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論文潤色:《漫談》中涉及播音主持領域的兩個問題探討
[摘 要] 面臨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廣播電視播音員主持人應專注于中華民族本土文化的傳承，維護祖國語言的規(guī)范和純潔。代寫碩士論文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播音學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和開拓，經歷了萌芽期、草創(chuàng)期、形成期、發(fā)展期四個階段，其學科獨立性、科學性、系統(tǒng)性日漸顯現。
[關鍵詞] 播音主持；語言；學科體系
播音主持工作是廣播電視傳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直接關系傳播效果的優(yōu)劣，關系到先進文化導向的落實。對播音主持語言進行深入研究，既是時代發(fā)展的需要，也是學科建設的需要。研究播音主持語言，應該立足中國的廣播電視事業(yè)，關照歷史，直面現實，展望未來，不能脫離中國實際，更不能缺乏民族文化的獨立意識，一味地“言必稱西方”，打著“全球化時代”的旗號步入媚俗與崇洋的歧途。
近日讀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助理、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董關鵬博士《漫談全球化時代的廣播電視語言》（以后簡稱《漫談》）一文后，上述感想便又聚集起來。現就《漫談》文中涉及播音主持領域的兩個問題與作者商榷。
一、關于語言規(guī)范
語言文字工作關乎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社會進步、文化發(fā)展、經濟建設、對往交往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頒布和實施表明國家高度重視語言文字的規(guī)范問題。廣播電視作為大眾傳播的重要工具，在具有高度文明的現代社會里，播音員主持人所使用的語言較為客觀地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標準語言的具體體現。他們的語言規(guī)范與否，直接影響傳播效果。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陳章太先生指出：“語言不夠規(guī)范，示范作用就差一些，甚至有負面影響。”[1]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灣地區(qū)以及國外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廣播電視由此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一方面，我們提倡播音主持風格的多樣化，在語言規(guī)范的基礎上更強調自然、親切，口語化，盡量縮短和受眾的距離；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認識上的分歧。例如，有人把新中國的播音傳統(tǒng)描繪成“居高臨下、呆板僵硬”的可憎面目，把符合新聞傳播規(guī)律的播報貶斥為“無思想無個性”的機械行為，“越不像播音越好”、“有點方音更能顯示個性”，還有人刻意模仿港臺腔或者在播音主持中濫加外語詞匯，以為這才是播音員主持人現代化的標志。董關鵬博士在《漫談》一文中指出：“中央電視臺所有的播音員都是字正腔圓，反倒會使老百姓感到離我們距離很遠。其實在一些地區(qū)化的廣播電視節(jié)目當中，我覺得也可以采用一些介于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一些播音方式。
而且，這個并不會亂了視聽，也不會對普通話的推廣造成一些不良的作用。”[2]照此觀點，中央臺的部分地區(qū)化節(jié)目和各省市區(qū)的節(jié)目（各省全是地區(qū)化的節(jié)目）都可以采用字不正腔不圓的語言，普通話水平在三級乙等（仍處于方言和普通話之間）以上的人均有機會從事播音主持工作。湖南臺可用介于長沙話和普通話之間的語言，廣東臺可使用介于廣州話和普通話之間的語言，如此等等。全國各地3000多家省、地、市、縣電視臺均可采用當地介于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語言去播音，這難道不足以“亂了視聽”，不足以對“推廣普通話造成不良影響”？
《漫談》一文還以英國BBC為例，“它6點的新聞（相當于咱們的新聞聯(lián)播）安排的這個主持人，播音時候帶有很濃重的威爾士口音。英國有四個地區(qū)：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他們用了一個少數族裔的口音來播，傳遞了一種政治的語言。這種政治的語言就是說少數族裔在英國受到了同樣的尊重。”[3]如果這是作者“用介于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語言播音”觀點的支撐點，試問，在擁有56個民族，數以千計的城市、數以萬計的縣城的龐大的中國，又應該選擇哪一種方言來播報中央臺的《新聞聯(lián)播》呢？是用“濃重口音”的湖南韶山話，還是用“濃重口音”的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語言？在國家逐步實施崗位語言規(guī)范標準，大刀闊斧地加快語言規(guī)范化進程，對播音員主持人全面實行持證上崗的今天，提倡“方言和普通話中間狀態(tài)”，實在是與國家的現行政策背道而馳。其實，在英國，BBC就是純正英語的同義詞。
BBC多次采取各種措施，對播音專業(yè)人員和記者提出明確要求，力圖清除其中的美國腔和修辭、語法上有失英語規(guī)范的問題。BBC還為此出版了其68年歷史中最為詳盡的一本廣播體例手冊，以提高廣播質量。《倫敦時報》評價這本手冊是“一件期待已久的凈化廣播語言的東西”。[4]據專門從事中外廣播電視傳播比較研究的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張艷秋博士介紹，“BBC的播音十分規(guī)范，采用的是全英國人都能聽懂的標準英語，但記者在采訪和現場報道時，很可能會帶有一些本土化的方音色彩。”《漫談》一文還提出：“我們不應該停留在早期研究當中強調的‘天下一把尺子’，而且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時代。”[5]難道“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一尺就會只有9寸或是11寸了嗎？
規(guī)范就要堅持標準，而這個標準絕不會因為“全球化”的到來而改弦更張。北京廣播學院博士生導師張頌教授指出：“廣播電視播音語言，不論是有稿播音時應錦上添花也好，還是無稿播音時要出口成章也好，都是有聲語言，都要使用普通話，這就是統(tǒng)一的規(guī)范。”[6]正是“天下多把尺子”的觀點，為廣播電視節(jié)目南腔北調起了推波助瀾的負作用，致使不少很有潛質迅速成長的播音員主持人走了彎路，延誤了苦練語言基本功的大好時機。這方面的教訓還少嗎？在語言問題上，這類主觀性、盲目性、片面性的論斷，對播音主持的理論和實踐是極其有害的。“語言的混亂和污染，有損于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形象，對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著削弱和腐蝕的作用。”[7]摒棄有聲語言標準規(guī)范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催動語言創(chuàng)作走向“崇洋”和“媚俗”的歧途，正是當前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危機所在，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從事有聲語言創(chuàng)作的播音員和主持人，只有維護祖國語言純潔的義務，絕無輕視和拒絕語言規(guī)范的權力。
二、關于播音學科
中國的播音事業(yè)，是隨著廣播電視事業(yè)的發(fā)展而逐漸成為專業(yè)學科的。從1940年12月30日人民廣播第一次播音，到今天百花齊放、五彩繽紛的播音主持創(chuàng)作，這期間，涌現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播音員和主持人，涌現了一大批各具特色、風格多樣的優(yōu)秀播音主持作品，同時也積累了一系列播音主持實踐經驗和業(yè)務成果。播音主持藝術作為一門學科，其科學性、系統(tǒng)性、獨立性日漸顯現，并獲得了國家的認可。它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和開拓，充分汲取新聞學、傳播學、語言學、藝術學、心理學、美學等學科的前沿成果，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照下，堅持本學科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為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為繼承中國氣派的.優(yōu)秀民族傳統(tǒng)，在林林總總的學科門類中獨樹一幟，已經和正在做出開拓性、前瞻性的闡釋。從1940~1962年的萌芽期、1962~1981年的草創(chuàng)期、1981~1995年的形成期，到1995至現階段的發(fā)展期，播音學已經走過了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歷程。特別是《中國播音學》的問世，宣告了一個新興學科的正式誕生，并受到廣泛關注。首先是它明確了學科的定位。
一個學科是否形成，很關鍵的一個標志是看這個學科有沒有定位———明確與相關學科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主要的地方。《中國播音學》以播音創(chuàng)作為研究對象，是研究播音創(chuàng)作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門科學，它雖然受到其他學科的制約，但又不能為某一學科所代替，有它自身的矛盾運動規(guī)律和自身本質的規(guī)定性、獨特性和創(chuàng)造性。它既不與相關學科混淆，又不與相關學科割裂。《中國播音學》已經成為攻讀本學科碩士、博士學位的必讀書，“中國播音學”也已成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點的一個專業(yè)方向。這些都足以證明播音學科體系已基本形成。而《漫談》一文卻提出：“應該說這個學科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很多層面上還停留在蘇聯(lián)為主的一些早期理論的影響中，缺乏系統(tǒng)的跨學科理論的支持……，第二……，播音主持這一塊兒，在國內還沒有真正成為一個學科……”
應當承認，在1940~1962年這一時期，我國的播音主要是學習蘇聯(lián)的經驗，以《蘇聯(lián)播音經驗匯編》、《全國播音經驗匯輯》等論文集為標志，較明顯地帶有零散的經驗色彩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印記。但1962年齊越教授在上海電臺播音組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及一系列文章和講話，結束了播音理論的萌芽期。1981年全國播音經驗交流會后出版的《話筒前的工作》一書，已為形成較完整的播音理論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1981年到1985年，播音導論、播音語音學、播音發(fā)聲學、播音創(chuàng)作基礎、播音文體業(yè)務理論、播音心理學、播音風格、節(jié)目主持人概說等一大批專業(yè)教材的問世，為中國播音學的建立和發(fā)展提供了豐厚的財富；1986年召開了全國播音學術研究會、1987年成立了中國播音學研究會，這對于全國深入研究播音理論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
這一時期以《中國播音學》為代表作的中國播音學叢書，明確了本學科的定位，在理論、方法、指導思想、業(yè)務實踐方面均有較高起點。特別是從1995年至今，播音學科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語言傳播發(fā)聲、播音主持藝術基礎理論、播音主持語體研究、播音教學法研究、播音主持美學等方面不斷涌現新的研究成果，并逐漸步入系統(tǒng)化階段。眾所周知，理論研究，需要考察歷史，了解現狀，若既不了解歷史，又不關注現狀，輕易地定下結論，未免有失偏頗。這既是對歷史的不尊重，也是對現實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盲目的認識和主觀臆斷，是學科規(guī)律研究中的禁忌。《漫談》一文的矛盾之處同時也令讀者費解，前文斷定播音主持在國內沒有真正形成一個學科，后面又感覺“就是有的人把播音這個東西急于讓它成為一個學科，但是又把它神圣化了，又把它搞得太高屋建瓴了”。
筆者不禁要問，到底是“播音無學”還是“播音難學”？如此自相矛盾地貶低播音學科，與“吃不著葡萄卻說是酸的”有何異同？與其這樣，倒不如認真翻一翻《中國播音學》及其相關論著，了解一下最基礎的學科常識，這樣也許會不致于向假想之敵開戰(zhàn)。
應該承認，就廣播電視事業(yè)的現狀而言，中國播音學的學科建設需要新的提高。在應用語言學的許多分支學科里，播音主持藝術許多學理層面的研究還不夠深化和精細；在位于電子傳媒和網絡文化始端的應用過程還缺少規(guī)律的指引；處在“全球化”語境下的播音主持創(chuàng)作，還需要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提升；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它的發(fā)展和成熟還繼續(xù)需要相關學科的觀照與滲透。反求諸已、尋求變異、與時俱進，是中國播音學成就堅實的民族根基和高遠的學術空間的永恒追求。這一當代學科的建設，需要更多的有識之士為之付出辛勤的汗水。以上思考，或冒味，或片面，或偏激，盼望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 陳章太應當重視并加強廣播電視語言研究[A]姚喜雙，郭龍生媒體與語言[C]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2]董關鵬 漫談全球化時代的廣播電視語言[A]姚喜雙，郭龍生媒體與語言[C]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3] 吳郁主持人的語言藝術[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
[4] 張頌語言傳播文論[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
[5] 金開誠等在全國政協(xié)八屆四次會議上的聯(lián)合發(fā)言語文建設[J]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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