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長恨歌》鑒賞

時間：2024-08-04 23:01:12 長恨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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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長恨歌》鑒賞

　　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中的女主角王琦瑤，是文章中的經典人物，牽引全文，文章故事情節讓人印象深刻!

小說《長恨歌》鑒賞

　　王安憶憑借長篇小說《長恨歌》摘取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書中王琦瑤式的女性形象無疑是新時代的特殊群體。她們在城市中成長、生活直至蛻變、老去，一生年華托付給一座城。是城市，給予她們外在的潮流時尚，內在的謹言慎思;也是她們，將靈動活力注入一座看似摩登時尚的空城。然而，另一方面，城市的浮華躁動也在暗中滋長。城市女性不得不依靠一定的物質基礎，拜金主義苗頭漸露。復雜的人際關系使得女性投身其中左右周旋，其中既包括人倫(母女、夫妻)，又包括同性、異性的友誼。

　　“從生活的巨流中截取一片波瀾，一朵浪花，從風格細膩的描繪和挖掘，展現時代精神的風貌。”這樣的創作風格與其母茹志鵑的《百合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四十年間，動蕩混亂此起彼伏。“作者并沒有歷史場面的刻畫，依舊著力構造上海弄堂小人物生活情感的細枝末節。她以知識分子群體傳統的精神話語營造了一個客體世界，不是回避現實世界，也不是參與現實世界，而是一種重塑。”誠然，在小說中，王安憶構造的上海弄堂世界是平行于整個時代大背景的，作品的字里行間中卻很少嗅到政治的氣味，作者意圖與現實的洪流撇清關系，但小說中主要人物的人生發展仍然依附歷史，這是無法完全規避的。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作者在著力重新塑造一段往事的同時，故事中的人物也越發真實豐盈。

　　一、城鄉巨變中女性轉身

　　在以往很多以農村為背景的小說中，人物形象是深深扎根于農村土地的，其中自然包括許多農村婦女形象。余華《活著》中的家珍，苦苦規勸誤入歧途的丈夫福貴，生活貧苦卻甘之如飴;又如五十年代《“鍛煉鍛煉”》中的“小腿疼”“吃不飽”，在政治的氛圍下，作者“從日常生活、家庭瑣事展開，自然地表現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里、家庭關系、公共關系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在以七十年代中期為背景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許秀云溫和恬靜，可人生命運卻頗為坎坷。小說中情節的發展同時也依托于農村生活的軌跡。

　　相較于農村，城市的環境無疑更為復雜。一方面，城市的現代繁榮與農村形成鮮明的對比。這里沒有集體勞作的日曬雨淋，沒有春種秋收的輪回反復。這有哼唱著“四季調”的留聲機、頗受歡迎的照相館、人來人往的淮海路、各種各樣的“派推”舞會、放著《亂世佳人》的電影院以及鋪滿康乃馨的選美舞臺。即便是多年后，在王琦瑤的舊樟木箱中，仍然存有綴了珠子的手提包、法蘭絨的貝蕾帽，時代的繁華縮影集聚在這瑣碎物品之中。另一方面，城市也暗藏著污穢陰暗的死角。上海弄堂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類似愛麗絲公寓、平安里的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以李主任為代表的社會上層人士，或追逐權勢，或金屋藏嬌。繁華的淮海路上，是金錢堆積起的時尚。人們對物質的渴望從未淡卻，即使是民風淳樸的鄔橋古鎮，也難免有從上海來的龍虎牌萬金油廣告畫，也有上海的雙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煙。

　　像阿二這樣的青年也是渴望去南京讀書的，同時對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充滿無限向往。

　　無疑，作者王安憶著力編織一個關于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長恨歌》中，開篇就花許多筆墨來寫上海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和王琦瑤式的女性，寫作風格上與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相似，注重對小說環境的細致描寫刻畫，即“19世紀歐洲寫實主義的單一贅敘(iterative)模式。”除了奠定小說基本環境基調外，對人們關于城鄉固有觀念意識做出了糾正。

　　在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承接中，沖擊和摩擦難以避免。直至今日，我們仍能切身感受到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伴隨著農業耕地的急速消亡和城市邊界的無限擴張。但是，類似“城

　　市的商業氣氛、拜金主義以及各種享樂的場所無一不是滋長剝削意識的溫床。”

　　這樣的觀點，顯然是以偏概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在軍民共同抵制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同時，從另一個側面也能看出時代的單調局限與片面不公。是否城市真就是一切腐敗享樂的開端?而如何將作者的真實構思和想法準確地表達出來?例如王琦瑤式的女性角色成為了作者觀點的特殊切入口。王琦瑤式的女性，沒有傳統農村女性對家務勞作的本分依賴，抑或是思想上的保守狹隘。無論是吳佩珍還是蔣麗莉，薇薇還是張永紅，她們遠離政治洪流，她們過著自己的日子。從生活中她們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中，凸顯的是城市女性的自我個性和張揚不羈。新時代女性形象的反差變化正是在城鄉巨變中，愈演愈烈。

　　二、女性的特殊城市烙印

　　在上文中談及都市女性成為新時期的寵兒，在此主要論述城市對女性的特殊影響，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城市女性的特殊心理及心態

　　王琦瑤入住愛麗絲公寓之后，蔣麗莉的到訪顯然是出乎意料的。王琦瑤、李主任、程先生以及蔣麗莉四人之間的瓜葛，摻雜著流言蜚語，牽絆不舍，是“剪不斷，理還亂”。以至于王琦瑤在蔣麗莉面前將話挑明，“我們要不把這話全說出來，我們大約就沒別的話可講。”

　　而后，又毫不避諱地借用蔣麗莉父母的婚姻關系，挑明了女人“體面”和“實惠”的道理。這一點上，王琦瑤超乎同齡人的成熟和精明可見一斑。

　　她是“適合自家人享用的”三小姐，但她知道與吳佩珍、蔣麗莉之間友誼的分寸，知道和程先生、阿二之間的熟稔程度，知道在康明遜、薩沙之間周旋自保，知道怎樣試探張永紅和長腳。甚至剛到平安里時，與嚴師母做完頭后一句“我到你的年紀一定是不如你的”，反而引起了嚴師母對曾經過往經歷的真心感慨，彼此都能看進對方心里一些。

　　人們常認為城市女性難免有一種極其細微的心理活動變化，有些難以捕捉的欲擒故縱的味道，抑或是一種矯情的故作姿態。在一段時期中，被認為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她們不像那些激進果敢的女中豪杰，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甚至有時還被貼上虛假偽善的標簽。

　　但從另一角度來反觀城市女性的心理，往往體現出城市對其變相的反作用。復雜的人際關系，需要悉心維系。縱且退一步說，倘若王琦瑤沒有處處留心的本事，大概是像吳佩珍年輕時那樣天真無知，又或是像王安憶早期作品《雨，沙沙沙》中經典的雯雯形象，她定然是無法平安度過1947、1955、1965這些特殊年代的，更不用說后來的薇薇了。

　　(2)城市女性的人生命運

　　不得不提的是小說最后一章“碧落黃泉”中，王琦瑤的死既在情理之中，有出乎意料之外。

　　一方面，小說以《長恨歌》為題，或多或少都帶有隱含的象征義。預示小說結局的悲劇意蘊，這是其一。其二，整部小說的結構日趨完善。程先生、蔣麗莉等人物的人生命運以不幸的悲劇終結，次要人物的發展脈絡已向讀者交代，而中心人物王琦瑤的人生結局也該呼之欲出的。其三，聯系小說前后的章節細節，從中不難推測出一二。“我這一病，房間里的灰都積了起來，好像要來埋我的樣子!”⑨細細想來，也暗含了王琦瑤的不幸命運。除此之外，長腳的用心服侍總給人以不安。

　　長腳是個怎樣的人?說他是紈绔子弟，有些言過其實。說他是地痞流氓，他也能尋覓良機，圖一日之快意，揮擲千金。更為貼切地說，他是一個市儈投機者，在他身上有難以掩蓋的市井流氣，追求金錢虛名，想過一個上流人體面的生活，四處結交，拉攏關系，卻往往終日惴惴不安，甚至有時難以安飽，命懸一線。這樣的一個雙面人物，生活在社會的夾縫之中。在與王琦瑤交談中，當提及黑市的黃金價時，長腳的表現就已近很過火了，說到黑市黃金的高額牌價、“拉黃包車的都藏著幾兩黃金”，來回旁敲側擊，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么后來因為一次鋌而走險的投機最終失敗，動了邪念謀財害命，也是不無可能的。

　　另一方面，王琦瑤被害事件也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收尾。 “王琦瑤眼瞼里最后的景象，是那盞搖曳不止的電燈。”“這場景好像很熟悉，她極力想著。在那最后的一秒鐘里，思緒迅速穿越時間隧道，眼前出現了四十年前的片場。對了，就是片場，一間三面墻的房間里，有一張大床，一個女人橫陳床上。”“她這才明白，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殺。”⑩相較于四十年前在片場時還是初生之犢的王琦瑤呢?“王琦瑤注意到那盞布景里的電燈,”“就像是舊景重現，卻想不起是何時何地的舊景。王琦瑤再把目光移到燈下的女人，她陡地明白這女人扮的是一個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殺還是他殺。奇怪的是這情形并非陰慘可怖，反而是起膩的熟。”“唯有那女人是個不動彈，千年萬載不醒的樣子。”

　　全書情節上最大的伏筆，就是這四十年后和四十年前的對比和呼應。時間、地點、人物、環境，全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是頗具顛覆意味的。而究其死因，恰恰是多方面的。

　　第一，長腳因黃金動了邪念，為謀財自保而孤注一擲，殺害王琦瑤，這一點上不再贅述。

　　第二，老克臘和王琦瑤的情感最終無果而終，因此老克臘決定不再出現，他將王琦瑤家的鑰匙給了張永紅，而張永紅卻把鑰匙輕易給了長腳。這陰差陽錯的巧合，使得王琦瑤最終的死令人可惜可嘆，著力突顯了小說的悲劇性。

　　第三，是這夾生在城市弄堂里的流言。全書開篇就寫上海的弄堂、流言并不是無心之

　　舉。流言中的王琦瑤得到了有錢人的所有財產，每年還會受到寄來的美金。這與事實大相徑庭，可長腳這樣的痞子就是信以為真，病態程度甚至到即使告訴他我王琦瑤只剩這一小盒的金條，他也不會相信。使人完全喪失辯解的機會，這就是流言最為可怕的地方。

　　第四，就是王琦瑤自己。最初，長腳是放低姿態懇求阿姨心腸好借錢給他，可王琦瑤

　　自己卻是態度強硬。先是不顧情面的揭穿長腳的本來面目，后來竟要讓他自首。這一招直接將長腳逼急了，而一連罵出的“癟三”更是激怒了長腳，最終香消玉殞，碧落黃泉。

　　以上四點死因中，第四點是非常值得推敲的。王琦瑤本可以劫后余生，可為何步步緊逼，反而使得自己命喪他人之手?作者這樣的安排是否合情合理?

　　(3)城市女性的相對獨立人格

　　首先，上文中所提及的第四點死因，一定程度上，主要是因為城市女性追求相對獨力的人格。像王琦瑤一樣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存了四十年之久的女性，有她們自身一定的價值取向。

　　王琦瑤打心底是看不起長腳這樣的癟三混混的。年輕時的王琦瑤當過上海家喻戶曉的三小姐，是大眾眼中的“滬上淑媛”，即便除卻了這些虛妄的名號，從回答導演勸說她退出競選的話，“競選上海小姐恰巧是女性解放的標志，是給女性社會地位”12也能看出，王琦瑤是喜歡爭取的女性，擁有自己獨立的人格魅力。盡管后來歲月流逝，四季轉承，她身上獨有的氣質仍能吸引像老克臘那樣的后來者。

　　蔣麗莉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不顧各方壓力，堅持主動追求了程先生這么多年，即便后來嫁給了山東的老張，仍然受到友誼愛情的雙重煎熬，可她心底仍是在意與王琦瑤的友誼的，這才會病危在床，也與王琦瑤大哭大鬧，這樣的真性情也是少有。結婚后，連老帶小，一家六口，她也并沒有成為只顧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

　　薇薇的獨立帶有較強的年少自我的輕狂。年少時的她，似乎就意識到在審美裝扮上，需要與她母親劃清界線。這對母女，相較于王琦瑤和她的母親，完全不同。她們會為了時尚裝扮而各執己見，年齡差異、長幼輩分絲毫不在顧慮之中。薇薇最后選擇遠赴他鄉，與小林一起生活，也是她自己的選擇。

　　自然，像她們這樣的女性是極為厭惡像長腳一樣四處依附的癟三。

　　城市，讓她們有機會接受相對優質的教育，這是形成各自價值觀、人生觀的基礎。但是，城市女性的獨立人格則是相對而言的。也就是說，城市的時尚繁華，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才能得以瞻仰。這就與追求自我人格獨立發生了矛盾。女性是城市的一份子，但卻恰恰不是決斷者，更多的是扮演依附者的角色。小說中雖然沒有詳寫李主任、嚴先生這類有權勢的男性形象，但從字里行間仍然是能隱約窺知一二。 (4)城市女性的物質追求

　　二十世紀，以法國著名的存在主義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為代表的女性高喊女權主義，波伏娃本人19歲時便已向世界宣稱：“我決不讓我的生命屈從與他人的意志”，完全與曾經盛行“Totamulier in utero”(女人即子宮)13的主流觀念相悖。然而在中國，身處“薇薇時代”的女性，仍以男性為生活主軸，薇薇會為了小林向母親討要家藏戒指，會為了小林遠赴美國，卻與母親有著難以磨滅的隔閡。

　　在社會分工中，女性承擔起了一種特殊的角色。她們的自主和獨立是一定的，相較于男性，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缺失的。有人就提出其本質是因為“作為本體性自主性存在的女

　　性一直是缺席的，或者說女性始終是作為在場(presence)的他者而存在的。”

　　由于生理上的極大差異，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女性在生產勞動上無疑是不及男性，間接導致生活物質資料的積累不夠滿足長期需求。于此同時，在家庭中，還要負責下一代撫養教育等諸多問題，致使對家庭中男性的依附性較強。

　　相對來說，農村的家庭關系受到固有的保守觀念，較為穩定，波動性不大，農村女性得以依賴家庭維系生活。但城市則不同，男女平等觀念中，女性被動地處于天平的低端，是社會中的弱勢。從這一點上，這就不難理解王琦瑤用青春從李主任處換回的一盒金條是她僅剩的底牌，用來解救一時之急。薇薇樂此不疲地追求時尚，所幸結識了小林，留學出國，也算衣食無憂。蔣夫人向丈夫做出妥協，得以撫養一雙兒女。王安憶塑造了許多不同的形形色色

　　色的城市女性人物，也符合“他者形象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被塑造出來的”這一點。

　　三、結語——反思城市女性的特殊性

　　站在當今時代的角度，城市化依舊如火如荼地進行。無疑，在人們沉湎美好的幼年鄉村回憶時，也深刻意識到了城市化是一種歷史的發展必然選擇。但是，在城市大發展的今天，人們對女性這個群體所持有的思想觀念，并沒有日趨臻善，甚至一定程度來說，與城市發展速度是不匹配的。

　　不僅如此，城市女性在這種不對等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性越發明顯。主要體現在：一、所處城鄉交接的特殊時代節點，受到新舊思想觀念的雙重沖擊。二、城市復雜環境極大地影響女性細膩敏感的心理及人際姿態。三、城市求生中，渴望追求獨立人格有與現實相矛盾。四、對城市物質基礎難以擺脫的依賴性。

　　與激進高漲的女權主義相比，《長恨歌》中并沒有將城市與女性完全分割開來，王琦瑤式的城市女性在當下社會依然存在。隨著時代的發展，城市與女性相互間的影響也會越發明顯，城市女性依舊處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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