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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海談賈平凹小說《極花》
引導語：《極花》的故事原型是在賈平凹的一個拾破爛的老鄉家里發生的,賈平凹的這部小說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黃德海談賈平凹小說《極花》。
隱喻，或者隱痛
——關于《極花》
文|黃德海
1
賈平凹近十幾年以來的小說，不是為即將消失的農村種種樹起碑子，就是對世道人心的變化唱悲憤的陰歌。《極花》也不例外。這本新長篇，仍然延續著賈平凹一貫的主題，有對農村頹敗的哀惋，也有對城市化進程的質疑。
胡蝶被拐賣之前的行為，正是城市吸納農村精華的縮影。這個來自農村、為供弟弟上學而不得不輟學的漂亮女孩，在跟母親去城市收破爛不久，就被城市熏陶著，認同了城市的審美，一直自我暗示已經成了城市人，并自覺接受著城市的規訓：“每日一有空就在鏡前照，照我的臉，照我的高跟鞋，給鏡說：城市人!城市人!”
落后對先進，貧窮對富有，時髦對土氣，破敗對繁華，衰朽不堪對奮進不已……如此情形，幾乎是現下寫及城市和農村有關的小說的通例。如此鮮明對照之下的農村和城市，農村人的向上沖動幾乎只剩下了非常狹小的空間，或者如被詛咒般地艱難生活在農村，或者如被催趕般地涌進城市——即使他們將在城市里被擠壓，被忽視，落得面目模糊。在《極花》里，關于城市和農村的對照，也不外是這種情形，只是連這樣的情形，賈平凹也對城市吝嗇著自己的筆墨，只把它作為一個吞噬農村的符號，此外并無多話。
與符號化的城市對應的農村，也就來到了危險之地，很容易成為粗暴、橫蠻、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窮困潦倒的代名詞;或者與之相反，農村會被寫成世外桃源、人間飛地，靜謐、祥和、溫暖、怡然自樂、與世無爭。這樣的鄉村，不是人能夠置身其中的所在，它們只是在書寫中被命名的，一個擁有著農村外殼的奇怪稱呼。這個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單一鄉村，隱含著一個作家不自覺的化約(reduce)沖動。這沖動會把精微復雜的社會狀況和人的精神活動簡化為某些單 一的元素，作為社會環境或時代演變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領域的活動，不過是論證某一問題的附帶因素，“除了扮演一種角色以外，本身并無意義”。即便這沖動意 識到精神活動的意義，其意義也幾乎只能是依附性的。
賈平凹幾乎已經啟動了化約沖動，似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前一種農村，“原定的《極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訴”，控訴把她賣出去的人販子，控訴愚昧的黑亮買回了她，控訴她多舛的命運，控訴她還沒開始就似乎已經結束了的一生……可是，不知為什么，“卻怎么寫著寫著，日子壘起來，那孩子卻成了兔子(胡蝶與黑亮所生的孩子——引按)，胡蝶一天復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個麻子嬸，成了又一個訾米姐。小說的生長如同匠人在廟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就這樣，被販賣的胡蝶既在賈平凹的掌握之中，又脫離了他的控制，幾乎是奪過賈平凹的筆，寫下了自己的命運。與此同時，這個用胡蝶口吻寫成的小說，在擺脫了單純的控訴之時，也把農村從粗暴橫蠻的符號統馭中解脫出來，緩緩展現出其自身的精神豐富性。
2
《極花》里那個叫做圪梁村的地方，貧窮，凋敝，僅堪溫飽。可即便在胡蝶對抗性的觀察之下，仍然可以看到，這個村莊的運行，有著自己的精神維持體系，并有較為明顯的層次。
這個村子里，最高的存在，是看不到的神，或者是某種被稱為“天”的不可見之物。當年，寺廟里香火很盛，“村里人天旱了去祈雨，生病了去禱告，誰和誰鬧了矛盾，爭執不下，也都去寺廟里跪下發咒”。雖然后來寺廟糟了毀棄，但村里人吵架，實在委決不下，就要到寺廟的遺址上發咒，發了咒，要認賬。村子里怪事頻發，年長的老老爺便提議唱戲：“戲是要給神唱的，安頓下神了，神會保佑咱村子的。”瞎子在窯前仰頭站著，老老爺說，“他敬天哩”。盡管瞎子并沒有燒香，可“沒燒香，看看天也是敬么”。
如此情形，我們稱為天神敬畏也好，看成神道設教也罷，可就是因為這看不見的存在，形成了世間可見的禁忌和禮俗，所謂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也”。在圪梁村，“手的中指不能指天，指天要死娘舅;在大路上不能尿尿，尿尿會生下的孩子沒屁眼;夜里出門要不停唾唾沫，鬼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唾沫;稀稠的飯吃過了都要舔碗，能吃的東西沒吃進肚里都是浪費;去拜壽就拿糧食，這叫補糧，吃的糧多就是壽長，拿一斗也可拿一升也可，但要說給你補一石呀給咱活萬年……”即使這些禁忌里有顯而易見的生存窘迫，但自天、神而來的禁忌，也不折不扣地滲透其中：“生活永遠是一種克制，不但是在人類，在其他動物也是如此;生活是這樣危險，只有屈服于某種克制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生活。”這些禁忌和禮俗，形成了村人行事的基本底線，除非有極其特殊的情況，這底線絕不能輕易穿過。
除了久遠形成的禁忌和禮俗，在農村的精神維系上，還有摻雜了道教的儒家教導，并有巫作為調節。幾乎是一村精神高點的老老爺，大約可以看做混雜道教的儒家教導化身，他能觀星望氣，倡導對天和神的敬，在自己種的葫蘆上刻德字、孝字、仁字、和字等，村人遇到問題也會請他決斷。老老爺是某種象征，他的話，雖然沒有達到禁忌的程度，卻也是不可輕易更改的禮俗的一部分，起著某種天或神的代言人作用，把村人的世間生活維持在一個正常的狀態，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村莊的基本精神運行。
在禁忌、禮俗和老老爺的決斷之間，還有巫的存在，小說里的巫，是會剪紙的麻子嬸，甚至可以包括刻石的黑亮爹。胡蝶身心受到極度傷害，情緒極端低落，麻子嬸來了，對她說：“你頭痛那是鬼捏的了，我給你剪些花花，鬼就不上身了。”這些剪紙，可以招魂。胡蝶把麻子嬸剪的小紅人貼在窯壁上，“不知怎么， 我連打了三個噴嚏，就困得要命，眼皮子像涂了膠，一會兒粘住了，一會兒又粘住了，后來就趴在炕上睡著了”。黑亮爹會石匠活，因為村里光棍多，就有人讓他做 石頭女人，覺得有個石頭女人放在門口，出門進門就不覺得孤單了。神奇的是，“有了石頭女人，立春和劉全喜還真的有了媳婦，王保宗也有了媳婦”。大概是因為這神奇，當黑亮爹看到山體垮坍處像齜牙咧嘴的老虎口時，便說，“這是要吃咱啊”，于是主動請纓：“吆喝了幾個人抬來了一塊巨石要鑿個獅子，讓石獅子就在鹼 畔上面對面地鎮壓老虎。”
擁有現代知識的人，大約會覺得這樣的做法有些可笑——難道小紙人真的可以催眠?石頭女人能招來真女人?石獅子可以帶來好運?有些荒謬，沒錯，可是，在一個缺醫少藥，精神和物質生活一樣貧瘠的地方，你有辦法減輕人們的痛苦，安慰他們的心靈嗎?如果沒有，巫術或許就是最有效的——對胡蝶來說，麻子嬸的小紙人幫她暫時緩解了嚴重的精神危機;對圪梁村的光棍們來說，石頭女人給了他們輕微的心理安慰;對遭遇了山體垮坍事故的村民來說，石獅子起碼可以減輕災 難帶來的巨大精神沖擊。這些安慰，有點隔靴搔癢，有些不盡如人意，但在一片物質和精神的荒蕪場里，這點似是而非的安慰，雖然少而小，畢竟爐存似火，聊勝于無吧。
不管是禁忌還是禮俗，還是摻雜了道教的儒家，或者是巫，其發生作用的人群，只能是真心服膺并內化為自身行為準則的人，比如黑亮的父親和叔叔。黑亮爹為了瞎子弟弟的婚事，到石匠家學藝，卻最終沒能把石匠的傻女兒變成弟媳婦，因此瞎子弟弟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雖然是買來的兒媳婦，但黑亮爹絕不踏足胡蝶所在的窯洞，說話都不直接對她，而是間接暗示。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樣的避嫌方式，杜絕了扒灰嫌疑，也是一種特殊的尊重。黑亮的瞎子叔叔更是謹慎有加。胡蝶臨產，痛倒在地，需要瞎子叔叔抱上床：“瞎子就把我抱起來，他一對胳膊伸直，硬得如同鐵棍，竟然是平端著，而自己卻把臉側到一邊。”如此的自律，確實讓人心生敬意，可是，農村的精神氛圍真的如此完備、牢靠，村人真的如此矜持自守、善于自律?那農村豈不是一個精神的桃花源?
3
當然不是。賈平凹早就明白，農村根本不是桃源，村人大多“落后、簡陋、委瑣、荒誕、殘忍”，“人人病病懨懨，使強用狠，驚驚恐恐，爭吵不休”， “一方面極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這在《古爐》里確認的事實，賈平凹當然不會忘記，《極花》中的大多數村人，也正是這樣的特征。只是這一次，賈平凹似乎找到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這個村里的人我越來越覺得像山林里的那些動物，有老虎獅子也有蜈蚣蛤蟆黃鼠狼子，更有著一群蒼蠅蚊子。大的動物是沉默的，獨來獨往，神秘莫測，有攻擊性，就像老老爺、村長、立春、三朵他們。而小的動物因為能力小又要爭強斗勝，就身懷獨技，要么能跑要么能咬要么能偽裝要么有毒液，相互離不得又相互 見不得，這就像臘八、猴子、銀來、半語子、王保宗、劉全喜他們。
這樣一個幾乎人與非人混雜的地方，向往城市的、被拐賣而來的胡蝶，要經過怎樣的精神掙扎，才能說服自己留在這里，且證實自己并非人樣子，仍是一個葆有尊嚴的人?緊急的精神治療，是麻子嬸的剪花催眠，更為緩慢而有力的，是對命運深懷不甘的認可：“這可能就是命運嗎?咱們活該是這里的人嗎?為什么就不能來這里呢?娘不是從村里到城市了嗎，既然能從村到城，也就能來這里么。”這不是麻子嬸的話的消極翻版嗎：“我這一輩子用過三個男人，到頭來一想，折騰 和不折騰一樣的，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思考問題的方式一變，命運的殘酷和苛刻，似乎就消散了，剩下的，幾乎是可堪一過的人生。
把胡蝶的命運思考和麻子嬸的話抽象到一定高度的，是老老爺的一段話：“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來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歸結到你一個人，再拿大事情來看小事情，你又是天又是地了么。”話說得有些不太好懂，似乎讓人遇事反身，卻又含含糊糊，但大義似乎可以明白：“人事講不出道理。這世界不合 理……‘自然’(在《極花》里，這個自然，不妨置換為命運——引按)不講道理，努力常是白費，結果往往和預期相反。”如此情勢下，人“承認自然的威力又不 免咕咕嘰嘰。無可奈何又有時不服氣。違反自然也出不了天地的包圍”。無論遭遇怎樣的艱難困苦，只要學著領會了這層意思，也就幾乎沒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命運了不是。
如果老老爺的話就是胡蝶接受的命運觀，那這種命運觀的頂部究竟如何呢?在這樣的思路下，豈不是再糟糕的境遇，都可以在精神里化解——這既可以說 是人不得不學會與自己的命運相處，又可以說是愚昧的信從。學會與自己的命運相處，并深思這相處本身，是一個人向上的標志(所謂“認識你自己”);而愚昧的信從，則會限制一個人的向上可能，變成某種低端的限度。我無法從小說目前的文字中斷定胡蝶究竟屬于哪一種情況，也無從猜測賈平凹到底如何判定這一境況，只覺得，聯系小說中的“在中國哪兒都一樣”，似乎這境況是一個隱喻，隱喻著目前的中國社會，而隱喻的是向上抑或限定，卻無從揣測。
不過，說是隱喻，仍然有個疑惑。胡蝶最終留在圪梁村，到底是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和老老爺的說教，還是無法割舍自己的孩子，同樣無法揣測，就像胡蝶對她母親吼的——“我有娘了，可兔子卻沒了娘，你有孩子了，我孩子卻沒了!”本能的母愛在這里占了上風。或許，《極花》不是個與社會有關的隱喻，它寫下的，只是一個女人災難性的命運——她陡遇變故，不得不掙扎于自我、親情和孩子之間，最終，因為不可遏制的母性，只好把自我和親情一起拋下，委身于對孩子無法割舍的愛。如果是這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足以稱為一個關于女性的悲傷隱喻，只知道，這是一種人怎樣用力也無法消除的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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