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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帶燈讀后感
賈平凹帶燈讀后感(一)
《帶燈》出來，評者如潮，爭論也如潮。我把作品找來看，形成了一些看法。奇怪的是，我已不像往常抓緊寫文章，加入到評論者的行列中去，以至拖到現在。這是不是一種遲暮之態。不過，靜下來想想，《帶燈》還是很值得一談的。我想談的主要是《帶燈》的思想價值、審美價值、創新點、不足，以及由它所引起的關于當今文學深化的問題。
《帶燈》仍然是直面當今農村現實，探索中國鄉土靈魂及其痛苦蛻變的作品。賈平凹的一系列鄉土作品——《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古爐》，直到《帶燈》，包容了處于現代轉型背景下中國鄉村政治經濟文化沖突的方方面面，它有一股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氣息。就其關注中國鄉土日常生活的深度而言，我個人認為，目前還找不到第二個人。它深入到了農民心靈的深處，其信息量之豐富，人性之詭異莫測，映現的基層社會政治生活之盤根錯節，以及家庭倫理和鄉土倫理之變遷百態，均堪稱豐博。嚴格地說，從《秦腔》開始，賈平凹自覺地放棄了宏大敘事的架構，潛心于“細節化”展示歷史生活的方式，他的視角總是喜歡從一粒沙、一滴水、一個針孔眼兒來看這個大千世界;總是從民間最底層的芥豆之微寫起，從最細微、最容易被遺忘的角落發現對我們時代來說非常重要的信息。這近似于蝴蝶效應。他在陜南的某條山谷中的小鎮上扇動翅膀，輻射波卻漣漪般推向四面八方。這是賈平凹的特點。《帶燈》同樣沒有離開這個特點。
在賈平凹筆下，一個小小櫻鎮，卻有那么多的趣事，“鎮政府如趕一輛馬拉車，已破舊，車箱卻大，什么都往里裝，搖搖晃晃，卻到底還是在走”。櫻鎮的風俗畫徐徐展開，實在好玩，但也并非負曝閑談，自有內涵，轉化得自然。櫻鎮人生虱子，由虱子的黑與白又引出了皮虱子的降臨。帶燈這時走來，她想改造鄉人生虱子的陋習，沒有成功。櫻鎮歷來廢干部，鄉干部多遭遇不測，但那是干部們自己屁股下有屎，人要有本事還得把人活成人物，如本地人元天亮就當上了省政府副秘書長，成了傳奇。據說這與那一場為保衛風水、阻止高速公路穿過、阻止開挖隧道的大戰有關;也據說因他鼻子下的兩道法令特別長，是當大官的相，他又屬龍，手里啥時都冒煙，那叫云從龍，他走路呈內八字，熊貓就走內八字，于是成了國寶云云。這等閑談不也很有意思嗎。
賈平凹的作品，在有限的時空里面，對人物的品質和人物的內涵有細致耐心的描寫。它運用大量細節推動，靠細節說話，這就有了進入生活的內部之深。且看鄉上經驗視頻會的布置，多么緊張、多么滑稽;且看馬副鎮長的淺薄，虛榮、剛愎自用、權欲異化;再看薛元兩家的沙廠之爭斗，兩個鄉村強人相爭，鎮長如騎木馬，搞平衡，煞費苦心;唐先生給出了妙招，油滑而騎墻。這些都是新聞里讀不到的學問。過去我們說，巴爾扎克在他的《人間喜劇》中給了我們一個法國社會的現實主義歷史，這里不妨借用一下，賈平凹以他浩瀚的小說，也給了我們一個鄉土中國的現實主義歷史，在經濟學、社會學、風俗史方面提供了很多翔實的細節。賈平凹的這幅畫卷是動態的，中國的鄉土與農民是處在不可挽回的式微中、解體中，就好像秦腔不管怎么唱都很難融入現代生活一樣。從社會化的角度來看，解體是必然的;從人文傳承來看，又是令人感傷的。賈平凹的作品潛在著這種對立性的矛盾和糾結，因其潛在的悲劇性，所以天然地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
有些文章認為《帶燈》寫得過于混沌，其實賈平凹的特點就是混沌，換個角度看，也是一種豐富。也有人說他寫得很不尖銳，其實他的尖銳是隱蔽的，所謂“純棉裹鐵”，錐子藏在布里，并不大聲疾呼，觸及的問題卻是深刻的。王后生牽頭帶領村人告狀，其實這個狀沒什么大不了的，頂多影響到某些人的政績，然而在某種暗示下，他遭到整個鎮政府干事們的推搡、毆打，并發展到嚴刑拷打，場面慘烈。可是這個鎮的書記又好像有一種頗為開明的姿態，說什么我不能保證民主，但我要維持穩定;還說我不能保證法治，我要做到清明。其邏輯是混亂的。這就是中國底層某一角的幽暗狀。對告狀的農民像踢一個小石子一樣把他踢開了，能說不尖銳嗎?
《帶燈》較賈平凹以往的創作，有明顯的理想主義傾向，這主要體現在對“帶燈”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品主要描繪她的人格之美和內在的精神追求。作為個人，帶燈肯定無法改變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她是一種很微弱的力量，但她可以自己發一點光。作品最后的螢火陣，如佛光繚繞，含有象征意義。每個個人的發光，就能匯為民族的希望。這是令人感動的。對于帶燈的刻畫從兩方面著手，一面寫帶燈干練，能適應世俗，勇于承擔責任，在一次特大事故中，她雖已渾身是血，仍在大聲叫喊，不要讓兇手跑了;另一方面，寫她的內心清高脫俗，在一個無法改變現實的環境當中，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在給元天亮寫信上。這個形象獨特、凄涼、美麗、感傷。
有論者認為，比起一些人文宣言擲地有聲的作家來，賈平凹就顯得缺乏尖銳的思想鋒芒、堅定的精神立場和鮮明的價值判斷。我不完全贊同這樣的看法。我對某些堅守人文精神的作家抱以敬佩，但對文學來說，直接表達出來的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一些作家言論激烈并不意味著他的作品的形象世界也一樣激烈。文學并不是把哲學思想轉換一下形式裝進意象和敘事之中就可以完事，而應是通過復雜的藝術形象自然而然地傳達作家的思想感情。在我看來，賈平凹真是目前中國作家里少有的敢于正面迎視和試圖解釋這個巨大、奇特、復雜、糾纏、難以理出頭緒的時代的作家。目前中國作家的最大問題是丟失了把握和解讀這個時代的能力，無法定性，于是只能舍棄整體性，專注于局部趣味，或滿足于類型化。賈平凹也不是先知先覺，但他的作品有潛在的時代性焦慮，他也茫然，卻懂得老老實實從細部入手，從最底層寫起，他面臨著無法命名，或如許多人指出的缺乏思想光芒，缺乏穿透力，缺乏概括力，缺乏宏觀把握力，停留在事相本身的問題，但他從未放棄從整體上認識并把握這個時代的強烈追求，這一點殊為難得。賈平凹是有超越性追求的人，與就事論事的平面化模擬寫作還是不同的。他胸懷解讀我們這個時代的追求，但他同時又沒有充分能力解讀我們這個時代，這也是一種悲劇性的沖突。
看《帶燈》的過程，我經常想一個問題，就是：賈平凹寫了這么多年，近1000萬字，這種書寫的意義在哪里?或者說，他寫作的價值在哪里?為什么它是時代所需的，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相反?在碎片化、微博化、淺閱讀的包圍下，人們還有沒有耐心讀他的鄉村故事，若無，這究竟是他之過，還是時代的原因?我認為，賈平凹從早期的青春寫作，到二月杏，到黑氏，到天狗，再到浮躁，到病相報告，到高老莊直至帶燈，他一直在求索著世界背景下的民族化書寫，或世界語境下的中國化、本土化寫作，求索著中國經驗的表達方式。在漢語寫作的方式或藝術形式，主要是語言、話語、風格、韻味的探索上，他下過一番功夫。事實上，賈平凹借鑒西方的痕跡不太明顯，主要是精神和哲學上的。大家都說《帶燈》有很大的變化，其實有一種很重要的變化就是他語言風格的變化。這里面出現了所謂漢魏風骨的表述，有的行文讓我想起《世說新語》里面簡勁的、明快的、言簡意賅的很短的句子。
最近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評者認為，現在有了大量的迅捷而密集的新聞，像《帶燈》這樣的作品存在已經沒有意義，意思是說，關于農村基層的問題，如上訪、拆遷、計生、救災等等，常常見諸于報端，大家都知道了，與帶燈每天處理的綜治辦的事務非常相似。照這種說法，那么有140個字的微博也就夠了。文章沒有用了，文學作品也沒有用了。這里涉及到當今文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問題。我現在看電視上滿眼的后宮戲、潛伏戲、被武俠化了的抗日神劇就想，為何很少看到驚心動魄的、著力表現當代生活的作品呢?我也看過不少的官場小說，我不想貶低所有的官場小說。但我還是覺得相比之下，我讀《帶燈》完全是在另一個高層次上，我覺得我是在讀情懷，讀人性的復雜，讀情感的微妙，讀人生的韻味。很可惜的是，人們往往沒有耐心進入文學的領域當中去涵詠、體會。
也有論者認為，當今鄉村正在解體，在現代化轉型中，作為鄉土文學的土壤即將不存在了，因而鄉土文學也面臨終結的窘境。指出鄉土文學的困境和呼喚新的開拓當然是對的，但這一判斷是不符合生活實際，也不符合文學傳統和現實實際的。我國的鄉土仍是廣大的，作為農業大國，也還是現實存在;退一萬步言，即使中國像某些完全沒有農業的工商國家一樣，中國的鄉土文學作為傳統也仍然會潛隱而頑強地存在，尋根仍然是不竭的追求。它是基因一樣的東西，是無法去除的，只要中華民族還在，鄉土精神也就不會消亡。但它的主題會變化，場域會變化，人物的精神構成會變化，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會變化，這個變化必然是劇烈的、空前的、深刻的，含有某種悲劇性的，但作為精神家園的鄉土人文傳統不會斷裂和消亡。賈平凹在今天之所以顯得重要，之所以在表達中國經驗方面為世人所關注，就因為他寫的東西關乎民族精神的動向和前景。
《帶燈》還是有不足的。我特別看不慣帶燈總是給元天亮寫信這個設置，我覺得元天亮太具體了，他是個大官——省委常委，讓人覺得帶燈這么高的精神境界非要附著在一個大官身上，會不會變成了一種世俗、虛榮甚至有幾分幼稚的東西。依我的理想，帶燈寫信的對象完全可以是一個“戈多”，可以是一個無名的對象，那就是一個精神的宣泄口。她每天悶得夠嗆，她每天寫日記，就是好散文，就是情感的寄托。為什么一定要是元天亮呢?第二點，賈平凹的《帶燈》雖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帶燈》的情節線索肯定很集中，語言明快、簡潔，人物線索的處理單純化了，也更加吸引人，但是整個的寫法還是“一粒沙”的寫法。賈平凹完全具備了不只是從“一粒沙”書寫的能力，沒必要一直不變地采用這種寫法，也可以從上層，比如城鄉結合來寫，甚至把國際的因素拉進來寫。這樣會有更大的概括力，這只是我個人的幻想。第三，賈平凹近年來一直奉行的是中性的、不做價值評判的、客觀寫實的方式，就是讓生活自己去呈現，生活本身的深刻性就是他的追求，不像有的作家，主觀追求明顯，世界完全是他主觀架構的。巴爾扎克寫東西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樣，卡夫卡的《城堡》不是寫現實中的存在，而是我的主觀對于現代人困境的形容，我總覺得賈平凹的寫法里面要不要有一個主體，一個更強烈的主體呈現出來。《帶燈》是優秀的作品，但還是有一點過多地依賴了生活，精神上的超越還不夠。
賈平凹帶燈讀后感(二)
學期末，忙完監考、閱卷、錄入成績、提交文檔諸般事宜，總算有了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完整時間。人畢竟是社會性動物，既占用著他人的時間，也被別人占用著自己的時間，這種時間的共享也是社會性的一方面吧。
12月導師來津，閑聊中他說起賈平凹先生年底又有新作問世，名為《帶燈》，也就留意起來。在網上看到這部長篇于1月15日發行，算著日子在網上購買，下午發出訂單第二天一早就拿到手里開始閱讀了!賈老師屬龍，創作常求變幻，每部長篇的敘事與描述總求變化：《秦腔》如崖面石刻，文中人物各有其位，蔚為壯觀;《高興》則筆墨集中，關注百花園中一株孤芳自賞的草本植物的每日成長;到了《古爐》混沌之中又以狗尿苔，一個十三四歲、柔弱而滿是幻想的孩子的視角來串起古爐村的點點滴滴;在新作《帶燈》中，賈平凹先生觀足球賽受到啟發，在小說敘事中注重細節而有意識弱化情節，通過主人公帶燈——一位鄉鎮綜治辦女干事所經歷的七零八碎的農村瑣事和農民與農民、與政府的紛爭以及帶燈對走出鄉鎮的名人元天亮的單相思來推動敘述，作者還特意為每篇故事加上了標題，降低了讀者閱讀長篇的枯燥感。
《帶燈》承襲賈平凹先生一貫的平民立場，一如既往地扎根農村生活，以當下發生在陜南農村的點滴來映射中國當代社會的矛盾與沖突，具有一定前瞻性與強烈人文關懷。正如賈平凹先生在后記中所言：當下文學危機歸根到底是社會危機。而中國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繁榮之下，仍潛伏著危機：《帶燈》描寫的時下農村生活與基層管理就是很好的展現。小說的高潮當在后半部分所發生的薛、元兩家因經濟利益而發生的斗毆事件。毛主席曾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會歷經巨大變革的年代，農村就是廣袤無垠的荒原，處理不當，會引起燎原大火吧。從這一角度看，賈平凹老師仍賦予新作憂患意識，但不同于《古爐》中將說書人所宣講的孔孟之道以安撫民心、喚醒民性的出路尋求，《帶燈》并未刻意尋求農村危機的解決之道，只是客觀敘述與呈現。同時，新作中對個人命運的關注和思索也令人印象深刻：女主人公的名字叫瑩，后改名為帶燈，佛語說“一燈能除千年暗”，但個人力量與社會趨勢和群體利益相比，不正是流螢之光與日月之明嗎?這或許就是為何作者在新作封面上寫道：“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燒的小蟲，一次螳臂當車的抗爭，一顆在濁世索求光明的靈魂”來對小說加以概括吧!
真正意義上的小說，隨城市繁衍而生，是市民文學的產物，本就滿是瑣事，言近而旨遠。賈平凹先生的新作《帶燈》就是這樣的作品。
賈平凹帶燈讀后感(三)
讀著賈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說《帶燈》，我走進了那個秦嶺深處的風光秀麗而又貧困的村鎮——櫻鎮。伴隨著主人公帶燈走進了那個鎮政府大院，窺見了當前鄉鎮干部內心的隱秘，她的喜怒哀樂是那么的真實可感，最讓我難以釋懷的是她內心的糾結與矛盾，還有她的隱痛。她的痛苦是深厲的：或許我的命運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蠟，火焰向上，淚流向下。這比喻多么的貼切與恰當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卻未必有回報，天道也未必酬勤，換來的只有苦楚的淚水在一個無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鄉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爭歸于失敗，那顆在濁世間索求光明的靈魂失落了，一個聰秀能干善良靈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個瘋瘋癲癲的人。
帶燈，本名螢，得知螢火蟲生于腐草時，則堅決改了名字。而事實上帶燈不過是螢火蟲的一個別稱罷了。作為鎮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她所面對的大多是鄉村里的一些難纏的人和事。她同情農民，想著法子維護他們的利益，卻又不得不執行領導的命令，極力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為領導的仕途升遷保駕護航。為了安撫上訪者絞盡腦汁，一聽說有上訪者到縣里了，就不顧一切去阻攔，想方設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盡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處處為百姓著想，百姓卻未必領情，甚至恩將仇報;處處為領導排憂解難，卻無法讓領導高興。工作的苦煩，生活的無奈，情感的挫敗，將她狠力地折磨。與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撫慰心傷的一縷春風。盡管幾乎得不到回信，可她還是一直寫，用這種方式使自己暫時擺脫現實中的雜亂沉悶，尋到了避風的港灣。她對元天亮的單相思，如清水般純潔，完全是精神上的愛戀，不沾染一絲兒的塵灰。
小說中反映出的社會問題頗值得我們深思。馬副鎮長為了補身子吃胎兒肉，見難以升遷，就破罐子破摔。見好處就上，有事就躲。書記、鎮長不在，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擺大領導的譜。書記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瞞報洪水淹死的人數，而且說得冠冕堂皇，臉不紅心不跳，對于不同意見的人大力彈壓，出事了就把責任推給替罪羊。有的鄉鎮干部為了打壓上訪人員竟然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領導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獎。把上訪人員當病人送醫院，領導來視察，怕人攔道告狀，就把那些可能搗亂的人安個罪名抓進派出所。官商結合辦工廠，不顧長遠利益，縱容地痞流氓為非作歹。為了政績樹立假模范。在礦區打工的農民遇難后，賠償金難以落實，鄉鎮干部對此無作為。村干部作威作福，稱群眾為刁民，修路時為了斂財不顧質量，結果修好的路一場大雨就沖得稀巴爛……
帶燈，就是一只螢火蟲，犧牲了自己暖亮著鄉村，默默無聞的貢獻著，期待著，抗爭著，也痛苦著。她是當前有良知、有責任感卻又面對著重重壓力終難有所作為的基層干部的典型代表。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寫作上的一大突破與自我超越，也為繁榮中國當代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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