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對遷謫文學傳統的突破的范文
怨憤：屈原以來的遷謫文學傳統
遷謫（或謂貶謫）文學究竟始于何時，學界尚無定論（注：或以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為起于《詩經·小雅·四月》，又或謂當從屈原始，嚴格意義上的遷謫文學當以后說為是。），但以屈原作為中國文學史上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遷謫詩人，則是眾所公認的。屈原遭讒被逐，而始終抱窮守志，伏節死直，忠君愛國，盡心竭智，為后來的遷謫詩人樹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惻的怨愁、沉痛的憂懼和極度的憤忿，為后世的遷謫文學奠定了傳統的基調。從現存的二十余篇賦看，篇篇充滿著恐、悲、傷、哀、怨、憤、忿，郁邑、愁苦、傷懷、永哀、憂心、軫懷、郁結、煩冤、怛傷、慘郁等字眼，可以說憂思與怨憤是屈原遷謫之作圍繞的核心與主題。他憂，憂楚國之傾危，“恐皇輿之敗績”（《離騷》）；憂年歲漸老，功業無成；“恐美人遲暮”、“恐修名之不立”（《離騷》）；憂小人占先，閉塞言路，“恐導言之不固”（《離騷》）；憂國勢削弱，哀“民生多艱”（《離騷》）。他怨，怨懷王聽信饞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饞而齏怒”（《離騷》）、背信棄義任性多變，“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離騷》），不察實情親奸遠賢“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惜往日》），“與余言而不信兮，益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風澆薄，善惡不分，嫉賢妒能，“世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離騷》）。他憤，憤斥黨人茍安偷樂，禍害國家，“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而險隘”（《離騷》）；貪得無厭，嫉妒成性“眾皆競進以貪婪兮……各興心而嫉妒”（《離騷》）；結黨營私，殘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懷沙》）、“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顛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離騷》）；諂諛獻媚，偽裝作態，“外承歡之＠①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哀郢》）。他甚至激憤地表示心底的絕望，要棄國而去，離都出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離騷》）。憂、怨、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構成了屈原遷謫文學的核心內容。它們之間有著某種相倚相生的辯證關系和邏輯聯系。憂而生怨，怨而生憤，怨憤之發便形成了《離騷》，形成了屈賦，形成了遷謫文學。這正如屈原在《惜誦》開篇中所說的：“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睆倪@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說，怨憤精神是屈賦的靈魂，是遷謫文學共同的普遍特征。爾后千年中，遷謫詩文多不出此范圍。
西漢賈誼，貶為長沙太傅。長沙乃卑濕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謫住于此，自以為壽不得長，故引屈原自喻，追懷傷悼，寫成了《吊屈原賦》、《ｆú＠②鳥賦》、《惜誓》、《旱云賦》諸篇，宣泄他深沉的憂懼與怨憤：
“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③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郁其誰語”。（以上《吊屈原賦》）
“黃鵠后時而寄處兮，鴟梟群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薄氨嗜酥M節兮，反為小人所賊”�！胺侵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薄皞\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薄跋в嗄昀隙账ベ�，歲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ｆú＠②鳥賦》）
憂時憂國憂性命，怨君怨人怨命運，怒斥小人，悲憤難遏，一如屈原。不僅賦的抒情文體形式一致，而且許多語句詞匯都相同。難怪從司馬遷以來都并稱“屈賈”。這說明，他的貶謫文學從情感內容到表現形式都是與屈原的怨憤傳統一脈相承的。
魏晉六朝，世事紛亂，時局動蕩，流離轉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飯。貶謫之苦，反而難得引起太多的關懷，因而遷謫詩文也相對顯得沉寂。但人們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劇了詩人的恐慌心理，于是，遷謫詩文中憂懼之情加深，執著精神減弱，比之屈原，已是憂多憤少。歷劉宋、南齊和蕭梁三朝的詩人江淹，曾被貶官建安吳興（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個正宗的遷謫文人。他在謫中寫下的《恨賦》、《別賦》、《泣賦》、《待罪江南思北歸賦》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讀。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汩起，泣下沾襟，亦復含酸茹悲，銷落煙沉。”（《恨賦》），其中頗有身世漂零、畏懼憂戚之感。雖然少了激憤，但憂怨的傳統基調并沒有改變。
如果說魏晉六朝因為時局動蕩，遷播流徙與居官安位之間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貶謫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對乏力，而沒有產生出典型的遷謫詩文的話，那么有唐一代就是遷謫詩文的極盛時期了。大體因為李唐開國以來，生產力發展迅猛，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很快拉大，邊鄙蠻荒還停留在刀耕火種、茹毛吮血的原始時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長安的經濟文化卻出現了高度的繁榮，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啻有天壤之別。又由于唐代的文人們把仕宦當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為實現個人生命價值的唯一取向（這一點與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當畏怕遭貶流放的打擊。史載當過宰相的韋執誼害怕南謫，連嶺南的地圖也不敢看。（注：《舊唐書·韋執誼傳》載：“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令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韓愈《順宗實錄》卷八亦有同類記載。）著名文人上官儀、李嶠、蘇味道、宋之問、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經不起生活和心靈的雙重磨難，在南方貶所赍志而歿的。連平日里傲骨錚錚、豪氣萬丈的李白，一旦長流夜郎也變成了“愿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流放永華寺寄尋陽群官》）的低徊。至于韓愈，更是一貶而準備就死，囑侄孫“好收吾骨瘴江邊”，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擊權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經貶謫，便已“面上消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躲到廬山與僧人結社唱和，詩酒度日去了。可見，遷謫之于唐代文人，無異于滅頂之災。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經受住生命和心靈的磨難，保持平衡樂觀的心態和積極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絕大多數的唐代遷謫文學作品，仍然是以“怨憤”為基調的。大體上是凄怨的傾訴或激憤的抗爭。這兩個路數仍然沒有突破屈原騷怨范圍。張九齡以名相罷為荊州長史，便有瘴癘之嘆，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詩三十九首，“托諷離鳥，寄詞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保▌⒂礤a《讀張曲江集》詩序），柳宗元出為永州司馬，于是，“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古今評論家一般都承認“柳子厚幽怨有得騷旨”（施補華《峴ｙōｎｇ＠④說詩》見《清詩話》）。
由上我們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國的遷謫詩歌大體在“怨憤”格局中發展。直至劉禹錫出，始以另外一種風貌面世。
豪健：劉禹錫對“怨憤”傳統的突破
遷謫文學歷經千年之后，到劉禹錫手里，有了較大的突破，他不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時間，刷新了中國文人遭貶期限的最高記錄，而且以豪邁樂觀的精神，創造了遷謫詩歌豪壯勁健的嶄新風貌，打破了遷謫文學沉湎于幽怨、孤憤的套數，開辟了遷謫詩歌寫作的新路徑。永貞遭貶對于劉禹錫的打擊可謂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條理由怨恨、沉淪或遁世。因為他從小在皎然靈澈等名詩人“孺子可教”的贊揚聲中長大。早年又科場得意，“貞元年中，三忝科第
”（《夔州刺史謝上表》），贏得了“馳聲溢四塞”（《謁枉山會禪師》）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執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當他雄心勃勃，有所作為，以日復千信的熱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劉禹錫年譜》永貞元年附錄據《云仙雜記》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順宗時，劉禹錫干預大權，門吏接尺書，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盤中，日用面一斗為糊，以供緘封�！保┑臅r候，卻遭到了“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憲宗紀上》）的謫貶。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巨大打擊，劉禹錫內心的傷痛是如何的刻骨銘心，自然可以想見。他在《上杜司徒書》中寫道：“湘沅之濱，寒
暑一候，陽雁才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啁啾異響。暮夜之后，并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譴以還，行及半歲，當食而嘆，聞弦尚驚。”但是詩人沒有被擊倒。他沒有以淚洗面，灰心喪志，也沒有隱逸江湖，傲嘯林泉，更沒有留連詩酒，嘲風弄月，甚至也沒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傾泄激憤，而是以豪邁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無悔，絕不沉淪，絕不頹廢。在貶謫的詩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麗清新的。他縱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里一青螺�！保ā锻赐ァ罚�
湖光月色，一派明凈，綠水青山，相映成趣。這與張說貶在岳州時“日見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著顯然的不同。禹錫還有更著名的《秋詞二首》，寫得天朗氣清，遠勝春光，分明地凸現著詩人爽朗豪邁的心境，奮發向上的精神，曠達樂觀的生活態度。在異鄉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萬象起，朗吟孤憤平”（《秋江早發》）。這與“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南中別蔣五岑向青州》）的張說，也是大異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愛的。武陵人的端午競渡，采菱御客，陽山祭神，他都描寫得有聲有色，惟妙惟肖，充滿著歡樂愉快的氣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寫得情趣盎然：“燈下妝成月下歌”、“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鈿”（《踏歌詞》四首）。而對這些蠻風俚曲，詩人不僅沒有感到“嘔啞嘲哳難為聽”（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極大的興趣參與其間，親臨其境。一個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對生命的熱愛，對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貶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愛賞異鄉風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遷謫遠州的漫長的二十三年里，他雖然也難免有過感傷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積極振起，始終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滿希望與信心。他贊美經過砥礪，重為利刃的佩刀，“故志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于瞪視�！保ā俄剖x》）借此表達他百折不撓的勁節與待時而起的雄心。謫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贈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寫詩酬贈說：“多節本懷端直性，露青猶有歲寒心。何時策馬同歸去，關樹扶疏敲鐙吟�！保ā冻暝攀逃洷谥癖揲L句》）借詠贊竹鞭，表達自己堅貞、正直的耿介個性，寄托重返長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詩人依舊保持著積極進取的銳氣和堅貞不渝的志節：“聞說功名事，依前惜寸陰”（《罷郡歸洛陽閑居》）、“在人雖晚達，于樹似冬青”（《贈樂天》）的自強不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莫羨三春桃與李，桂花成實向秋榮”（《樂天所寄詠懷且釋其枯樹之嘆》）的通脫識度；“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酬樂天詠老見示》）、“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云睡眼開”（《始聞秋風》）的豪邁壯烈，無不表現出一種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獻身的事業是正義可為的。劉禹錫之所以對前途充滿信心，并不是指望當朝有替君換相的人事變動，而是他始終堅信自己從事的革新事業是正義的，有利國民，是沒有罪的。這一點也與很多詩人遭貶之后的認識態度不同。賈誼說：“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吊屈原賦》），韓愈說：“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過其墓留題驛梁》）“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保ā段潢P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萬里程�！保ā洞梧囍萁纭罚┝谠鄬以疲骸坝嘁杂抻|罪，謫瀟水上�！保ā队尴娦颉罚坝诒婞h人中罪狀最甚�！保ā都脑S京兆孟容》）“罪惡顯大”（《上江陵趙相公所著文啟》），“罪大不可解”（《與楊京兆憑書》）。在《獻平淮夷雅表》中開篇即云：“臣負罪竄伏，違尚書＠⑥奏十有四年。”雖然他們未必從內心真承認自己有罪過，但至少是口頭上“檢討”了的�？蓜⒂礤a的遷謫詩文中從來沒有流露過負罪感，哪怕是口頭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終認為自己是橫遭誹語，為讒言所傷，“人或加訕，心無疵兮�！保ā蹲觿⒆幼詡鳌罚┧裕M管他一再上書，求人振淹，卻總是堅持申明“禍起飛語，刑極淪胥”（《上中書李相公（絳）啟》），“飛語一發，臚言四起”，“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上杜司徒書》）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這一點。他在《謝上連州刺史表》中說“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眾，竟生口語，廣肆加誣�！敝钡剿ナ狼八鶎懙摹蹲觿⒆觽鳌分�，還是毫不含糊地認為，當年投身的那場革新運動“其所施為，人不以為當非。”因此，在詩文中他絕沒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對讒言飛語的反擊與嘲諷：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再游玄都觀》）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詩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無罪的心理基礎上的。他相信歷史終究會吹去“狂沙”般的讒言，還我真金的面貌。這種堅定信念倒是與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認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無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憤，才能心里坦蕩，豪邁爽朗。劉禹錫就是用這樣的情感格調開拓了遷謫文學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劉禹錫的豪放又與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種疏狂，多帶一種浪漫的樂觀，劉禹錫則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對現實生活的理性認知基礎上，有著嚴縝的'社會生活邏輯，經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時考問。比如，剛遭貶謫，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漁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滿水似鏡，塵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濁現實與美好理想之間的尖銳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傳統�？偨Y了“直道由來黜”（《酬楊八庶子喜韓吳興與予同遷見贈》）和“主張其時”（《何卜賦》）的歷史規律，對政治斗爭的必然性和長期性表現了清醒的理性認識。有了這種理論認識和思想準備，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心堅”（《何卜賦》），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貶中“于鐵尚錚錚”（《歷陽書事七十韻》），自覺地堅持美好的理想和正義的事業。肖瑞峰先生曾把劉禹錫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進行比較，他認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現為‘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現為‘十載飄然繩檢外，樽前自獻自為酬’的放蕩；蘇軾的豪更多地表現為‘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的曠達；辛棄疾的豪更多地表現為‘欲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的激憤；劉禹錫的豪……更多地表現為……豪邁……亢奮……昂揚。”（《劉禹錫詩論》），我以為此五子中與劉禹錫之風最為接近的是蘇軾和辛棄疾。但他比蘇軾更多一份執著，比辛棄疾又多一份通脫，所以亢奮而不狂躁，
悲憤而不沉淪，灑脫而不放浪，執著而不拘泥，他是離現實人生最近的詩人。他的人生態度最少偏執，既不高蹈出塵，又不哀傷消沉；既保持積極進取的銳氣、又保持著相對開朗豁達的心態。這種心理態勢和人格品質是怎樣形成的呢？換句話說，是什么原因使得劉禹錫能以豪健風格打破遷謫的怨憤傳統呢？
個性：劉禹錫打破怨憤傳統的原因
從戰國至中唐，上下千余年，為什么劉禹錫獨能以豪健之風打破以怨憤為核心的遷謫文學傳統，與其說這是中唐時代的賦予，倒不如說是劉禹錫獨特個性的產物。
首先，飽經磨難的少年生活鍛煉了劉禹錫的意志和毅力。劉禹錫小時候身子虛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著他四處求醫問巫，服石吞藥。而稍值年長，便能自讀醫書，琢磨處方、磨煉體質，并經過多年積累，編成《傳信方》一書。這種特殊的經歷，不但沒有養成他的嬌氣，相反成為了他戰勝宿命和軟弱的契機，培養了他不屈不撓，堅韌不拔的性格。作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許還有著遺傳基因的先天秉賦。他在詩中屢屢說自己：“我本山東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在《上杜司徒書》中也說自己“少年氣粗”。少年生活賦予的這種豪獷氣質、剛強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輕易屈服于困厄與窮愁。這樣的生活經驗，對于他后來在《天論》中表述的世界觀都應是有著深刻影響的。
其次，他在南楚蠻鄉有意地學習了屈原的精神傳統，“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剛強成為了他的精神支柱。劉禹錫貶來朗州，卜居招屈亭畔，與千年前在這里行吟的偉大詩人屈原成為近鄰。同樣的地理風物，同樣的流貶遭遇，使得他自覺不自覺地把屈原當成了仰慕、步武的對象。
他后來在《劉氏集略說》里作了如此的自敘：“及謫沅湘間，為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薄案吖陂L劍”即指屈原“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詩句。他來到這“風巫氣窳”，“華言罕聞”、沅澧橫流、蘭芷叢生的蠻鄉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經在此仗長劍戴高冠披發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詞九首引》里他說得更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至于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揚之。”實際上，屈原對他的影響遠不只是民歌的采風與改寫，如托物比興的方法，哀怨悲憤的情緒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劉禹錫繼承更多的是屈原堅持正道直行、滿懷美好理想的執著精神。在學屈方面，他是有異于柳宗元的。雖然他們同用比興、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騷精神更多些牢騷與怨憤、更多些憂戚與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贈答詩篇總覺出幽冷孤峭，難得有劉禹錫一樣的生活熱望與生命激情。
第三是劉禹錫心理調節能力強，能主動地應付逆境適應新環境。美國學者Asher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說：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負著過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著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須面對現實，適應新環境。他的生存取決于他解決這種兩難處境的能力�！保ǚ鹆_里達國際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轉引自1994年《文學遺產》第4期53頁）的確中國古代的謫臣都面臨這種生活環境的巨變。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難把自己的情緒和生活狀態調整過來，不是憂郁生病就是憤懣而死。一般用來調節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嘯林泉；或流連詩酒，倚紅偎翠；或折節讀書，紅袖添香；或吃齋念佛，訪僧問道……這些方法，劉禹錫在遭貶乃至貶后的整個人生中都試用過，但他不偏執一端，溺于一法。而且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調節方法。他有一個重要的與眾不同的調節方法是，他能盡可能地把自己融進當地的百姓與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當地人民的生活，去體驗當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寫《武陵觀火詩》，在連州寫《插田歌》，在朗、夔寫《畬田行》等都表現出他對人民生產、生活的關心。《采菱行》、《競渡曲》、《踏歌詞》、《竹枝詞》等盡管以描寫異地風俗為主，但同樣表現出作者對百姓生活的熱愛與關注。這些詩的共同特點是作者能以極高的熱情、極好的興致參與其中，盡管很多時候他只是“馬上郎”的旁觀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當地百姓的歡樂與苦楚，這樣他內心的孤獨感就被減弱或消釋了。于是他在貶地盡管有屈原一樣的堅貞，但很少有屈原一樣“舉世皆醉我獨醒”的孤獨，所以沒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調節了自己在異境與逆境中的心態與生活，所以他總比屈原、柳宗元等人顯得開朗、豁達、豪健。
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劉禹錫當時已具備了和勞動人民相結合的覺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為官的責任感，二是出于對當地風情的喜愛。在情感上的同樂同悲顯然還不是自覺的有意識的追求，但是客觀上他融進了百姓的喜怒哀樂，部分認同了異鄉的生活環境，強化了從眾的心理意識，減輕了自己的孤獨憂傷。所以說這是劉禹錫能有豪氣壯懷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劉禹錫能在貶謫中保持較為平衡的心理狀態，還與韓愈的理解和鼓勵有著密切的關系。永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劉禹錫南下去連州貶所任州刺史，路經江陵，受到時在江陵擔任曹掾的韓愈的熱情款待。劉禹錫在長詩《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中生動描寫了他們相會的情景：
故人南臺舊，一別如弦矢。今朝會荊蠻，斗酒相宴喜。為余出新什，笑ｂｉàｎ＠⑦隨伸紙。曄若觀五色，歡然臻四美。委曲風濤事，分明窮達旨。
他們曾是監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盡管是在荊蠻謫地相逢，但仍很高興，并抵掌暢談飲酒誦詩。劉禹錫把這次受貶的故事原委都講了出來，韓愈對劉禹錫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認為他的被貶是“受誣”的結果。勸他不要消極沉淪，鼓勵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絕為智，心甘受誣為賢”、“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上杜司徒書》）并用李斯被逐和鄒陽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績的史例來比擬開導，認為劉禹錫政治上還是有前途的。囑他不要“畏”，也不要“怨”，當說的還得說，不能“ｑｉǎｎ＠⑧然自咎，求知于默”。這些話給劉禹錫的印象是極深的。以致經年之后，他在寫給杜佑的信中還能原原本本地轉述這些話。
韓愈在文學家中素以正儒著稱，他的心性修養算是正統而且深厚的。在當時已經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貶的類似經歷。所以他的話，劉禹錫已視為不易之論了。在初經貶謫，十分沮喪的時候，朋友的理解鼓勵無疑給了他極大的勇氣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這次談話使他想通了許多人生窮達的道理。通達的思想和執著精神在后來的《秋詞》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貶的漫長的二十多年里，這種奮發向上的積極精神一直占據著他思想感情的主導方面，成為他詩文的主旋律。
和韓愈的會面交談也許只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關鍵時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會改變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爭的事實�！敖暌婍n”于劉禹錫之成為“詩豪”或許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與人交相勝”的哲學認知是劉禹錫思想個性的集中體現，是他豪壯詩風的思想基礎。認識是一切思想行為的根源，劉禹錫性格和詩風的形成，從根本上說取決于他的世界觀。在唐代的文學家中，劉禹錫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詩人。唐代的詩人多，思想家少。而劉禹錫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論水平之
高，歷代公認。他自己也曾在祭韓退之文中說：“子長在筆，予長在論�！保ā都理n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過于韓愈。事實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論》三篇，洋洋灑灑，“理極純正”，闡說圓融、議論精微，縱橫捭闔，生動流暢，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與人交相勝”的哲學命題，閃爍著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火花，達到了柳宗元《天說》所沒能達到的認識水平，也超過了韓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論》七篇中又著重從事物的兩個相反的方面探討其相互關系和發展變化，更為系統地闡揚了事物因果相關、相反相成的辯證觀點�；谶@樣的思想認識，他一是善于對紛紜復雜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觀察和冷靜、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靜止和偏激地看問題。他在《天論》中說：“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迸u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緒，所言道理不純正，不能“盡天人之際”。在這種樸素的辯證思想的指導下，他往往能從消極不利的現實中找到積極有利的因素來慰勉激勵自己，以此淡化他對困厄窮愁的傷感，開闊對人生意義的認識，在詩中表現出一種通脫達觀的態度：“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莫道恩情無重來，人間榮謝遞相催”、“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證。能作如此辯證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樣因貶謫遷播而惆悵嘆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樣完全放縱自己、游戲人生。
二是在天人關系中，他特別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叭�、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勝于天者，法也”。這種思想認識給他的人生啟示大概是不屈于環境的壓力，強調人的主觀戰斗精神的重要性。如“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的詩句中皆凸現著詩人不同流俗的倔強的性格。他的不悔少志，不改初衷的精神，除了他正確的是非標準外，其實也是他強調主觀戰斗精神的結果。面對同樣的社會政治背景和自然環境，柳宗元“自余為人，居是州，恒惴傈”（《始得西山宴游集》），詩文哀怨。劉禹錫卻能面對衰秋高唱“勝春朝”的秋歌，面對貶黜高唱“不知退”的壯歌；面對老邁高唱“霞滿天”的暮歌。因此，我們說，盡管詩人的藝術風格從根本上講是植根于時代土壤的，社會斗爭和自然環境無疑要在詩人的性格特征和詩歌風格中打下烙印，但詩人的風格特點最終取決于詩人的個性特征。強調詩人的個性在詩中的顯現，絲毫沒有否定時代特征的意思，因為詩人的個性也是時代、環境的產物。但同樣的環境，可以生谷，也可以生稗。因此，我們
要特別強調主觀戰斗精神的作用，這是劉禹錫豪壯詩風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以新變為特征的中唐詩壇上，劉禹錫素以獨立不偃著稱。他既不象韓、孟那么奇險怪崛，也不像元白那么通俗淺易。但他的詩歌創新在哪里（除了民歌體），有沒有與前人不同的變化，卻很少有人說得清。今天，我們從遷謫詩的角度把他放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來觀照，對其豪爽勁健詩風的獨特地位也許會看得更清楚些。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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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原字為門內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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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原字為忄加粟
＠⑥原字為片加戔
＠⑦原字為扌加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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