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戰奇略·第九卷·人戰的原文及翻譯

百戰奇略·第九卷·人戰的原文及翻譯

　　《百戰奇略》（原名《百戰奇法》）作為一部以論述作戰原則和作戰方法為主旨的古代軍事理論專著而問世，這無論是在宋以前或是宋以后，都是不多見的。因此，從其產生以來，就為兵家所重視和推崇，給予很高評價，并一再刊行，廣為流傳。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百戰奇略·第九卷·人戰的原文及翻譯，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原文

　　凡戰，所謂人者，推人士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梟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桿毀折，唯主將決之。若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唐武德六年，輔公佑反，詔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之。將發，與將士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自若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毋疑，此乃公佑授首之征也。」遂飲而盡之，眾心為安。先是，賊將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以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李營，孝恭堅臥不動。明日，以羸兵扣賊營挑戰，別選騎裨以待。俄而羸兵卻，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薄戰，遂敗。趙郡王乘勝破其別陣，輔公佑窮走，追騎生擒之〔，江南悉平〕。

　　譯文

　　大凡戰爭中所說的“人戰”，是指發揮人的能動作用，而破除各種影響士氣的迷信邪說的問題。在出兵征戰的過程中，或是遇到惡鳥群集主帥旗竿上，或呈出現杯中酒變成血紅色，或是發生指揮旗竿突然折斷等怪異現象時，唯有主將及時作出正確決斷，才能穩定軍心士氣。倘若所進行的戰爭，是以正義攻討叛逆，以正直征伐邪曲，以賢能進擊愚頑，都應堅信必勝無疑。誠如兵法所說：“要禁絕迷信，消除疑惑，部隊才能至死不會逃跑。”

　　唐朝武德六年，淮南道行臺尚書左仆射輔公祏據丹陽舉兵反唐，高祖李淵詔命趙郡王李孝恭等人率軍討伐他。唐軍進發前，孝恭與將吏聚集一堂共進飲筵，當他命人取來一杯水酒欲飲之時，杯中白酒突然變成血紅色，在座的諸位將領見此無不驚懼失色，但孝恭舉止卻坦然自若。他慢慢舉起酒杯對大家解釋說：“禍福本無門徑可入，唯有人們自己召來。大家不要犯疑惑，諸位請看，這杯中的血色正是輔公祏將要被殺頭的征兆啊！”說完，一飲而盡，眾人仰視，驚懼不安的情緒終于平靜下來。兩軍對陣后，輔公祏軍先是企圖憑據險要地形誘使唐軍來戰而截擊之，孝恭卻令唐軍堅守壁壘而不主動出戰，但在同時，他暗中派出奇兵切斷了輔軍的運糧道路，致使其在陷入缺糧挨餓的情況下，又乘夜進迫李孝恭，孝恭仍然安臥營中不動。第二天，李孝恭派出一些老弱殘兵前往敵營挑戰，另選精銳騎兵由盧祖尚率領列陣以等待敵人來攻。不一會，孝恭所派的老弱殘兵退卻下來，輔軍緊追不舍，氣焰異常囂張，與盧祖尚騎陣相遭遇，被唐軍打得大敗。這時，李孝恭乘勝揮軍攻破輔軍其余陣地，公祏窮蹙不支而逃，唐軍騎兵尾隨追擊，活捉了輔公祏，江南完全被平定。

　　點評鑒賞

　　以建“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驃騎將軍王鳴鶴認為：該書“殊足以啟發后人，而戰道略備矣”②。崇禎間鄒復認為：“以此書教戰于昔人，用兵之妙思過半矣”，倘若“神明而善用之，雖以百戰而百勝可也”③。清鹹豐間滿人麟桂認為：是書“啟發神智，或不無所補”④，等等。從明、清諸多論兵者的這些贊語中，可以明顯看出，該書在我國兵學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影響和地位。

　　綜觀全書，我們認為，《百戰奇略》有如下幾大特點：

　　第一、是在北宋神宗朝頒定《武經七書》為武學必讀課本之后，產生的一部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古代作戰原則和作戰方法的兵學專著；它不僅繼承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精華，而且對某些問題有一定發展。這是《百戰奇略》一書的特點之一。明人李贊在《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序》中指出：《百戰奇略》一書，“其命名立法，多出孫武子、《武經七書》，蓋以《孫子》為經”；王鳴鶴在其《登壇必究·輯百戰說》中指出：《百戰奇略》各款“款下各附合于孫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證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間”；鄒復在《百戰勝法小引》中指出：《百戰奇略》一書“自《計戰》以至《忘戰》，凡有百篇，俱自《武經七書》中流出”。從以上所引兵家的評語中，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百戰奇略》與《武經七書》，特別是與《孫子兵法》的淵源關係。該書所援引的百條古代兵法（即“法曰”引文），有八十七條出自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朝廷頒定的《武經七書》，而其中引自《武經七書》之首《孫子兵法》的達六十條之多，占全書所引古代兵法總條數的百分之六十，占所引《武經七書》條數的百分之六十九。可見，說《百戰奇略》“以《孫子》為經”，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出，《百戰奇略》“以《孫子》為經”的著述目的在于講解以《孫子》為首的《武經七書》兵家經典，并且恰是通過“解經”而繼承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但是，《百戰奇略》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它“以《孫子》為經”而繼承了孫子思想，而且更在于它對孫子思想還有某些發展。例如，關于速戰速決和持久防御的作戰原則問題。《百戰奇略》認為，在我強敵弱、我眾敵寡，勝利確有把握的情況下，對來犯之敵，要採取速戰速決的進攻戰；但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勝利無把握的情況下，則應采爭持久疲敵的防御戰。這種能夠根據敵我力量對比的實際，不同情況採取不同作戰原則的指導思想，比孫子單純強調的“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孫子兵法·作戰篇》）的速勝論主張，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個發展。又如，在對待圍困敵人的問題上，孫子主張“圍師必闕”（《孫子兵法·軍爭篇》）。但在什幺情況下，包圍敵人要留有缺口，孫子并沒有作具體闡述。因此，既然強調“必闕”，就意味著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包圍敵人都必須留有缺口。這種絕對化的主張，容易導致戰爭指導上的形上學，因而實踐上極易貽誤戰機以至遭受挫敗。但《百戰奇略》所主張的“圍其四面，須開一角”（《圍戰》），是指在攻城作戰條件下所應採取的指導原則。這與孫子“圍師必闕”的涵義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古代攻城技術裝備落后，特別是在沒有或缺少攻城火器的條件下，單憑雄厚的兵力使用刀槍戈矛箭戟對固守堅城的敵人實施強攻硬打，往往傷亡大而奏效小。如果採取虛留缺口“以示生路”，就能誘使敵人脫離堅城固壘，從而造成在運動中殲敵的機會。這樣，既可破敵之軍，又能拔敵之城。再如，關于進攻作戰中追擊敗敵問題。孫子主張“歸師勿遏”、“窮寇勿迫”（《孫子兵法·軍爭篇》）；而《百戰奇略》則主張，對于企圖保存實力，“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逐戰》）的敵人，不要匆忙追擊，“宜整兵緩追”，以防中“奇”上當。但對確屬潰敗之敵，則應“縱兵追擊”，務求殲滅。這種區別不同情況，採取不同作戰指導的思想，比孫子的片面主張，是更加符合客觀實際和戰爭實踐的需要。

　　第二、《百戰奇略》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的軍事思想，而且蒐集和存錄了大量古代戰爭戰例資料。這是《百戰奇略》一書的又一特點。它蒐集了自春秋迄五代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最早的戰例是公元前700年春秋初期的楚絞之戰，最晚的戰例是公元945年五代末期的后晉與契丹的陽城之戰）間散見于二十一種史籍的各種類型的戰（事）例百例。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特點鮮明的戰（事）例有：春秋時期的齊魯長勺之戰，楚宋泓水之戰，晉楚城濮之戰，齊國晏嬰折沖樽俎挫敗晉國戰爭圖謀事，越吳笠澤之戰；戰國時期的齊魏馬陵之戰，燕齊即墨之戰，趙奢救韓破秦之戰，秦滅楚之戰；秦末項羽進攻秦軍的巨鹿之戰，劉邦進攻秦軍的峣關之戰；西漢時期的韓信滅趙、攻齊之戰，衛青抗擊匈奴入侵之戰，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叛亂之戰，趙充國平定先零之戰；東漢時期的耿弇平定割據勢力張步之戰，吳漢擊滅割據勢力公孫述之戰，袁、曹官渡之戰，曹操攻打烏桓之戰，諸葛亮與劉備的“隆中對”，孫權與曹操爭奪合肥之戰，呂蒙襲取荊州之戰；三國時期的魏將司馬懿擊滅孟達的上庸之戰、平定公孫淵的遼東之戰，蜀相諸葛亮五攻曹魏之戰，魏滅蜀之戰；西晉滅吳之戰，晉將劉琨進攻石勒之戰；李靖反擊突厥之戰，唐中宗時張仁愿反擊突厥收復漠南之戰，憲宗時李愬雪夜奇襲蔡州之戰；五代時期的晉（后唐前身）與后梁爭奪河北的柏鄉、魏州之戰，后晉與契丹的陽城之戰，等等。《百戰奇略》所蒐集和存錄的百個戰（事）例，一般都有戰爭發生的時間和資料來源，這為后人檢索戰爭戰例資料，研究中國古代軍事史，提供了極大方便。

　　第三、《百戰奇略》列舉了軍事斗爭領域里存在的大量對立統一關係，分篇立論，對比分析，說明相反相成的道理，充滿辯證思想，是一部系統全面闡釋古代軍事範疇的重要著作。這是《百戰奇略》一書最鮮明突出的特點。書中所列百戰，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各篇之間，并非孤立不連，而是正反成對有其內在聯繫。由于《百戰奇略》已經意識到軍事上的許多矛盾現象都是相反相成的，因而能從強與弱、眾與寡、虛與實、進與退、攻與守、勝與敗、安與危、奇與正、分與合、愛與威、賞與罰、主與客、勞與佚、緩與速、利與害、輕與重、生與死、饑與飽、遠與近、整與亂、難與易等正反兩方面，提出在不同情況下，要採取不同的作戰原則和作戰方法。為人們以辯證的觀點分析研究戰爭，避免主觀指導上的形上學和片面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它從戰爭千變萬化這一客觀實際出發，只經觸及到矛盾的雙方既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規律。這是《百戰奇略》一書最為可貴的地方。例如，它在對“勝與敗”這對矛盾現象的對比分析中，已經認識到勝利中潛藏著失敗的種子，失敗中包含有勝利的因素，勝與敗將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的規律性。它認為，打了勝仗之后“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勝戰》），如果“恃己勝而放佚”（《佚戰》），就會反勝為敗。它特彆強調指出，在取得勝利的形勢下，不可麻痹大意，對于來降之敵，“必要察其真偽，遠明斥堠，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則勝；不然則敗”（《降戰》）。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驕惰”、“放佚”、“怠忽”，就是由勝轉敗的條件。它認為，在打了敗仗以后，不可畏怯氣餒，只要能“思害中之利”（《敗戰》），認真接受教訓，切實做到“整勵器械，激揚士卒”（《敗戰》），養精蓄銳，“待其可用而使之”（《養戰》），并且正確實施作戰指導，選擇有利戰機，“候彼懈怠而擊之”（《敗戰》），就能轉敗為勝。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轉敗為勝的條件，就是接受教訓，認真備戰和正確的作戰指導。《百戰奇略》認為，“眾與寡”這對矛盾的雙方，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相互轉化的。它指出，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作戰，只要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實施正確的作戰指導，採取“設虛形以分其勢”（《形戰》）的“示形惑敵”戰法，就可以使敵人分兵處處防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形戰》），而我集中兵力打敵一部，在戰役戰斗上處于“以眾擊寡”（《形戰》）的有利態勢，就可以各個殲滅敵人。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實施正確的主觀指導，乃是實現“敵眾我寡”向“敵寡我眾”轉化的根本條件。《百戰奇略》在“眾與寡”這對矛盾的雙方相互轉化問題的認識上，已經包含有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如何通過主觀努力，創造以劣勢兵力戰勝優勢敵人的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又如，在對“生與死”這對矛盾的分析中，《百戰奇略》認為，對敵作戰中，如果“臨陣畏怯，欲要生，反為所殺。”（《生戰》）意思是說，作戰中如果貪生怕死，就有失敗被殺的危險。反之，如果能夠“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死戰》）。意思是說，作戰中如果抱定必死決心而戰，就一定能獲得勝利而生存。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生與死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相互轉化的。貪生怕死，是由生存向死亡轉化的條件；而英勇奮戰，則是由死亡向生存轉化的條件。所以，《百戰奇略》援引《吳子·治兵》說：“幸生則死”（《生戰》），“必死則生”（《死戰》）。這無疑是符合辯證觀點的正確結論。總之，《百戰奇略》已經較好地意識到軍事斗爭領域中一切矛盾的雙方，不但相互依存而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將在一定的條件下各自向對立面方向轉化。此種辯證地觀察事物的思維方式，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百戰奇略》在著述方式和語言運用上，也是有其鮮明特點的。明人李贊在《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序》中指出：“百法若傳，每法既具所以，復引古將帥所行之有合者證之”。這大體上概括了《百戰奇略》一書著述方式上的主要特點。該書按照古代作戰雙方的各方面情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軍事的、地理的、氣象的情況，等等），分為百戰，各以單音詞（計、謀、間、選、等等）設條立目；每戰既以古代兵法為依據闡明兵機方略，又以古代適當戰例事例加以印證；各戰既相對獨立成篇，又相互關聯成正反對比，論史結合、辯證分析地論述了攻取戰勝之道。此種論兵的編纂體例和著述方式，誠為后人研究兵學和著書立說之鑒。《百戰奇略》在語言文字運用上的最大特點，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這就是：詞簡義賅，通俗易懂。像《百戰奇略》那樣運用幾近白話體論兵著述的古代兵書，在宋以前是不多見的。因此，《百戰奇略》一書的產生，不僅開創了古代兵學運用通俗語言文字著書立說的先例，而且為進一步傳播和弘揚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發揮了積極作用。明、清之際，《百戰奇略》之所以被兵家一再刊行，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它通俗易懂，好學好記。

　　價值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百戰奇略》作為一部專門以闡述作戰原則和作戰方法為主要特色的古代軍事論著，無疑應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價值主要有二：

　　一是它的思想價值。《百戰奇略》在繼承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古典兵學思想的基礎上，結合曆代戰爭實踐經驗所綜述和總結的內容豐富的軍事原則，它從客觀實際出發，辯證地分析研究戰爭的思想方法，不僅對宋以后軍事思想的套用與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而且對我們今天分析和研究現代戰爭規律及其指導原則，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二是它的學術價值。《百戰奇略》一書所採用的以單音詞設條立目的編纂體例，以古代兵法為立論依據、以古代戰例為論證事例的論史結合、正反對比的著述方式，從現存古代兵書情況看是最早的，因而，它在我國軍事學術發展史上起著發凡啟例的重要作用。

　　作品簡介

　　只要所進行的是“以順討逆，以直伐曲”的戰爭，都要堅定不移地去戰斗。本篇這里所說的“以順討逆，以直伐曲”，實際是講戰爭的性質問題。對于戰爭性質的認識，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政治集團是有不同的認識標準的。盡管本篇是從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待戰爭性質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其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它在繼承前代思想觀點的基礎上，明確賦予戰爭以“順”與“逆”、“直”與“曲”，即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區別，這也是值得肯定的。

　　解析

　　本篇以《人戰》為題，旨在闡述戰爭中如何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為正義而戰的問題。它認為，所謂“人戰”，就是充分發揮人的能動作用，破除迷信邪說以堅定部隊斗志的問題。出師過程中，凡遇各種怪異現象，都要主將給予妥善解決，以保持部隊高度穩定。只要所進行的是“以順討逆，以直伐曲”的戰爭，都要堅定不移地去戰斗。本篇這里所說的“以順討逆，以直伐曲”，實際是講戰爭的性質問題。對于戰爭性質的認識，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政治集團是有不同的認識標準的。盡管本篇是從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待戰爭性質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其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它在繼承前代思想觀點的基礎上，明確賦予戰爭以“順”與“逆”、“直”與“曲”，即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區別，這也是值得肯定的。唐武德六年（公元６２３年）八月，趙郡王李孝恭奉命進討據守丹陽稱帝反唐的輔公祏，行前在與諸將飲筵席上，出乎意料地發現杯中酒呈紅色，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怪異現象，滿座皆驚惑不解，認為這對出師不吉利。唯獨主帥李孝恭鎮定自若，泰然處之。對此種怪異現象，孝恭從容不迫地解釋說：“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于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后征。”（見《舊唐書·李孝恭傳》，下同）孝恭一席鞭辟入里的話語，不禁使諸將狐疑頓釋，情緒安定下來。作為唐軍主帥的李孝恭在突遇某種變異現象時，不但自己不驚惑、不迷信，而且還能及時令人信服地予以解惑釋疑，從而保持了部隊的高度穩定，這無疑是確保爾后作戰勝利的重要條件。當然，唐軍此戰的勝利，更主要原因還在于李孝恭能夠從實際出發，實施恰到好處的作戰指導。

　　首先，當對方來攻之時，他采取了“堅壁不與斗”的方針，使自己處于以逸待勞的態勢；

　　其次，他“使奇兵斷其糧道”，陷對方于饑疲狀態；

　　第三，又“使羸兵扣賊壘挑之”（見《新唐書·李孝恭傳》），誘使對方陷入唐軍精騎包圍之中，結果，一戰大敗輔公祏軍。公祏窮蹙不支，棄丹陽東走，孝恭急命騎將追擊，至武康而活捉輔公祏，“江南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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