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文言文
漫長的學習生涯中，大家一定沒少背過文言文吧？文言文的特色是言文分離、行文簡練。相信還是有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貞觀政要》文言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貞觀政要》文言文賞析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舍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聽用，豈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后為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后，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
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為甲仗不足，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翻譯
貞觀元年，太宗說：“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義治理國家的，都國運久遠。用嚴刑酷法統領人民的，雖然能挽救一時的弊端，但國家很快就會滅亡。既然我們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們用作統治國家的典范。現在，我們要以誠信、仁義作為治理國家的方針，希望這有助于鏟除近代的虛偽之風。”黃門侍郎王珪回答說：“天下荒廢凋疲的時間已經很長了，陛下在天下積弊之時統領國家，弘揚古代圣賢的遺風，實乃萬民之福。但沒有賢才是治理不好國家的，關鍵在于用人得當。”太宗說：“我求賢若渴，即使夜晚做夢都夢到賢才。”給事中杜正倫說：“哪個時代都有人才，隨時等候陛下的發掘任用，哪里用得著去夢傅說，遇呂尚，然后才治理天下呢？”太宗十分贊賞他的話。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原來認為在離亂之后，民間的風俗習慣會很難改變，近來我發現百姓逐漸懂得了廉潔和羞恥，官員庶民都能遵守法紀，盜賊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間沒有一成不變的風俗習慣，關鍵要看施政是治還是亂。所以，治理國家，必須用仁義來撫慰百姓，同時還要顯示出朝廷的威信，順應民心，廢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離道義的事情，這樣社會自然會平定安靜。你們應該共同來做好這件事。”
貞觀四年，房玄齡上奏說：“最近，我檢查武器庫里的鎧甲兵器，發現已遠遠超過隋朝了。”唐太宗說：“整修兵器防御寇亂，雖然是緊要的事情，但我要求你們把心思用于治國之道，各自務必竭盡忠貞，使老百姓安居樂業，這才是我真正要的鎧甲兵器。隋煬帝難道是因為鎧甲兵器不足，才遭到滅亡的嗎？正是由于他不修仁義，群臣才會怨恨叛離他。你們應該理解我的想法啊！”
貞觀十三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樹林廣袤就有飛鳥棲息，水域深廣就有魚兒游弋，多施仁義百姓自然會歸順。人們都知道恐懼而躲避災害，卻不知施行仁義，災害就不會產生。仁義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記，我們要不斷地將仁義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會遠離仁義之道。這就好比用飲食來滋養身體，要讓肚子經常吃飽，就能夠維持生命。”王珪叩頭說：“陛下能知道這些道理，真是天下的大幸啊！”
評析
苛政猛于虎，仁政是士大夫傳統的政治理想。太宗認為，用仁義治國，國家就會氣運長久。他甚至認為，廣修仁義，則災害不生。本篇緊緊圍繞李唐王朝長治久安這個中心展開，論述了唐太宗對廣修仁義的一些基本觀點：“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甚至認為“行仁義則災害不生”。
《貞觀政要》成書于唐朝開元年間
作者吳兢，生卒不詳，汴州人，著述甚多，僅存《貞觀政要》一部流傳于世。
《貞觀政要》屬專題性史書，共十卷，約成書于唐開元八、九年。吳兢寫作此書是借古諷今，借歌頌唐太宗時代的德政，告誡后世君王要擇善從之，以利江山穩固。此書的體例和方法與《尚書》、《國語》相類，所記基本為貞觀年間唐太宗與魏徵等四十五位大臣的問答，也有大臣的勸諫奏疏及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內容廣泛，對唐太宗君臣治國安邦的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將貞觀年間的太平盛世展現在讀者眼前，對于唐太宗的過錯，吳兢也秉筆直書，列舉唐太宗晚年的奢靡放縱。因書中論述統治之道，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9世紀之后的日本皇室、幕府也十分看重此書。
《貞觀政要》的主要為政思想以仁義為治的民本觀
一是“養民以惠”以“使百姓安樂”。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王畦說：“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盈，豪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論奢縱》)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聞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唐太宗則認為，“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足以致滅亡，正是由于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論仁義》)
二是要任用賢才。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言：“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崇儒學》)唐太宗君臣認為，“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世，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干，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擇官》)他規定縣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員的保舉，刺史則需要皇帝的直接選拔。同時，他還完善隋朝以來的科舉制度，廣泛地選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圍人才濟濟，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礎。
三是明德慎法。針對前朝的嚴刑峻法而激起民變的教訓，唐太宗認為實行仁政，強調明德慎罰。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存寬簡。”又道：“大辟罪，皆今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論刑法》)到了貞觀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僅29人。百姓安居樂業、賢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終出現了國富民強的貞觀之治。
求諫兼聽的君道觀
君主要兼聽納下，廣開言路。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征：“何謂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異，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國滅來論證“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贊賞魏征的意見。他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時說：“隋煬帝暴虐，臣下緘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求諫》)因此，他認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求諫》)唐太宗被后人稱頌為“聞過即改，從善如流”(《災祥》)。
防貪鄙的廉政觀
唐代詩人李商隱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儉來敗由奢。” 貪鄙錢財，毀家又毀國實為不值。貞觀二年，唐太宗謂侍臣道：“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消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視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傷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貪鄙》)
居安思危的自省觀
“居安思危”是一種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觀、君道觀的心理基礎。魏征建議唐太宗要在十個方面時刻提醒自己：“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而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慮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論君道》)十思就是強調君臣在守天下時居安思危，時刻反省，防微杜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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