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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秦三·薛公為魏謂魏冉》文言文及翻譯
在平凡的學習生活中，許多人都對一些經典的文言文非常熟悉吧？文言文的特色是言文分離、行文簡練。要一起來學習文言文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戰國策·秦三·薛公為魏謂魏冉》文言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戰國策·秦三·薛公為魏謂魏冉》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
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從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翻譯：
薛公田文為了魏國對秦國相國魏冉說：“我聽說秦王想要由呂禮來交結齊國，以此來救助天下，您一定會被輕視的。齊國和秦國互相聯合去對付三晉，呂禮一定會兼任齊、秦兩國的相國，這就等于您交結齊國而加強了呂禮的地位。
齊國免除了各國的軍事威脅，它一定會深深地仇視您。您不如勸說秦王命令薛她的兵力去攻打齊國。齊國失敗了，我愿意把所取得的土地送給您。齊國犬敗而晉國強大，秦王懼怕魏國的強大，一定會重用您去交結魏國。齊國給魏國薛邑，而不能抗拒秦國，魏國一定會借重您來交結秦國。
這樣，您打敗齊國建立了功勞，叉憑借魏國加強了您的地位。這么一來，您打敗了齊國鞏固并擴大了自已的封邑，秦國和魏國就會共同重視您；如果棄國不遭受挫敗，呂禮再次被重用，那您一定會非常困窘的了。”
戰國策創作背景
歷史
春秋戰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破壞并最終被廢棄，鐵制農具和畜力出現，私田大量產生，產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農，“公田不治”，“私田”開辟，冶鐵業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和手工業產能快速增長，傳統的社會秩序被不斷打亂、打破，社會底層的民眾與貴族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隨的賦稅制度動搖，私有工商業嚴重沖擊著“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面。束縛手工業、商業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制鹽業、手工業、交通業繁榮起來。商業打破地域、行業、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域，有些商人憑借經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經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濟基礎發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筑的變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國家聯盟逐漸解體，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志，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爭霸戰爭頻繁，整個社會已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時代的變易，導致了原先春秋時代天子與霸主共同維持的諸侯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消失，當時的各國，“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試行“胡服騎射”，開始變法。經過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祿制被廢除，按勛封爵、選拔官員制度被確立。
這一時期，社會結構發生巨變，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傳統思想文化的繼承者和新興社會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階層的崛起。戰國時期，舊的生產關系迅速瓦解，奴隸主階級日趨衰亡。經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獲得了自由，自主意識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地主階級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斷提高的經濟水平也使部分農業生產者產生了文化的要求，脫離土地束縛的農民有可能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同時，各諸侯國和各個勢力集團基于各種目的也在千方百計搜羅人才。在這種大的歷史環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展，并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展和新的社會現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于是在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后，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產生了劇烈的動蕩，宗法制解體，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與宗法制的解紐相應，盛行五個多世紀的禮樂制度逐漸衰落。禮制崩潰，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諸侯大夫的宴會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鐘鼓賦詩的雍容風雅。“法治”代替了“禮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行不通了。如劉向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系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調，而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斗，一直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斗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的局面，兼并戰爭以空前的規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略思想，外交戰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游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臺（司馬遷則認為“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換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說”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說”產生的主體。），左右了戰國中后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游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游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畢竟策士面對的是能夠隨意操控生死大權的人，他們的游說是有一定的冒險性質，稍有不慎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說，游說人主某種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們要膽識過人才行。不提對著秦王敢說出“布衣之怒，天下縞素”的唐雎，即使是“詐偽反復”之如張儀，也具有這種過人的膽識，這也正是這個時代讓后人欽佩的原因之一。
不過游說一過程并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游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游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著要成長為合格的游說之士，需經過長時間專業的學習和培養。幸好戰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禮崩樂壞”之后，春秋時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發生了變化，“舊法世傳”分解為私門之學，“道術將為天下裂”，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游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鑒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爭的態度準確分析當下復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游說方式，養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游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游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某些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戰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游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編撰
《戰國策》的最初版本已無法考證，只能推斷為部分人基于各種目的將體現游說策士的政治主張、斗爭策略的論辯及游說辭令記載收集起來，讓縱橫家們復雜的思想內容和敷張揚厲的說辭流傳于世。這一過程中最早的編者可能基于當時的一些重要史實和游說談資為基礎，有意無意甚至可能很隨意的改竄增刪，并夾雜了不少擬作。這降低了原書的史學價值，卻提升了文學價值。
到漢朝時，諸子百家的典籍折損很大，特別是經歷了戰國時的真偽紛爭、秦時的幾近滅頂，已經混亂駁雜、真偽難辨，于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孝武帝時，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到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在這般背景下，書籍的創作、流傳和整理工作便會難度加大，偽作頻出，更兼有其它亂象，需要仔細辨別。到漢成帝時，各種書籍的藏本數量大增，便需要有聲望的飽學之士承擔整理工作。劉向屬宗室，又是當時公認的名家大儒，便順理成章地承擔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戰國策》便是在古書典籍大規模整合的境況下出世，劉向在每一部書校對完成，便會梳理內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稱《劉向別錄》，其中《戰國策敘》記錄了《戰國策》整理成書的過程“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換言之，成書之前的《戰國策》是大量內容錯亂、互相重復甚至沖突的檔案資料，而且原始資料書號不一，編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劉向做了細致復雜的編纂工作后，編成《戰國策》一書的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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