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認知與歷史的意義研究論文
在傳統的史學實踐中，很少有歷史學家對歷史編纂中所包含的史實產生過懷疑，他們堅信自己是在“尋找真相”，正如歷史學家艾爾頓所描述的:“在此，正在討論的問題是歷史的主題，亦即過去的事件，而不是它們所遺留下來的證據，或歷史學家的勞動產物瀝史編纂學)。這個產物不管再怎么偏倚、懷有偏見、不完全和不成熟，它都體現了對事件的記述。這些事件的發生，完全獨立于那些注視著它們的人··…過去··…凜然聳立在那里。’心雖然人文學科所具有的反思性讓艾爾頓仍然對這種所謂的“歷史真相”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懷疑，②但是，在19世紀以來實證主義精神的影響下，歷史研究的學科化和規范化進程注定這種懷疑只允許被保留在一種適度的和暫時性的狀態之中，它終究要被某種歷史實在論所拋棄。在這一點上，艾爾頓最終與他所極力反對的持歷史相對主義觀點③的卡爾志同道合:在萬史是什么》.書中，卡爾最后還是回歸到對過去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的尋求上來，盡管這種回歸是在通過與“未來’相聯系的模棱兩可的狀態中被給出的。①
然而，這種在“現代”文化語境下保持著良勝和健康發展的適度懷疑，卻被“后現代”文化語境徹底瓦解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海登。懷特把元史學建立在法國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符號學與敘事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敘事主義的歷史詩學理論。這一觀念直接造成了史學界的某種分化，耶爾恩。呂森將之稱做“當前史學理論中的精神分裂癥”—邊是對于使歷史學接近于文學的語言的、修辭的、敘事的程式，對此我們有著敏銳的意識和反思。一邊是我們還有著—然而在理論層面上沒有這么著力強調—對于歷史研究的技巧、量化、統計學，許許多多有助于歷史學家從史料中獲取有價值信息的輔助手段的認可。這兩個方面之間沒有枉何欣人信服的關聯’。②在呂森看來，前者不再關心過去的真實存在及其意義，而是敘事方法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賦予歷史學家建構過去及其意義的權利;后者則依舊沿著科學邏輯和19世紀史學規范所指明的方向，繼續探索某種歷史真相以及用以研究它的那些方法與技巧。
盡管敘事主義的介入被某些對之持“理解’態度的史學理論學者看做一種“激活”而不是危機，但不可否認的是，后現代史學觀念的實質一旦被接受下來，它對傳統史學價值體系的消解力量卻是巨大的。就海登。懷特而言，這一消解力直接體現在他對歷史編纂話語形式主義的深邃反觀和論證—《形式的內容》.書中。《形式的內容》是懷特繼《元史學》《元史學肺目比，懷特思想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用作者自己的話說，該書體現了對后結構主義的“積極應對”。③在具體內容上，該書對人文學科話語形式進行了更為寬廣的、本體論式的探究，其中涉及實踐、語境、作者、讀者等諸多領域的互動與關系，這些后結構主義話題遠遠超出了《元史學》中單就歷史編纂的敘事結構與話語轉義層次的論證。盡管有著某種變化，但縱觀懷特的前后著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被一貫思考和不斷深化的主題，即關于“歷史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答案，應當更多地從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獲得其合法性的規訓、法則及其不同的探詢方式中找尋，而不是在依據這一規訓所得出的結果瀝史事實沖找尋。在此，被普遍認為是形式的東西，恰恰就是其內容本身。而所謂的“內容”，‘在被用來再現真實事件的時候，賦予這些事件一種虛幻的一致性，并賦予它們各種各樣的意義，這些意義與其說代表的是清醒的思想，還不如說代表的是夢幻”。
有鑒于此，本文將圍繞從“歷史是什么’這一問題延伸而來的兩大主題，即歷史的認知與歷史的意義，對海登。懷特在《形式的內容》中所表達出的歷史觀念進行評價與探討。具體來說就是:第一，作為過去的歷史是否可以認知以及如何認知;第二，歷史是否具有意義以及意義從何而來。在評介懷特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之前，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我們可能已經熟知的“歷史”的概念問題以及懷特本人對它們的看法。
一般認為，歷史的存在以三種形態呈現出來。第一種是作為本體論意義的存在，亦即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件總和。但是在懷特看來，“即使我們承認這一點，我們看到的也只是反映，而不是被反映的事物”“這是因為，按照定義，一項事實只有不在被看做是現實感知的可能對象時，它才是過去的”。這就是歷史作為某種知識對象的吊詭之處:當人們去認知它時，它已經不存在;當那些可以被經驗確證的當下部分淇中一部分是作為眼前的生活事實，一部分是作為過去生活的遺存物破認為顯現給人們的時候，它還沒有或已經沒有資格成為它自身瀝史)了。這一點也許正像作者在書中所引述的:利科認為關于‘時間的困惑經驗”只能夠通過歷史、文學等符號性話語的方式“間接地論及”。這種形態的歷史存在正是懷特在其史學理論中所要徹底消解的。第二種形態是歷史作為某種文本的再現，主要指那些歷史學敘事編纂的產物。這一類型的歷史存在是分析歷史哲學和后現代史學理論所要探討的主題。在懷特看來，文本再現無疑是歷史得以存在并能夠被探討的唯一方式。第三種形態是歷史作為過去“遺留物”的當下存在，它“具體表現為文獻和遺跡;作為從過去繼承下來的社會實踐的要素，具體表現為習俗、觀念、制度、信仰等等”。但是與其說它是可以被現成接受的“歷史”不如說它是史料，用來提供給史學實踐者一個通往過去的橋梁。這種形態，恰恰就是懷特用以指出能夠把文學、神話與歷史區分開來的唯一證據。亦即，歷史是在“真實的”而非“虛構的”事件上建構起來的。
現在回到第一個問題上來。關于歷史這里提到的是作為第一種形態的歷史，也可稱之為過去提否可以被認知這一點上，我們似乎普遍對懷特本人存在一個誤解。由于懷特在關于“歷史實在”的反思上訴諸敘事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視角，人們往往習慣于把他與不可知論及其傳統聯系起來。如荷蘭歷史哲學家F. R安克斯密特在《歷史與轉義:隱喻的興衰腫評價的那樣，懷特仍舊是“康德事業的組成部分”，①在安克斯密特看來，懷特是把過去和“自在之物”一并歸入了不可認知的領域。而歷史學家基思。詹金斯在《論“歷史是什么?”—從卡爾和艾爾頓到羅蒂和懷特》中也同樣表述了懷特具有“吾人不能理解過去”的觀點。②其實，在這一點上應該看到的是，懷特本人既沒有否認有一個作為“真實”意義的過去存在著，也沒有專門去談及過去是否可知這一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如果歷史自身除了只是那些作為敘事性再現的文本存在之外別無他物的話，那么重新遵循傳統的史學認識論將顯得毫無意義。不過懷特并沒有像作為其主要理論基礎的當代語言哲學那么極端。如果單純從懷特思想的哲學基礎出發看問題的話，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確實域一相情愿地才巴一個關于認識論的問題消解掉了，但是，作為涉及歷史領域的哲學理論自身，它還要被某種更為具體的和具有本學科性質的話題關注所限定。
那就是，我們如何對待過去以及過去如何顯現自身。 在切三式的內容》第一章《敘事性在再現實在中的價值》中，懷特指出:“如果僅是一個再現中的實在論問題，人們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把年代紀和編年史形式看做是實在向知覺呈現自身方式方面的兩個范式”(32頁)。這兩種記錄過去的形式所展現的內容，似乎正是作者意圖表達的某種“真實”即一幅“空白”、“匾乏”、“斷裂”以及“混亂”的世界原始圖景。這一認識無疑是懷特整個立論的基礎，他接下來的工作便是不斷地揭示歷史學實踐是如何在敘事性“符號裝置”的幫助下“通過把所指概念內容府系統地替換成作為指涉對象的超一推論(extra - d iscu rs ive)實體，從而產生出意義來”渝言叉并揭示“在審美外觀下再現道德”的要求，是如何通過敘事行為為認識自身“預設了一個關于實在的觀念”。由此可以看出，懷特傾向于世界吐去講非是不可認知的，只是這些文體模式代紀、編年史吸其內容是在某種被通常看做“客觀性假定缺乏”(犯頁功狀況中顯示給我們的。正是由于沒有能夠滿足敘事預先給予認知的這種判別客觀性和實在性的標準，這兩者陣代紀、編年史泡括它們的形式和內容都被排除在歷史之外了。
關于這個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即歷史去提如何被認知的，懷特給出的答案與他就“歷史是什么’所作的簡短答復是一致的:“歷史是一種敘事的論述，其內容是想象、杜撰的與發現到的成分參半。心因此，歷史知識作為歷史學實踐的結果與歷史本身在懷特這里是一回事。這并不是說，‘過去’在歷史編纂中得到了完美的、基本忠實的再現橡傳統史學實踐直觀的那樣海也不是說，歷史僅僅是一個互為文本的事實橡分析歷史哲學認為的那樣);而是說，歷史應該被表述為一個關于事件不斷納入到話語構建之中，形式事環斷轉化為內容瀝史功方式和產物。
在《元史學》導論中，作者曾闡述了他的歷史詩學理論中關于形成“歷史事實”的四種比喻修辭模式穩喻、轉喻、提喻、諷喻和三種解釋模式(隋節化、形式論證、意識形態蘊涵模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方法運作。②在娜式的內容》中，以上觀點被提升為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的對傳統歷史編纂話語淑事)的兩種認識:一方面，史學實踐依賴于敘事符號系統，“把所指概念內容有系統地替換成作為指涉對象的超一推論疾體”偷言第2頁);另一方面，敘事文本自身“喚起一種‘實質’，在記J憶而非夢幻或幻想的領域內起作用，并在‘實在’而非‘想象’的招牌下展開來”可見，敘事性符碼首先為歷史認知行為“預設了一個關于實在的觀念”以便于劃定人們在歷史創作和閱讀中把“真實’與“虛構’近乎本能區分開來的認知界限。
接著來看歷史意義的問題。關于歷史是否具有意義，懷特的答復是明確的，即單純的過去淇形態存在于年代紀和史料記述在經驗直觀的顯現中股有意義域者被稱為無意義的意義叉它僅僅表現出某種缺失和斷裂的一面，只有當過去被賦予一定認知形式，即歷史敘事的時候，意義才得以顯示并且能夠轉換。因此對懷特來說，歷史意義與歷史的產生具有同時性，它們無疑都來自對過往事件的敘事性編排和再現，文本的歷史即是擁有意義的歷史。 那么歷史的意義如何產生呢?懷特認為，“敘述((narration溉是實現歷史闡釋的方式，也是表述對歷史題材之成功理解的話語模式”。在他看來，歷史的.意義不是被發現到的，而是被創造出來的，敘事的歷史就是意義生成的歷史。“從這一模式提供的視角看，話語被看做是一種生產意義的手段，而不僅僅是一種傳遞有關外部指涉物信息的工具”。然而，在解讀懷特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從深層方面來講，歷史文本產生不同意義的根源似乎并不直接源于話語轉義的純語言結構方面，而是來自懷特所另外論述的關于“解釋模式”的部分。在這里，意識形態起了主導作用。不過懷特的論述具有含混之處，它使我們隱約感到的是兩種觀念基礎在同時、平行地起著作用:一方面是結構主義符號學，它強調的是敘事性語言結構在形成歷史事實及其意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結構主義的語境分析，它則強調作者的意向性和道德抉擇在構建事實意義中的作用。對上述情形基思。詹金斯也感到了同樣的困惑，只不過他僅僅認為這是由于作者“表述次序可能有誤”造成的。
然而，表述的含混在此應該更多地被視為作者思路轉向造成的特征，而不是某種筆誤。這種思路變化，正如懷特自己所說的，是轉向了對后結構主義的“積極應對”。于是我們在對懷特的總體閱讀過程中才會出現以下印象:作者最終為上面兩個觀念基礎賦予了層次性，他確實表達了“意識形態的模式預先決定了采用何種轉義方法”的觀點。②這里應當說明的是，在懷特的表述中，“意識形態”的內涵是與作者意向和道德選擇相一致的。
考察懷特轉向后結構主義的主要原因，似乎和以下情形有關:盡管他本人也提到“話語行為模式試圖說明的正是這種話語的復雜的多層次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可以對其意義做多種闡釋的能力”的話語或文本的事實。這樣，對于形式的關注就必然要從單純的話語轉義理論視角轉向對于某種語境的后結構主義解讀視角上來。這一點也說明了，作者為什么在娜式的內容)}s}二章之后要與多位當代思想家進行對話，其目的就在于尋求文本瀝史意義得以產生的背后的機制問題的答案。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娜式的內容嶸三章里，作者從19世紀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得知了歷史學自身話語規范化和使過去去崇高化背后，有著對“實在性”意義的幻想和科學主義的精神，它具體表現在蘭克關于歷史學實踐務必尋求“如實直書”的理想境界中。在第四章與第六章，懷特似乎看到烏托邦空想是如何轉換為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并讓歷史和文學呈現出不同的現實意義。在第五章與福柯思想的對話中，作者大致認同了歷史實踐中，在不同學科話語背后起作用的幻覺機制，即“求真意志”。它不斷將事件文本化、“問題化飛使其“轉變成一種道德關懷和倫理控制的對象”進而產生意義。在第六章對利科敘事性形而上學理論的闡釋中，懷特意識到人類對時間性經驗及其困惑的釋放，是如何通過借助某類“符號性話語”墳學、歷史性敘事語言床實現其意義建構的。而在關于文本語境的最后一章中，懷特則指出如果從語境分析的角度出發，文本無論高尚或卑賤，“它們都同樣充滿意識形態成分” “通過它，并由于確立一種對世界的心理定向，各種不同的意義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在這種心理定向中，某些符號系統被授予特權，成為辨識事物‘意義’的必要的、甚至自然的方法，而其他一些符號系統則被壓制、忽視或隱藏在將一個世界呈現給意識的過程中”。
總括懷特的后現代歷史理論，其所意圖賦予生活世界的現實意義，正如他在書中第六章結尾時熱切展望的那樣:“歷史學說是由自古希臘人開始的西方思想傳統艱難培育出來的，它成為了人類將自身意識從古代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種工具，難道這樣一種歷史學說不可能準備與在它幫助下得以實現的政治一起隱退嗎?‘歷史學’、政治和敘事的死亡難道不都可能是另一場偉大變革的各個方面嗎?這場變革在范圍和效果上都類似于標志著與古希臘人所開創的古風映裂的那場變革。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將會把人類從偽歷史的存在狀況中解放出來，進而開創一種真正歷史的存在。問題可能不在于如何走進歷史，而在于如何走出歷史。
可見，后現代敘事主義史學理論力圖根除的并不是作為人類普遍意識結構成分的歷史敘事本身，而是要揭示并消解那些被標榜為科學的歷史話語，以及隱藏于其后的政治意識形態強力，并希望在此基礎上把歷史意識放置在更為自由的語境下運作，讓所謂的專業領域與非專業領域在語言游戲的層面展開對話，以賦予每個人平等構建事實的權利。但是，誰都不難看出，歷史詩學理論落入了和所有作為其觀念基礎與文化背景的后現代主義同樣的反諷處境之中，雖然這種吊詭也許正是它們無所顧忌的精神象征，但畢竟虛無化了其自身擁有的所有現實意義，就像它虛無化了作為其根基的包含著某種傳統的現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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