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與魯迅論戰

梁實秋與魯迅論戰

　　梁實秋與魯迅都是中國的著名文學家，他們為何會論戰?論戰的內容是什么?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和梁實秋之間展開了一場關于文學與翻譯的激烈論戰，論戰震撼了當時整個文壇，持續時間長達八年之久。不僅如此，這場論戰還史無前例地涉及到了諸多方面的問題，如文學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學的階級性、文學批評的態度、翻譯的標準等等。除此之外，論戰的復雜性還表現在它一開始就摻進了政治斗爭的敏感因素，而這一點無疑會使論戰雙方的態度變得嚴厲甚至敵對起來。事實也正是如此，在魯、梁論戰過程中，兩人“一個似匕首、投槍奮勇向前，一個則如丈八長矛大擺天門陣”，其戰辭之激烈，戰文之繁密，實為中國文史所罕見。鑒于論戰內容太過寬泛，論戰背景極其復雜，本文擬盡量避開與政見有關的種種糾葛，只就論戰所涉及到的翻譯問題進行窮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翻譯論戰中的幾個焦點問題上。

　　魯、梁翻譯論戰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實秋發表的《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這篇文章發難的對象是剛剛出版的《文藝與批評》一書，《文藝與批評》是魯迅從日譯本編譯的蘇聯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評論集。在譯者附記中，魯迅這樣寫道：

　　從譯本看來，盧那卡爾斯基的論說就已經很夠明白，痛快了。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

　　通過詳細分析，我們可以從這段話里找出魯、梁翻譯論戰所涉及到的三個方面的主要問題：第一句話是說本書不是直接從俄語翻譯的，這將引出下文中的“重譯問題”;在第二句話中，“譯者的能力不夠”是自謙語，“中國文本來的缺點”才是中心內容，它將引起下文中的“翻譯與漢語的發展問題”;最后，魯迅重申了本書所采用的翻譯方法，也即自己歷來所堅持的“硬譯”這一翻譯標準，它又將引出下面首先要討論的“翻譯標準問題”。

　　一、關于翻譯標準問題

　　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中，梁實秋指出，魯迅先生的小說和雜感文筆是極為簡練流利的，而他的翻譯卻離“死譯”不遠了，或者說根本就沒什么區別。這里所謂的“死譯”，實際上是針對“曲譯”而言的，“死譯”和“曲譯”分別是“直譯”和“意譯”的極端表現形式，歷來一直被譯界所深惡痛絕。梁實秋當然也英雄所見略同，他在文章的開頭首先引用了陳西瀅《論翻譯》中的一句話：“死譯的病雖然不亞于曲譯，可是流弊比較的少，因為死譯最多不過令人看不懂，曲譯卻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陳氏這里只不過是在以譏諷的口吻點明死譯和曲譯實則是半斤對八兩，死譯與曲譯之風一樣斷不可長。而在接下來的辯論中，梁實秋一方面認為曲譯斷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卻又從反面入手，指出一本書決不會從頭到尾的曲譯，并且部分的曲譯即使是害人不淺的錯誤，“讀者終究還落個爽快”，而死譯一定是從頭到尾的死譯，讀了也等于不讀;“況且犯曲譯的毛病同時絕不會犯死譯的毛病，而死譯者卻有時正不妨同時是曲譯”。梁氏如此闊論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給下文作好鋪墊，但他卻于無形中犯了操之過急的毛病。我們知道，誤譯有悖于原文語意，傳遞的是錯誤信息，而作為不懂原文的讀者，則很少能對這些錯誤信息加以識別，就此而言，上了譯者的當，受了譯文的騙，讀者即使“落個爽快”，其危害無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譯。此外，從客觀上講，犯了曲譯的毛病，不見得絕不會犯死譯的毛病，誠如“死譯者有時正不妨同時是曲譯”，我們同樣可以說，曲譯者有時正不妨同時也是死譯。顯而易見，梁實秋的這些論斷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也正因為如此，當他從《文藝與批評》中挑出三段譯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時，即遭到了魯迅先生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強有力的反駁：梁實秋的這些話，“在我也覺得是廢話”，他認為要讀這樣的書，就是要“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但“地圖并不是死圖”，而“硬譯”即使離“死譯”不遠，照此類推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么區別。

　　其實“硬譯”這一概念對魯迅和梁實秋來說是具有不同含義的。魯迅將自己的翻譯謂之“硬譯”，顯然并沒有任何貶義，而只是把它作為“直譯”的代替說法，這里的“硬”字，實際上是針對某些句法詞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而一經使用也就懂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說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由此可見，魯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譯”，無非是想更加忠實于原文，也就是對原文的“信”，至于他后來提出的“寧信而不順”一語，只不過是針對“寧順而不信”所表現出的暫時的意氣用事罷了，因為他接著又進一步指出，這里的“不順”，并非指要像趙景深那樣把“天河”譯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之所以如此，他在與瞿秋白的通信中說明了部分原因：譯者面對的讀者要分為不同的層次，甲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識字的，丙是識字無幾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譯文讀者的范圍之外，給乙類讀者的譯文要用一種特殊的白話，至于甲類讀者，則不妨運用直譯，或者說不妨容忍譯文中出現“多少的不順”。

　　早于1928年，梁實秋就在《論翻譯》一文中指出：翻譯的頭一個條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來，“硬譯”無異于“死譯”，其危害更甚于“曲譯”。他曾不只一次地枚舉過魯迅“硬譯”的例子，并根據自己的標準進行分析與批評。他指出，之所以會出現“硬譯”，主要是譯者或于外國文無把握，或譯不出來時勉強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句法詞法之類，或以硬譯的方法跨過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國文和翻譯攪成一團等等，他的這些指責顯然都具有針對性，矛頭所指就是被他稱為“硬譯大師”的魯迅先生。事實上，他的一些翻譯觀點可以說就是在對魯迅進行批評的過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論翻譯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責了魯迅所譯普列漢諾夫《藝術論》中的一例譯文錯誤，然后指出：翻譯要忠實于原文，如能不但對于原文的意思忠實，而且還對“語氣”忠實，這自然是好的翻譯;雖然能讓讀者懂，而誤譯原文，這種翻譯是要不得的;既誤譯原文，而且還要讀者“硬著頭皮”去讀，這是太霸道了。他還為“壞的翻譯”界定了三個條件:“(一)與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達出‘原文的強悍的語氣'。(三)令人看不懂”。并稱三條有其一，便是不好的翻譯，若三者俱備，便是最壞的翻譯，可以看出，這里的三個條件顯然也是針對魯迅的譯文而總結出來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梁實秋在這一點上并沒有一味地意氣用事，比如在對魯迅大加討伐的同時，他也不失確當地對各種錯誤的翻譯標準進行了客觀的評價與批評。他指出：“順而不信”與“信而不順”都是極為錯誤的。然后他又接著說道：

　　硬譯不必即信，順譯也不必即誤。誤譯，曲譯，死譯，硬譯，都是半斤八兩。誤譯者不要笑硬譯，莫以為指責別人譯的硬便能遮蓋自己譯的誤;硬譯者也不要笑誤譯，莫以為指責別人譯的誤便能遮蓋自己譯的硬。

　　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梁實秋批判魯迅的硬譯，他卻沒有明確提出過自己的翻譯標準，事實上，他當時的譯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譯的形式出現，其特點是采用以句為單位的散文體，力求忠實地傳達原文的語義，這從他后來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中也可以看到。

　　僅從理論上分析，我們看到的顯然只能是“婆理公理”之爭。下面不妨將兩人的翻譯各引一段，讓事實來印證其理論的可行性：

　　It may be well first to premise that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any strictly social animal, if it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ere to become as active and as highly devel-oped as in man, would acquire exactly the same moral sense as ours. In the same as various animals have some sense of beauty, though they admire widely different objects, so they might 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ough led by it to follow widely different lines of conditions.

　　—— Charles Darwin

　　魯迅譯：

　　我想，在最初，是有將(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動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發達到在人類似的活動和高度，便將獲得和我們一樣的道德底概念那樣的思想，是(距離)很遠的事，宣言出來的必要的。正如在一切動物，美的感情是天稟的一樣，雖然它們也被非常之多的種類的事物引得喜歡，它們〔也〕會有關于善和惡的概念，雖然這概念也將它們引到和我們完全反對的行動去。

　　梁實秋譯：

　　我首先要聲明，我并不愿主張說，任何嚴格的群居動物，假如它的智力變得和人類一樣活潑，并一樣高度的發達，便能得到和我們完全相同的道德的感念。同樣的，各種動物都有一些美感，雖然它們所欣賞的是頗不相同的東西，故它們也許有是非的感念，雖然會被這是非的感念引導著去做頗不相同的行動。

　　對于魯迅的譯文，梁實秋說他看不很懂，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也會發現譯文中的確有不少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是(距離)很遠的事”和“宣言出來的必要的”兩個成分，幾乎和上下文聯系不起來，可見梁實秋謂之“硬譯”不能說是沒有一定道理的;比較而言，梁實秋的譯文雖然也運用了一些歐化句式，但讀上去還是能夠一目了然的。此外魯迅的譯文在用詞上顯得過于生僻，梁實秋的譯文則要通俗得多。這里雖然不排除重譯和直譯而造成的差異，但譯文本身基本上反映了兩人的翻譯風格，作為讀者，我們當然也能夠從中看出孰優孰劣。

　　然而這里必須補充說明的是，魯迅的翻譯在質量上歷來都是有口皆碑的。以俄國阿爾跋綏夫所著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中的一段譯文為例：

　　那女人仍舊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聲響徹了全家，極像一個將要淹死的人的求救。伊雖然詛咒，罵詈，責備，但其間并不夾著一些特別的憎惡。這只是絕頂的無法的絕望的悲鳴。

　　在這本書的譯后記中，魯迅附有這樣的聲明：《工人綏惠略夫》一書幾乎是逐字硬譯的。然而通讀所引譯例，我們卻不能說它是死譯。正如李季在《魯迅對于翻譯工作的貢獻》一文中所言：“像這樣的‘逐字譯'自然帶有濃厚的譯文氣味，但顯示了原文描寫的細密，并不拖泥帶水，這種風格是應該保持的。”的確，魯迅在自己的翻譯中所保持的基本上也就是這種風格。

　　作為著述大家和翻譯大家的魯迅，語言的使用自然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而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現象，除翻譯對象的文體差異以及翻譯標準的把握尺度外，也還涉及到其他種種復雜的因素，就本文而言，則只能就事論事了。

　　二、關于翻譯與漢語的發展問題

　　魯迅曾經指出，他的譯文之所以晦澀，原因之一乃是“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至此，這句話就成了梁實秋屢屢發難的噱頭。梁氏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中反駁道，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中國文若不進行改良，翻譯的書自然就有五十分的“晦澀”了。他還說，外國文和中國文不同，有些句法中文里當然是沒有的，而翻譯的難處即在于此，假如兩種文字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翻譯便稱不上一項艱苦的工作了;不能因為中國文有“本來的缺點”就使讀者“硬著頭皮讀下去”，“我們不妨把句法改變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終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針對梁實秋的辯難，魯迅首先指出了日語在翻譯過程中通過不斷添加新的表現法而逐漸臻于完美的事實，然后又接著說，中國的文法，比起日本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它也有過發展與變遷，比如現在的中國文就曾經受到過歷代翻譯佛經的影響，其中不少句法詞法都是當時新造的，而今天已經被我們接受了，眼下許多文法還是需要新造或生造，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留原文的精悍的語氣，所以說原來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

　　關于如何通過翻譯來發展漢民族語言這一問題，魯迅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理論的。他認為，“寧信而不順”的翻譯也是一種譯本，而“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要克服中國文的缺點，“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占為己有”了。他繼而認為，在此過程中，可以“一面盡量的輸入，一面盡量的消化，吸收，可

　　用的傳下去，渣滓就聽他剩落在時代里”，所以說我們現在可以容忍譯文中出現“多少的不順”，這容忍下來的不順，“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的批判。”

　　梁實秋歷來主張翻譯要以使人讀懂為第一要義，反對把翻譯和語言的發展攪和在一起，認為“翻譯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種文字忠實表現出來，給不懂原文的人看”，這就難怪他難以接受魯迅的上述觀點。而之所以如此，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對漢語的認識與魯迅的觀點恰恰相反。他在《翻譯》一文中指出：“中國文是如此之圓潤含渾”，“許多歐洲文的繁雜的規律在中文里都不成問題”。他還指出：“以中文譯書感覺中文文法不夠用，其實以歐洲文譯中國作品又何嘗不感覺歐洲文法太累贅?”由此可見，凡是由一種文字譯成另一種文字，困難總是有的，“翻譯家的職責即在于盡力使譯文不失原意而又成為通順之中文而已”。他接著說道，文字文法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每一種語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因襲和習慣，中文文法之受歐洲語言影響而發生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應該認識到這一過程的循序漸進性，翻譯家雖不妨作種種嘗試，卻不可以操之過急，否則只能會欲速則不達，其結果連翻譯本身的職責也丟了。

　　不知何故，魯迅對梁實秋所言并沒有據理進行反駁，而只是在《玩笑只當他是玩笑》一文中留下了這樣一句話：“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至于魯迅先生沉默的原因，梁實秋也許會認為是他的一句話起了作用：“魯迅先生如以為中國文法之不足以達意，則應于寫雜感或短篇小說時試作歐化文。”客觀地分析，魯迅先生認為翻譯可以促進民族語言的發展，這一觀點自有其可取之處，所不妥的只是他對此進行了過分的強調，不免給人一種急于求成的感覺，此外，在與瞿秋白的通信中，魯迅還不適當地低估甚至錯誤地貶斥了漢語的活力，這一點也是不可取的，而梁實秋也正是抓住了這些偏頗之處，輕而易舉地將對方置于不利的地位。

　　三、關于重譯問題

　　重譯現象是魯、梁翻譯論戰的另一個焦點，這一焦點主要集中在重譯的成因、性質以及重譯是否可取兩個方面的問題上。在《翻譯》一文中，梁實秋首先指出了當時譯壇盛行重譯之風的現象，接著又對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說，近來文學翻譯以法國和俄國作品居多，雖然懂英文的人數要遠遠超過懂法文俄文的人，而英文名著除林琴南的譯品外幾乎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法文俄文作品譯成中文的大半是從英文轉譯的，懂英文的人之所以不愿直接翻譯英文名著而要轉譯法文俄文作品，是因為英文名著的文字難，或英語典故俗語不容易表達等等，同樣，法俄作品譯成英文后也會變得淺顯易懂。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大概從事翻譯的人，和別種的人一樣，喜歡走抵抗最少的路”。

　　在這一問題上，魯迅和梁實秋第一次難得地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也認為重譯比直接譯容易：首先，原文中令譯者自慚不及和不敢動筆的好處，先由原譯者消去了若干部分，重譯時“便減少了譯者對原文的好處的躊躇”;其次是原文中的難解之處，忠實的譯者往往會有注釋，而原書上倒未必有，這無疑也為譯者提供了許多便利。然而，對于梁實秋的上述結論，魯迅則又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認為重譯之所以會蔚然成風，之所以大量的俄文作品由日文重譯而來，實則是因為那些懂俄文的人不屑于從事翻譯工作，由日文重譯俄文作品，也實則是一種聊勝于無的無奈之舉，決不是譯者有意避難就易。

　　關于重譯的取舍問題，兩人也表現出了相左的態度。梁實秋認為，重譯終究是不太好的，尤其是重譯那些富有文學意味的作品;“本來譯者的譯筆無論如何的靈活巧妙，譯出來的東西和原文相比，總像是攙了水或透了氣的酒一般，味道多少變了，若是重譯，與原作隔了一層，當然氣味就容易變得更厲害一些;實在而言，也沒有重譯的必要，國內精通希臘文的人大概不多，懂俄文法文的人不見得很少，所以還是研究英文的人多譯出幾部英文著作較為有益些”。正是由于對重譯抱著這種懷疑態度，他對魯迅從日文重譯的俄國文藝論著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例如他在分析《藝術論》一書中作者引用達爾文的一段話后指出：魯迅系根據日文轉譯的，日譯本雖然也許是直接譯自俄文，但俄文原本所引用的文章又是譯自英文的，所以達爾文的話由英文到俄文，又由俄文到日文，再由日文到魯迅，經過這三道“轉販”，變了原形當然是很容易發生的事。

　　盡管魯迅也認為直接的翻譯比間接的重譯好，但他卻進一步指出，懂某一國文字，當然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然而假如這樣，中國也就難有上至希羅，下至現代文學名著的譯本了;在中國，懂英文的人恐怕最多，日文次之，如果沒有重譯，我們將只能看到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不但沒有易卜生，沒有伊本涅支，就連極通行的安徒生童話、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恐怕也無從看見了。他接著指出：

　　對于翻譯，現在似乎暫時不必有嚴峻的壁壘。最要緊的是要看譯文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機，也不必推問的。深通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重譯本，有時會比不甚懂得原文的忠實者的直接譯本好。

　　他最后總結說，目前的做法當然只能算是一種暫時的對策，等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對于梁實秋的發難，他也給予了有力的辯駁，指出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而至今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還只有一種，尼采的也只有半部，學英文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或不屑顧及于此，所以暫時之間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本重譯，而且他不僅要自己這樣做，還希望有更多的人這樣做，借此來補一補徹底的高談闊論的空虛，而不能只像“梁先生”那樣的“等著”、“等著”、“等著”。需要指出的是，其實梁實秋本人也意識到了只是“等著”顯然無濟于事，盡管他反對重譯，他的《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卻也是從拉丁語的英文譯本重譯過來的，他也像魯迅一樣說道：“要從原文翻譯，暫時不見得有人”。

　　盡管這場持續了八年之久的文壇恩怨結束了，然而，時至今日，魯、梁論戰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論題仍不失其自身的價值。就翻譯而論，兩人在論戰過程中對翻譯標準及翻譯與民族語言發展等問題所展開的爭論，其影響可謂深遠，意義已跨越了時空因素。自三十年代以來，關于直、意譯這一翻譯標準的大討論應該說都是這場論爭的深入和繼續。今天，直、意譯問題又被賦予了科學性與藝術性內涵，直譯還是意譯，科學性還是藝術性，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對建立現代翻譯學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此外，長期以來，歐化與歸化現象也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問題之一，每每談及于此，論者多會援引魯迅先生那些經典性的闡述，事實上，諸如“削鼻剜眼”、“異國情調”等早已成為國內譯界的行話。

　　另一方面，這次論戰也給我們留下了某些值得記取的教訓，其中最令人深思的就是如何擺正對待翻譯批評的態度問題。我們認為，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和梁實秋均表現出了超越理性的批評態度，就兩人的身份和風格而言，如果說唇槍舌劍無可指責的話，那么極盡諷刺挖苦乃至惡意中傷之能事則似乎是有失妥帖的。眾所周知，在“批評”一詞中，“批”和“評”是相輔相成的兩個層面，也就是說，作為批評者，他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挑剔毛病上，還必須看到批評對象的可取之處，即使是指出問題，也應該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而不能一味地用尖酸刻薄的言辭傷害對方，若有悖于此，則只能會增加批評的非理性成分，從而不利于冷靜地解決問題，魯、梁論戰之所以會頻頻升級到白熱化程度，兩人之所以會成為不共戴天的“忘年敵手”，其原因即在于此。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參照一下其他類似的現象，在這一時期，曾發生過多起有關翻譯的討論或爭論，如茅盾與鄭振鐸、陳西瀅與曾虛白、巴金與王力、張友松與徐志摩等人之間都為翻譯進行過討論或爭論，即使魯迅本人也與瞿秋白、穆木天、林語堂等人有過這方面的交手，然而只有魯迅與梁實秋兩人最終成了譯壇論敵，或者是仇敵。究其原因，除性格與風格方面的因素外，這里當然還必須提及另一個更為復雜的因素，即魯、梁翻譯論戰是和政治斗爭交織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次翻譯論戰高潮，實際上就是伴隨著政治斗爭而產生的。然而，同樣需要提及的是，到了后期，當論戰的內容基本上只涉及到純學術問題時，兩人就應該清醒地后退一步，以理智的態度就長期困擾兩人乃至整個學界的問題給人們一個滿意的說法。由純學術上而論，如此才會有利于翻譯批評的健康發展。

　　近年來，關于魯迅和梁實秋個人的翻譯研究時常有文見諸于書刊報端，而就兩人的翻譯所作的對比性探討則至今尚未見有人專文論及。鑒于此，本文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批評標準，對魯迅和梁實秋兩人在翻譯論戰中的是非曲直進行了客觀的評價，評價的目的在于撥開紛亂的時代迷障，將魯、梁二人在翻譯論戰中所表現出的本來面目再現于讀者面前，此外并無些微粉飾或貶低的意圖。季羨林先生曾經指出：“我們今天反對任何人搞‘凡是'，對魯迅也不例外。魯迅是一個偉大人物，這誰也否認不掉，但不能說凡是魯迅說過的都是正確的。今天，事實已經表明，魯迅也有一些話是不正確的，是形而上學的，是有偏見的。難道因為他對梁實秋有過意見，梁實秋這個人就應該永遠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嗎?”的確，“人皆可以為堯舜”，魯迅偉岸的一生是誰都無法置疑的，盡管他有某些不足之處，同樣，梁實秋不凡的一生也是誰都不可否認的，盡管他有許多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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