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溝村有我們的文明鄉(xiāng)愁的情感散文
這一刻，我感覺自己站在時光隧道里，回到世紀初。
十幾年前，我還在自己生命的50年代。當我走進這個小小的依水環(huán)山、人文深厚、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便深深地愛上這里。這個深藏在黃土高原皺褶里的小山村，不聲不響地經歷了600年以上的歲月，不經意地成為了農耕歷史和人文的經典。
于是，我們中國民協決定把即將舉行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采樣考察放在這里；將那年在北師大一次會議上，由季羨林、啟功、于光遠等近百位學者簽名的關于搶救民間文化的“緊急聲明”，從這里付諸實現。最初來到這里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今天到會的代表中——有烏丙安、向云駒、潘魯生、喬曉光、樊宇、李玉祥等。至今我們每個人都會清晰記得那次考察的經歷；當時的驚訝、興奮、激動，種種動人的細節(jié)，還有有聲有色的故事。這個小小的五臟俱全的村落文化幾乎應有盡有。我們以這次考察資料為基礎，寫出了搶救工程的《普查手冊》；這本小書十多年來一直被我們使用著，成為我們進行旨在“盤清文化家底”的全國性田野普查的科學工具。
后溝村一開始就幫助了我們。
這里也是我們的一個起跑點。
人生也好，事業(yè)也好，有無數次的起跑。這次起跑是非凡的。它是中國文化界一次集體的自發(fā)的起跑，為搶救自己瀕危的文化遺產而發(fā)起的一次義不容辭的集體行動。近百年來，這種集體的文化行動有兩次。一次是1900年首都文化界知識分子為保衛(wèi)敦煌藏經洞寶藏而發(fā)起的可歌可泣的集體搶救行動。另一次是2000年社會轉型期間，農耕文明受到空前沖擊時，有歷史責任和文化眼光的知識分子及時向自己母體的和根性的文化伸出援手。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特定的時代使命。我們與上一代知識分子不同的是，到了我們這個社會轉型的時代，民間文化有了遺產的性質。性質變了，我們就要重新認識它。因此，我們必需啟動民間文化遺產的全面普查。這次普查歷時十余年，參加者數以萬計。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空前的。這一行動的意義已超出遺產搶救的`本身，一方面，它得到國家和政府的支持，成為國家的文化方略；另一方面，它得到公眾的理解與呼應，喚起了全社會的文化自覺。在今天文明的傳承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人們堅信，它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
十余年來，我們無論身在何方，手做何事，都不曾忘卻對后溝村的一份思念。事物的原點總是最具魅力的。我們漸漸感到——后溝村像自己的一個故鄉(xiāng)。我們總想“回去看看”。去年編制傳統村落圖文檔案的樣本時，我們還是情不自禁地把后溝村列入，并嚴格地為后溝村制作了一份檔案。我們對后溝村也有一份鄉(xiāng)愁，一種文化的鄉(xiāng)愁，文化人集體的文化鄉(xiāng)愁。它寄托著我們一種集體的真摯的文化情懷與眷戀。文化人之本，一方面是文化的真知，一方面是這種對文化的愛戀。
今天我們回到后溝村，不只是感物傷時，不只是懷念難忘的迷人的風物，更是為了重尋自己留在這原點中的足跡，重尋與重溫昨日的激情。我們懷念往日的激情，懷念那個困難重重的時代身心猶然發(fā)燙的感覺。我們怕丟掉昨天的自己，那種對文化的赤誠，那種身上的正能量。因為我們的道路永遠像一篇長長的寫不完的文章，只有逗號，沒有句號。
當然，作為時代性的文化大普查已經基本結束，民間文化家底已經心中有數。但是科學的文化保護工作卻剛剛開始。遺產所面臨的永遠是挑戰(zhàn)。而我等一輩已經進入了生命的六、七十年代，我們希望看到更多年輕人的身影與面孔，他們也像我們當年的伙伴們那樣——全身心地奉獻，自覺地擔當。
會前，羅楊叫我為村里的戲臺寫一副對子。不知為什么碰到后溝村就特別有靈感，情不自禁冒出《紅樓夢》中寶玉和寶釵那玉佩和金鎖上的兩句話，每句各改二字，正好適合，而且再恰當不過。上聯是“不離不棄，文明（原文是芳齡）永繼”，下聯是“莫失莫忘，古村（仙壽）恒昌”。意思是：不要離開不要拋棄，永遠繼承我們的文明；莫要失去莫要遺忘，叫我們的古村落永遠昌盛。
我以此表達我切切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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