的冒險。
在認識論視閾下，歷史認識的客觀性自然涉及主客體兩個方面，也會自然形成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問題與對歷史的理解與闡釋的客觀性問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問題是由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認識如何與過去的發生相一致”而引起的；而歷史理解與闡釋的客觀性是由歷史學的“意識形態”———理解與闡釋的“前結構”而引起的。 歷史認識論批判的成果值得肯定，歷史并不單純是史料的函數，更重要的，它也是歷史研究者思想的函數。歷史認識不僅要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而且需要以現實生活為契機， 注入歷史學家的思想，需要歷史學家精神世界的融入，歷史的理解與闡釋需要注入歷史學家的靈魂。但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在認定歷史認識主體的主觀性特征影響認識結果的同時，又堅守在主觀性與客觀性勢不兩立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中。歷史認識中具有其主觀性這一特征， 使其與自然科學明顯不同，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完全沒有客觀性可言，或者說，我們以自然科學中的客觀性去要求歷史認識中的客觀性未免過于苛刻。
用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理論來說， 對客觀性的認識必須具備一種超越性的視野，客觀性是根置在“成見”之中的，沒有任何“成見”，也就沒有任何客觀性可言，“成見”雖然包含不合理的因素，但也正因如此，才成為“合理的成見”。進一步講，在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問題上，那些沒有貼上“偏見”標簽的乃是真正的偏見。從解釋學的角度出發，伽達默爾認為，在歷史認識中、在歷史性的時間跨度中，我們可以借助歷史的發展來淡去“偏見”中屬于某一個時代的特殊關切（如現代社會中的功利主義），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帶著比較“客觀”的態度去認識對象。在解釋學的理解中， 客觀性乃是各種不同的主體“視界”相互“融合”的結果，客觀性不僅僅是開放的、批判的、歷史的、生成的，而且連“偏見”也是開放的、批判的、歷史的、生成的。
總而言之， 歷史認識主體的主觀性特征并沒有對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形成真正的威脅，歷史方法論和認識論的中心問題在于，客觀地認識過去只能在認識主體的主觀性中獲得；歷史認識的合法性，既有歷史認識的客體向度，也有歷史認識的主體向度，而且也正是由于主體向度才賦予客觀性以開放性與生命力。那種要求上帝視角下的客觀性，只能陷入羅蒂所指出的視角中心主義的鏡式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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