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伍爾夫雙性同體理論論文
試論伍爾夫雙性同體理論論文
[摘要]1928年，英國女性主義作家，理論家伍爾夫提出了“雙性同體”的概念。她超越了生理性別上的差異，向傳統的性別區分模式發出了挑戰，將自己的“雙性同體”構建在男女的社會性別上，從而打破了傳統的男／女二元對立模式，創造性的提出了兩性之外的“第三性”。這既是伍爾夫女性主義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也成為后來眾多女權主義者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在整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伍爾夫；雙性同體
女性主義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女性主義繼文藝復興之后再度興起，并以更加迅猛的氣勢，更加規范的組織向“父權主義”發出挑戰。女性在政治，經濟，法律上爭取權利平等的運動，使男性感受到婦女對其“父權權威的威脅，因此，戰后一些文學作品中出現了貶低，厭惡女性的言辭。這種“厭女癥”的出現，反而刺激了女性作家的反抗意識。她們開始在精神文化領域與男性展開新一輪的激戰，由此掀起了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即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
一、“雙性同體”理論本體特質
自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誕生之日起，就始終存在著一個如何看待文學活動中性別差異的問題。無論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吉爾伯特和蘇珊·格巴為代表的“激進女性主義”，還是9o年代以后在英美興起的“后女性主義”，“權利女性主義”等，都無可避免的關注著女性地位以及男性和女性的關系問題。其實，早在1928年，作為女性主義批評的先驅者，英國女性主義作家，理論家伍爾夫在她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就提出了一種解決男女性別對立的辦法，即“雙性同體”理論。“雙性同體”又稱“雌雄同體”，這一概念并不是伍爾夫的首創，而是源自一個生物學術語。“最原始和最直觀的含義是同一軀體具備男性與女性特征其字源便是‘男人’(andro)和‘女人’(gyn)加在一起的意思。”但伍爾夫卻是第一個在文學創作和批評領域中援用這一概念的人。在她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不僅討論了女性的創作問題還用姑娘和男子停下來，鉆進出租車里悄沒聲息的消失這一形象比喻，提出了兩性應該和睦相處。伍爾夫作出了自己的闡釋：“我們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的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在男性的頭腦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頭腦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的和適宜的存在狀態是，兩人情誼相投，和睦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是男人，頭腦中女性的一面應該發揮作用；如果你是女人，也應與頭腦中的男性一面交流”。
首先，伍爾夫作為女權主義的先驅，是堅決反對單一的“男性中心”論的，她認為在以男權為主導的話語形態中，女性形象過于單一，有的甚至遭到了歪曲，遺漏。在這種形象歧視的背后，有著更深刻的男權文化因素，伍爾夫所要抵制和突破的正是這種更廣泛的男性價值體系。然而，伍爾夫對男性話語的批判并沒有停留在否定一性(男性)肯定另一性(女性)的傳統模式上。她指出：“挑動一個性別反對另一個性別，一種身份抗拒另一種身份；自命不凡，鄙薄他人，如此等等，都屬于人類生存的小學階段”。如果說執意要獲得男性那樣的權利和成就，實質上是對男性價值標準和文化體制的認同，努力確立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價值體系，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結果男女兩性都將視對方為“他者”。伍爾夫就曾把自己稱作“局外人”，認為所有的女性在父權社會都受到壓迫，從來沒有什么地位可言。她在挑戰男權文化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同時還試圖創造出一個達到完美人格的“第三性”，它融合了男性的勇敢、理智和女性的浪漫、想像。在伍爾夫看來，任何純粹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頭腦都是不能創作的，只有當一個作家“像女人一樣寫作，與此同時又忘記了自己身為女人”時，才會出現那種“性的質感”。這是一種忽略性別的思維方式。
由此可見，伍爾夫并不是想在男性中心的對立面重建一套女性價值體系，因為這樣無疑是重復男性權威的錯誤，她試圖對建立男女性別秩序本身提出質疑。男女在生物性上的差別其實掩蓋了人為造成的男女社會性別差異，而真正產生歧視、壓迫的根源就在于性屬(gender)，而不是性(sex)，這對女性而言是十分不公平的。生理性別被附上了社會性屬的意義，男女在父權制下被教化成不同氣質的人，兩性才進人了對立沖突的狀態。原始族群和母權制時代，人類并不存在一個性別壓迫另一個性別的現象，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文明時代開始，兩性之間不斷分裂，才產生了性別壓迫。于是，伍爾夫站在歷史的更高點提出“雙性同體”的構想，在打破男性先天優于女性的神話的同時，實際上也表明了重鑄女性的相關身份問題與重鑄男性相關的身份問題同等重要。“雙性同體”的提出，不僅是由于女性自己的利益，同樣也是為了揭示男性的性別實質。
二、“雙性同體”理論的實踐
在伍爾夫的許多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種性別意識的模糊性。《達洛維夫人》中雖沒有明確提出“雙性同體”的設想，但伍爾夫在談到創作時曾提到她塑造塞普蒂莫斯的目的是讓他作為克拉麗莎的“替身”(double)，以便“使達洛維夫人的形象更完滿”。這可以看作是伍爾夫對文學創作中兩性關系的初次探索。她的另一部小說《夜與日》的題目也蘊含著這種寓意，女性是“夜”，代表著想像，情感和直覺，男性則是“日”，代表著對事實邏輯和理性的崇尚，兩性間雖然客觀存在著差異，但兩者并不應該簡單的對立，而應該相互融合。而伍爾夫的另一部小說《奧蘭多》則是將“雙性同體”的理論發揮到了極致，她利用這種獨特的方式將男性與女性的不同身份和體驗融合于同一個人物。作品中的主人公奧蘭多先后經歷了四個世紀，不斷地隨著時代的變化適時的調整著自己的情感和行為方式，自由游走于男性女性之間。改變了性別的他(她)總是在兩性間搖擺不定。這種猶豫不決直接影響他(她)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她常常拿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進行比較，從而引發諸多關于性別的思考。奧蘭多在先后體驗了男性和女性的思維模式后發現“兩性都有可悲的缺陷”，從而提出渴望兩性能夠通過交流，和睦相處。伍爾夫之所以創造出這樣一個可以用兩性視角來審視世界的人物，就是為了證明她的“雙性同體”較之單性人格所具有的優越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雙性同體’的形象代言人奧蘭多身上，針對男性的批評要大于女性的。雖然他(她)的個性被描述為“雙性同體”的，但奧蘭多這個人物是更加女性化的。”¨很顯然，奧蘭多仍是女權主義的產物。正是通過這一形象，伍爾夫結構了性別二元論，而奧蘭多由男而女的性別轉變讓讀者得以對父權社會進行反思。
關于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許多女性主義者都提出了自己或肯定或否定的意見。支持者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融合，反對者則提出這是一種消極的逃避。以肖爾瓦特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就認為，“雙性同體”是一種不現實的構想，是對女性氣質和獨特經驗的壓抑。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男性中心”的一種妥協。這種通過淡化性別而達到的兩性之問的和睦相處，在男權社會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是以雙性的假象掩蓋實質的男性中心。另一位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從生物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有關婦女的命運問題。伍爾夫所推崇的“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并沒有真正解決一直以來存在于女性主義批評中性別差異的問題。
上述論斷的確有它的可取之處，但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伍爾夫的“雙性同體”并沒有抹殺男女在生理屬性上的差別，相反，她在《一問自己的房間》中還提到過：“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樣寫作，生活，或像男人那般模樣，也會使人大為惋惜，想想世界的浩瀚繁復，兩個性別尚且不足，只剩下一個性別又怎么能行?”進而指出教育應該發掘兩性的不同點，而不是相同點。可見，認為“雙性同體”是超性別幻想的說法是缺乏依據的。但對于伍爾夫所處的時代而言，社會性別研究顯然是超前的，往往不能被世人所理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伍爾夫和她的“雙性同體”都已超越了時代的限制，具有現代女性主義的色彩。
統觀女性主義批評研究領域，主要關注的是文學活動中“性別身份的建構”問題。因此，性別差異問題一直以來都受到理論家的高度重視，無論是激進的批判，還是溫和的“雙性同體”構想，都體現了早期女性主義批評家為爭取女性創作合法性，調整，重建文學批評體系所作出的積極探索。其中，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后世的理論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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