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

分析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

　　范仲淹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他政績卓著，文學成就突出，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后世影響深遠。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分析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歡迎大家分享。

　　分析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

　　《岳陽樓記》是北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范仲淹的名篇，雖歷經千余年洗禮，卻如醇酒般歷久彌香。文中膾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有志之士高尚品格的寫照，千古流芳。范仲淹追求的這一精神境界，在今天仍是時代先鋒們孜孜以求的最高標桿，不失為時代的強音。

　　岳陽樓為古代四大名樓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而享譽天下。歷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贊美岳陽樓勝景的詩文，使岳陽樓聞名遐邇。唐代大詩人孟浩然《臨洞庭湖》中描寫道：“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生動地表現出洞庭湖的浩瀚氣勢，成為千古絕唱。到北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并請好友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從此，岳陽樓更加聲名遠播。

　　據說范仲淹并沒有到過岳陽樓，更沒有游覽過洞庭湖，只是憑借友人滕子京寄來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作。這極可能就是《岳陽樓記》沒有步前人后塵，避而不寫岳陽樓轉寫洞庭湖的原因。《岳陽樓記》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隘境界，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從而將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寫作背景“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委婉地規勸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對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揚態度的，體現了自己踐行的政治理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那么我們不禁要探究，范仲淹這一“憂國憂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父親范墉于太平興國三年（978）從吳越王錢歸宋，任成德軍掌書記，不幸的是范仲淹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母親謝氏貧困無所依靠，改嫁鄒平縣長山鎮朱文翰，少年范仲淹從朱氏宦游，度過了勤奮力學的艱難時光。范仲淹在鄒平長白山醴泉寺苦讀三年，留下了“斷齏劃粥”的動人故事，千百年來是教育史上膾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長白山苦讀之際，感到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遂有游學之舉，來到應天書院讀書，苦讀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青少年時代的范仲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過十幾年矢志不渝的勤奮苦學，不僅泛通儒家經典，增長了閱歷，打下了畢生受益之學問的扎實基礎，而且自覺地磨煉了意志，“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對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范仲淹“憂思深遠”，樹立了“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遠大目標，堅持“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的人生信念。這應當是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基礎。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岳陽樓記》描寫“遷客騷人”登上岳陽樓眺望洞庭湖，欣賞到在陰雨天氣和晴朗天氣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抒發了由此產生的悲喜兩重天的感情。陰雨天氣及晴朗天氣的景象其實也是“遷客騷人”仕宦經歷的寫照，或坎坷或順暢，或“感極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兩種覽物之情均為作者所揚棄，他追求的是一種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結合其仕宦生涯來考察，范仲淹為官生涯中四進四退，在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終恪守“進亦憂”、“退亦憂”的憂思情懷。

　　范仲淹二十七歲進士及第，授廣德軍司理參軍，開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歲時調任監泰州西溪鹽倉，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績為修筑捍海堰。四十歲時被朝廷召為秘閣校理，躋身館職清流，開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賀太后于會慶殿，對于這種“虧君體，損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禮法和趙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為不妥。他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后世法。”范仲淹的諫諍，惹得劉太后很掃興。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請太后當卷簾撤班，還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報，遂自請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簾聽政十年之久的劉太后撒手西歸，仁宗親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為右司諫。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撫江淮災傷，以太平州饑民所食烏昧草進御，乞以此宣示六宮貴戚，以抑奢靡。十二月，發生了鬧得沸沸揚揚的郭皇后被廢事件。郭皇后本來是劉太后強加給仁宗的，劉太后死后，與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呂夷簡建議仁宗將郭皇后廢黜，范仲淹力諫勸阻，仁宗拒不采納。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廬，又移蘇州。當時蘇州發大水，災情嚴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的救災水利工程，回蘇州又賑濟嗷嗷待哺的千萬災民。為實現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顧病體未愈，日夜堅持在抗災第一線。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躋身侍從。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著風險奏劾專恣弄權、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權宦閻文應，致其被貶，尋死于外。當時宰相呂夷簡重權在握，深受仁宗寵幸，呂夷簡執政，官員進退多出其門，免不了以個人好惡、恩怨為標的。論事無所顧忌的范仲淹給仁宗上百官圖，指出官吏進退之權柄應握于人主而不應該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遷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為公，哪些是為私。呂夷簡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幸呂夷簡的仁宗皇帝下達了范仲淹落職知饒州的處分決定。范仲淹吟出一詩：“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灑過禪師。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潤州、越州。

　　饒州產鳥嘴茶久已充貢，饒民不堪其擾，范仲淹在饒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貢茶，減輕了人民負擔。據說他還有另一項奏免已不產銀的德興銀冶場貢課的德政。

　　慶歷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應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整飭吏治、改革科舉、興辦學校、注重農桑、減輕徭役、整頓武備、推行法制，史稱慶歷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決導致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費這“四冗”為主要特征的財政危機。但慶歷新政施行僅一年，便因觸犯了權貴階層的利益，因而招致強大的阻力。慶歷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徹底失敗，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出知頒州，隨后改知鄧州。

　　《岳陽樓記》寫于范仲淹知鄧州時期，寫作此文時范仲淹已58歲，相對于其64歲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實是借此文抒寫自己仕宦一生的際遇，對自己仕宦生涯始終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精神的高度總結。孟子宣揚儒家思想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進四退，無論是“窮”是“達”，他“憂國憂民”之心始終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鄉蘇州創辦“義莊”，用自己的俸祿買“義田”千畝，救濟貧窮的族人。

　　“先憂后樂”的思想，究其淵源，即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孟子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要超越個人的憂樂，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不論外界環境如何變遷，心中的這份永恒的信念始終不會動搖。歐陽修撰寫的《范公神道碑銘》云：“公少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終奉行的行為準則。

　　【拓展】《岳陽樓記》賞析：

　　《岳陽樓記》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文章開頭即切入正題，敘述事情的本末緣起。以“慶歷四年春”點明時間起筆，格調莊重雅正；說滕子京為“謫守”，已暗喻對仕途沉浮的悲慨，為后文抒情設伏。下面僅用“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八個字，寫出滕子京的政績，引出重修岳陽樓和作記一事，為全篇文字的導引。

　　第二段，格調振起，情辭激昂。先總說“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設定下文寫景范圍。以下“銜遠山，吞長江”寥寥數語，寫盡洞庭湖之大觀勝概。一“銜”一“吞”，有氣勢。“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極言水波壯闊；“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概說陰晴變化，簡練而又生動。前四句從空間角度，后兩句從時間角度，寫盡了洞庭湖的壯觀景象。“前人之述備矣”一句承前啟后，并回應前文“唐賢今人詩賦”一語。這句話既是謙虛，也暗含轉機，經“然則”一轉，引出新的意境，由單純寫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筆法來寫“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從而構出全文的主體。

　　三、四兩段是兩個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兩股不同的情感之流，傳達出景與情互相感應的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寫覽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筆，意味深長。這是一個引發議論的詞，又表明了虛擬的情調，而這種虛擬又是對無數實境的濃縮、提煉和升華，頗有典型意義。“若夫”以下描寫了一種悲涼的情境，由天氣的惡劣寫到人心的凄楚。這里用四字短句，層層渲染，漸次鋪敘。淫雨、陰風、濁浪構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無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嘯猿啼”之際，令過往的“遷客騷人”有“去國懷鄉”之慨、“憂讒畏譏”之懼、“感極而悲”之情。

　　第四段寫覽物而喜者。以“至若”領起，打開了一個陽光燦爛的畫面。“至若”盡管也是列舉性的語氣，但從音節上已變得高亢嘹亮，格調上已變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寫，雖然仍為四字短句，色調卻為之一變，繪出春風和暢、景色明麗、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鷗鳥在自由翱翔，魚兒在歡快游蕩，連無知的水草蘭花也充滿活力。作者以極為簡練的筆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圖，讀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的句式、節奏與上一段大體相仿，卻也另有變奏。“而或”一句就進一步擴展了意境，增強了疊加詠嘆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氣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樓也”的心境也變成了“寵辱偕忘”的超脫和“把酒臨風”的揮灑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開啟，兼有抒情和議論的意味。作者在列舉了悲喜兩種情境后，筆調突然激揚，道出了超乎這兩者之上的一種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動，因物悲喜雖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堅定的意志，不為外界條件的變化動搖。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憂國憂民之心不改，“進亦憂，退亦憂”。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議。作者也就此擬出一問一答，假托古圣立言，發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誓言，曲終奏雅，點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一句結語，“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悲涼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標明寫作時間，與篇首照應。

　　本文表現作者雖身居江湖，心憂國事，雖遭迫害，仍不放棄理想的頑強意志，同時，也是對被貶戰友的鼓勵和安慰。《岳陽樓記》的著名，是因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時的另一位文學家歐陽修在為他寫的碑文中說，他從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岳陽樓記》末尾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一生行為的準則。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已成為封建時代許多士大夫的信條。范仲淹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貶官在外，“處江湖之遠”，本來可以采取獨善其身的態度，落得清閑快樂，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應立身行一的準則，認為個人的榮辱升遷應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勉勵自己和朋友，這是難能可貴的。這兩句話所體現的精神，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品質，無疑仍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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