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萬匯憑吞吐，筆有千鈞任翕張
---感讀《師說》并以還原法解詁之
235139安徽淮北臨渙煤礦中學 吳禮明
韓愈的《師說》歷來解釋紛繁，綜其原因不外有二：或結構的不易把握，或文意的閃爍不定，就這篇文章來說，結構對于行文的理解可能帶有更根本的意義。
文忌平淡，所以敘述總是要講究妙趣橫生，波瀾起伏。古人有“韓潮歐瀾”的提法，正說明韓愈與歐陽修的文章是極講究筆法的。我們看有時即使更動詞語的次序也會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前人在說到韓愈學習的古例，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柳州羅池廟迎享送神歌辭》）讀來頗覺清新，足以顯示其不落俗套。它打亂了我們的閱讀習慣，造成了時間序列的錯位而形成了一種心理的波瀾，帶來了一種新的審美愉悅。韓愈不愧為文章高手，他恣肆的文筆總要顯示他的獨特性，一旦他找尋到的結構既符合行文需要又能合乎自然的律動與人們心中的節奏，那么便會在雙方的審美心理上產生共鳴效應。這種結構有時更帶隱蔽性，它甚至不需要經過邏輯的過濾而直觀地被人們所接受，同樣達到移人情性的效果。對于《師說》，清代林云銘的感受正是這樣：“其文錯綜變化，反復引證，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只覺意味無窮。”（《韓文起》卷一）
那么《師說》的筆法或曰結構又是怎樣的呢？韓愈說自己對經典“沉浸醲郁，含英咀華”，蘇軾說：“韓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王安石說：“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觀賞而已。”王氏的說法似乎更有意味，本文想就此從影響角度來談談行文的結構：
一是傳奇創作的影響。游國恩等人的《中國文學史》上有傳奇和古文互為影響之說，但非本文所涉，故從略。二是詩歌創作的影響。朱光潛說：“‘接字’在古體詩轉韻時或由甲段轉入乙段時，常用來作聯絡上下文的工具。詩人做詩，思想的方向常受韻腳字指定，先想到一個韻腳字而后找一個句子把它嵌進去。”又說“這（‘趁韻’）和‘接字’一樣，下句跟著上句，不是因為意義相接，而是因為聲音相類似。”“韓愈和蘇軾的詩里‘趁韻’例最多。”（《詩論》第二章）本文也類似于詩的“聲音上的類似”，但又有“意義”上的著眼。清代李扶九原編、黃仁黼重訂的《古文筆法百篇》的說法頗能應證之：
“夫李氏之師文公，不過師其古文耳，公乃以傳道授業解惑大處立論，所謂高處立，闊處行也。此文于劈首即提明，下只發明‘道’與‘惑’，或只單言‘道’，至篇末又以‘道’與‘業’言，又不言‘惑’，此變化錯綜處。至闡發‘師’字，前虛后實，反正互用，波瀾層出，此韓文之所以如潮也。”（卷十九）
這種轉換的方法就是所謂“接字”法或“轆轤”法。因為“道”與“惑”的“變化錯綜”，故而給人波瀾不盡之感；但也給行文的結構的分析與理解制造了不少麻煩，因為在已有的結構分析中還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分析形式，因而還須另尋解徑。
三是駢文創作的影響。就整體而言，說駢文對他創作的影響可能性更大些。在一個駢文已有幾百年歷史，且仍處繁盛的時代，正如有人已經指出，倡導古文倒似一種時髦。這種時髦雖遠紹秦漢，但于時文的關系又怎么能割舍呢？而如果我們對駢文的寫法有一定的認識，也許會得到很多的啟發。蔣伯潛、蔣祖怡在《駢文與散文》中引評駢文的寫法時說：“把這一部分的工作（造句）做完，第二步就著手組成一篇文章。他（陳其年）也說出了三種辦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見來融會貫通，使得這些句子和題中的本事合而為一，務使句子的意思非常明朗。二即就融會好了的句子，再加語助辭或呼喚字來化成渾然的聯語，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并行而不背。三把聯語融成一段，由幾段融為一篇，相互連串起來，使之有明確的語意而渾然不露出什么痕跡來，一篇好的駢文就此成功了。”（第二編第五章）我們反而推之，韓愈的散文會不會就是在駢文的基礎上增刪修改而成的呢？
如果要充分地解構韓文的結構，我們不能不認真考慮以下四個問題：
1、“師者”與“學者”之間的關系怎樣？
2、“從師”與“恥師”之間的關系怎樣？
3、“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之間的關系怎樣？
4、“傳道”“授業”“解惑”之間的關系如何？
應當說這些關系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如果我們考慮它們之間存在著偶對的關系，（事實上是存在著的，）那么我們對此散文語義中的駢化現象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矛盾的對立同一看，“師者”與“學者”有著矛盾與沖突，表現在“授”與“受”的關系上。在矛盾雙方的側重上，行文顯然焦點在“受”上，即在“解惑”“聞道”與“從師”上。在這一層面，“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對應的形式應當是“學者，所以聞道受業解惑也”。 “從師”與“恥師”也構成一對矛盾。其施事應當是“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它們的分野正如《古文觀止》上所說是否“吾師道也”。而“是否‘吾師道也’”就成了“遺惑”與“解惑”的關紐。“聞道”則惑解，不“聞道”則惑遺。故而“聞道”與“解惑”也便構成一對矛盾。在“道-業-惑”這三者之中，“業”乃中介，而“道”與“惑”才真正構成一對矛盾關系；其中二者相輔相成，說此及彼，此消彼長，又可相互轉化。但《古文筆法百篇》不曉其要義，對“道”與“惑”之并提與只言不明所在：“只發明‘道’與‘惑’，或只單言‘道’，至篇末又以‘道’與‘業’言，又不言‘惑’，此變化錯綜處。”曾國藩顯然也沒有弄懂，他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到好文，二者兼營，故我并言之。末幅云：‘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求闕齋讀書錄》卷八）
了悟如此，則我們對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現依照駢偶的對稱性補足一定的句子，則全文的意思就相當明白了：
1、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后加上“學者，所以聞道受業解惑也”；
2、在“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加上“（古之）圣人生而知之者，可以無惑矣”；
3、在第二段首加上“今之學者竟無師”；
4、刪除“夫庸”至段末，在“而恥學于師”后加“何哉？非師道也；而必計乎其年先后之生于吾也，必論其貴其賤，其長其少。如此，則道何以存乎？師何以存乎？”
為什么要這樣補足呢？原因很簡單。如例1，文章第一句是“古之學者必有師”，接下來當是“學者”如何；但行文卻陡起波瀾，說“師者”如何；而后文又接著談“學者”如何，這便出現了前后不銜接，故而作如是改。再如例4，行文至“吾師道也”文意即足，從邏輯上看這后面的幾句話都屬節外生枝；但把這些說法變形后移至第二段相應的位置，則行文也就文顯意暢了。當然改后行文的波瀾與突兀也就談不上了。這就是互文與錯綜及賦排修辭的妙用。其實有人已經指出過這種用法，如將“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改為“句讀之不知，或師焉；惑之不解，或否焉”，只是限于句子間而不及段落間罷了。
再回過頭來看看那些經“刪削”后的樣式，果然行文波瀾起伏，奇崛雄勁。這就是王安石所說的“觀賞”效果。
現在再按照補足后的文意來看看有代表性的兩種結構劃分：
甲、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而作此以倡后學。（[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八）
乙、前起后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圣與愚相形，圣且從師，況愚乎？次以子與身相形，子且擇師，況身乎？末以巫醫、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巫醫、樂師、百工且從師，況士大夫乎？公以提誨后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十九）
例甲“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結構雖明，但因誤把“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當作“一篇大綱領”而又堅持“總是欲李氏能自得師，不必謂公以師道自任”的認識，所以只好把“吾師道也”當作文章的主義了。例乙把“圣與愚相形”簡單地與“童子”“巫醫”并列，卻不知“‘師道不傳’，及‘恥笑’等字，是著眼處”。（據[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十七）
至此，我們可以談談文章的結構了。文至“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實辯正“道”與“惑”之理，一正一反，將“必有師”之理講明，此系立論；行文至“其皆出于此乎”，在于“從師”與“恥師”的后果比照，為“今之學者”敲響警鐘；此系針對。此為文第一段。再下三層分而言之，其中“恥師”者二，“從師”者一。此為第二段。最后一段收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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