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居易的《長恨歌》，誰不知道它。唐宣宗李恢有吊白居易之詩日：“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誦琵琶篇。”唐時有一歌妓，曾將自己能誦長恨歌而視為比別人技高一籌的資本。 由此可見影響之深，流傳之廣。 一千多年來，數不清的人朗誦它、欣賞它，并引起許多專家的研究，對它作出許多有見地的評價。但是，關于主題的理解卻爭論很大。有人認為它是諷刺帝王荒淫誤國之作，對于李楊的愛情悲劇“難說上同情，更談不上歌頌(王氣中《略論長恨歌主題》)。 由于詩中對于愛情的描寫太出色了，于是，許多人采取了 “主題矛盾”說。游國恩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中寫到：“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又如陳友琴先生在《白居易》的小冊子中寫道：“詩人對這篇詩的主題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諷刺，又特別哀憐。”盡管用“微”和“特別”來表示諷刺與哀憐的分量，但是仍然沒有脫離“主題”矛盾的蕃籬。
我喜愛《長恨歌》，但對于主題矛盾說卻不敢茍同。 我認為《長恨歌》的主題不是雙重的，而是單一的，是對生死不渝的愛情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和高度的贊揚，表達了人們對這種純潔愛情的向往之情。正如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憐貴妃始末，無他激揚。”宋人張基也說：“長恨歌”止于荒淫之語(按：荒淫，這是封建衛道者對于描寫愛情的文藝作品的通用語)，終篇無所規正。 ”清人愛新覺羅弘歷也說：“白作只敘情語顛末，誦之雖柔情可斷，何益勸戒乎?”他們對《長情歌》雖有貶意，但是認為該詩“無鑒戒規勸”的看法，則是比較事實求是的。
其實，白居易心目中的《長恨歌》，同樣是一首愛情之歌，他之寫《長恨歌》，是與王質夫、 陳鴻“話及此事，相與感嘆”之后，“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日：‘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 樂天因為《長恨歌》”。 (見《長恨歌傳》)據此可知，長恨歌首先是詩人有感于李揚的愛情，情動于中而發乎外的結果。 從王質夫的話看，其中并未涉及政治規諷之意，而倒是因為白居易“深于詩，多于情”才被要求寫作的，突出的正好是一個“情”字。
白居易自己從來也沒有把《長恨歌》視為政治詩，在編纂詩集時，他并沒有把《長恨歌》，歸入諷諭詩類，而是歸入感傷詩類。詩人是主張詩歌有助于政教的，他認為《長恨歌》不是貫徹自己這個主張的，因此并不重視它：“令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 《長恨歌》 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也” ( 《與元九書》)。后來，更明確指出：“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是正聲。”這里的“風情”，即指男女相愛的風月情懷，“正聲”，即以諷諭懲勸為目的的那類詩，風情與正聲相對，無疑是把長恨歌與秦中吟一類的諷諭詩分開來了。可見，他對自己的創作動機是十分明明確的。
當然，看一部作品，除了對作者的主觀創作意圖加以分析外，最重要的則應對作品本身作出分析。不過在分析作品之前，有必要澄清幾個問題。
大家知道，《長恨歌》是一部藝術珍品，而不是歷史著作，因此，不能把詩中塑造的唐明皇、楊貴妃與歷史上真實人物完全等同起來。金性堯先生說：“長恨歌中的楊貴妃先為兒子之妻，后為父親之妾，先為消遣品，后為犧牲品。” (《唐詩三百首新注》)這段話是錯誤的，他把作家典型化了的藝術形象與真實的歷史人物牽扯在一起，混為一談。陳鴻在《長恨歌傳》中說：“予所據，王質夫說之爾。”愛新覺羅弘歷說：“長恨一傳，自是當時傅會之說，其實殊無足論者”。唐代詩人張祜甚至當面對白居易說，長恨歌夾有當時流傳的目連變故事。他們的話可以證明《長恨歌傳》不是真實的史傳而是虛構的傳奇，白居易當然也不例外，在長恨歌中虛構了許多成分。
其次，解放以來，在文藝領域里，“左”的思想影響極深，存在著不敢寫愛情，不敢給予描寫愛情的作品以正確評價的傾向，尤其對描寫剝削階級代表人物--帝王與貴妃的愛情(兩個主人公在歷史上又是以荒淫腐朽著稱的)作品，評價起來，就更難以無所顧慮了。 而白居易是以諷諭詩著稱的現實主義詩人，在他的作品中發掘諷諭性也是自然的。有的人似乎認為，只有肯定作品對李楊作了揭露和諷刺才能使《長恨歌》富于人民性。這是一種結論先行的錯誤作法。 因此，在討論長恨歌的主題時候，必須解除左的顧慮和干擾，以便求得公正的評價。
此外，當一討論長恨歌的主題時，許多人就把陳鴻《長恨歌傳》中的一段話端出來：“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把這幾句話當作《長恨歌》的主題思想，這也是十分不妥的。其中“意者”二字應值得注意。意者，臆也，猜測也，它總領以下文字，說明“懲尤物，窒亂階”云云，只不過是陳鴻的推想而已，而有些批評家就根據了陳鴻的這種推想斷定白居易的《長恨歌》旨在諷刺。這實際上把陳的認識代替了白居易創作意圖，也代替了批評家自己對《長恨歌》的欣賞與批評。這種被別人牽著鼻子走路的被動態度是不足取的。
蘇促翔先生說：“陳傳原為補長恨歌之所未詳，所謂 ‘不特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 此正以史才議論補詩筆的不足，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元白詩選》16頁)這就指明了白居易和陳鴻創作意圖的區別。 白詩在諷刺、揭露方面是“未詳”的、 “不足”的。 因此，在分析長恨歌的主題時，不能被陳傳所束縛，而應尊重作品的內在感情。
現在言歸正傳，具體分析《長恨歌》。
先看詩題。 《長恨歌》的“長恨”二字，取之本詩的最后一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長恨即長相思之意，以此為題，統領全篇，說明這首詩是抒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無窮無盡的相思相戀的感情。 看作品，不大注意題目與正文及主題的關系，好象是作者隨便安上去的，這是不對的。 它是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少數的如“無題”、 “口占”等等除外)。唐詩是很注意緊扣題意來寫作的。 喻守真在分析《唐詩三百首》時，就經常提醒讀者注意這一點，張九齡有一首詩《望月懷遠》，八句詩就是圍繞題目來展開的，全詩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 因題中有“望”和“懷”，所以就生發出 “天涯”、 “相思”、 “佳期”等詞，又因題中有“月”，描寫的是夜景，因此有“滅燭”、 “露滋”、 “寢夢”等詞。從結構上講，第一句寫“月”，第三句寫“望” (望明月而怨夜長)，第四句寫“懷”，五六句寫望月(因愛月而滅燭，直至露下生寒而披衣，見望月之久)，七八句是“懷遠” (月下懷人不能見，只好在夢中遂愿)。由此可以看出詩句的主題就隱含在題目之中。 《長恨歌》也是如此。
再以本詩的選材看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 白居易應是知道唐玄宗和楊貴妃之間的關系的有關材料的，但他并沒有全部羅列進來，而是作了精心的挑選。在舍棄的材料中，恰有許多是很具諷刺意義的。楊玉環來到李隆基身邊以前的經歷，詩中所交待的與歷史事實大不相同。楊原來是玄宗的兒子壽王李胄的妻子，玄宗的寵妾武惠妃死后，看中了她。于是先命她出家做女道士，后選入宮，天寶四年冊封為貴妃(參見《新唐書楊貴妃傳》)。皇帝老子強占自己的兒媳婦，這種丑惡的行徑如寫出來，該具有多么尖銳的諷刺意義。 即使略加暗示，也能產生一定的諷刺效果。 陳鴻在《長恨歌傳》中就作了這樣的暗示：“得宏農楊玄琰女于壽王側。” “難自棄”說明了楊玉環珍視自己未輕易許人，是很純潔的。作者這樣做是為什么主旨服務的呢?為了諷刺嗎?
第二，玄宗與其他嬪妃的特殊關系也未提起。 洪升的《長升殿》和程世美的《驚鴻記》都寫到唐玄宗與梅妃的關系。梅妃因楊玉環入宮而遭冷遇，但玄宗還藕斷絲連，時有來往，楊玉環曾因此而大發醋意。 另外，玄宗還與虢國夫人之間有曖昧關系，與白居易同時的詩人張祜就有詩諷刺此文(見《集靈臺》之二)。為什么不把這件事略帶一筆呢?這時對諷刺玄宗的荒淫也是有作用的呀!
第三、楊國忠倚仗楊玉環的得寵，荒淫奢侈，獨秉朝政，禍亂天下，這些罪行也沒有著重去寫，只有“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二句，這與楊國忠的罪惡相比較，就顯得過于輕描淡寫了。關于楊氏兄妹的荒淫無恥，多寫幾句未嘗不可，且更有諷刺意味，那么作者又為什么舍不得筆墨呢?
第四、安史之亂是唐王朝，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一個有劃時代影響的事件。歷史學家都認為這件事與唐玄宗貪戀女色，專寵楊妃，重用權奸楊國忠有極大的關系，這一點值得大書一筆的，《長生殿》就筆酣墨飽地寫了這件事。可是白詩僅用“漁陰鼙鼓動地來”、 “天旋地轉回龍馭”、 “九重城闕煙塵生”等句(而且看不出這些變亂與楊氏家族的關系)，真是惜墨如金。可見，對必不可少的情節、背景，作者也注意角度，掌握分寸，這難道不是為了主題表達的需要嗎?
上面所舉幾例，足可說明，隱去楊玉環來到玄宗身邊之前的情節，是為了突出楊氏的純潔； 略去玄宗與梅妃等人的關系不寫，是為了表現玄宗對貴妃的忠誠專一； 省去楊國忠專權誤國的描寫，是說明李楊的愛情是正當而無可指責的，簡寫安史之亂，是避免沖淡了對愛情的描寫。總之，作者頗費心機的選材，就是為了突出愛情的純潔和崇高，力圖保持全詩謳歌愛情的和諧之美，使詩的前半部分，給人感受愛的歡樂，而不是政治上的諷諭。
以上是以剪去的材料來談作者所確定的主題。現在我們來分析寫進作品的內容，弄清作者對李、楊情所取的態度。這是一首有情節，有人物，首尾完整的長篇敘事詩，可以說是詩體小說，小說式的詩，因此，把握作品的藝術形象是至關重要的，從作品的客觀藝術效果看，李隆基和楊玉環是兩個成功的被歌頌的正面人物。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這是寫楊玉環的出身。指明楊氏“初長成”、 “人未識”、 “不自棄”，意思是她年方十五，剛剛成人，鮮為人知，能夠自重，沒有輕許別人。可見楊玉環美麗而又絕佳。作者筆下的少女，是那樣令人可愛，這樣的人間好事當然值得歌頌。
從“回頭一笑面媚生”到“盡日君王看不足”，寫楊玉環的美貌和二人情意纏綿的恩愛。 “回頭一笑百媚生”，是通過表情美來寫面容美，是更深一層的寫法，作者把臉、眼、眉等做一筆寫出，有聲態并作和引起讀者想象的效果。接著用六宮美女相形失色反襯。這同《陌上桑》中通過路人的觀察、行動來表現羅敷的美的寫法是一樣的。楊玉環的膚色如“凝脂”，細膩、 白嫩，這里繼承了詩經中描寫美女的方法( “膚如凝脂”--《五風碩人》)。她的體態“嬌無力”，纖柔多姿。她的頭上插著金制的步搖(一種金釵)，美麗而華貴。她制的《霓裳羽衣舞》曲象仙樂一般，舞蹈的動作節奏竟與音樂配合得極端和諧。從“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游夜傳夜”可以看出楊妃對明皇的侍奉勤謹，體貼入微。請看詩的后半部分，當她在蓬萊仙島看到明皇派來的使者時，不是冷言相拒，而是眼淚汪汪，“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深情寄語。這里描寫的是一幕催人淚下的生死戀。據此足以證明，楊玉環是個美麗純潔、溫柔敏慧，多才多藝且感情專一，生死不渝。真可謂才德雙全，內外皆美。作者對楊妃的贊美之情充滿了字里行間。
唐明皇也是個始終不渝地忠于愛情的癡漢。作者在詩中不是直下評語，而是通過典型事件來表現，給讀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日高晏起”，“君王不朝”和“盡日君王看不足”，體現了二人一刻也不愿離開的感情； 三千佳麗全部失寵，表現了玄宗對貴妃的忠誠專一：姊妹兄弟皆獲顯爵，表現了玄宗對楊妃珍愛的深度，這是一種愛屋及烏的感情，是對愛的深一層的寫法； 天下風俗大變，由重男輕女而變為重女輕男，夸張地渲染了愛情的巨大力量。
玄宗把一個帝王擁有的手段向楊妃表示他的感情。楊妃死后，他不是去另覓新歡，而是一如既往地愛著楊氏。從春到秋，從夜到明，不論是行宮見月、夜雨聞鈴，還是面對太液芙蓉，未央楊柳，他無時無刻不觸景傷情，就是置身于水碧山清的蜀中，也是朝暮思念不已。甚至幻想在夢中重溫舊情，派方士四處尋覓。他對愛情的堅貞、執著可謂到了極點。試想，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他不僅有三宮六院，而且普天下的美女都可以隨時召令進宮供其玩樂，死了一個寵妃又算了什么呢?想到此，作品中的唐玄宗對楊妃的生死不渝之情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盡管《長恨歌》中的唐玄宗、楊貴妃經過藝術加工，已與歷史上真人真事差別很大，但是，畢竟是以歷史上的人物及其愛情生活為基礎的，因此，一定會具有帝王、后妃的生活特點，他們表達感情的方式同士大夫、平民百姓肯定不一樣。他們身居宮廷，擁有數不清的財富，掌握著統治大權，有極其優越的生活、娛樂條件，因此，諸如“春從春游”、歌歡舞笑、君王不朝乃至列士封爵、風俗為變等情況是完全可能出現的。這種以享樂與特權為中心的生活內容，在我們看來毫不足取，但對于帝王妃子來說則極其自然。非此體現不出這種愛情的特殊性，那么，也就失去了藝術的真實性。假如說，唐玄宗與楊貴妃穿著樸素、生活節儉、不宴樂，不奢華，忙得連相會的功夫都沒有，那么，古今讀者，包括我們在內，一定要大罵白居易混帳，恐怕這首詩也不會流傳到今天了，或者流傳下來也不能叫做李、楊的愛情故事，那么諷刺之說也就不復存在了。 幸好白先生不那么混賬，懂得生活的真實與藝術之間的關系，才給我們留下了這個藝術珍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帝王是那樣威嚴神秘，他們的風月之情很少成為描寫的對象。在《長恨歌》之前，以唐代安史之為背景的作品，也有涉及李楊生活的，如杜甫的《麗人行》、 《哀江頭》、 《北征》，元稹的《連昌宮詞》等，但不是寫愛情，而是寫政治，對李楊的關系，不是給予同情，而是譴責。 《長恨歌》在當時可以說從題材方面突破了一個禁區，從此以后，中晚唐以后的詩歌和宋以后的傳奇就不斷寫到這個題材了。
現我們來著重談一談人們認為極有諷諭意義的句子。詩句本不應該孤立地看的，必須與整體結合在一起，這是論詩的一個重要原則。但是，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還是提出來分析一下。詩的開頭有句“漢皇重色思傾國”，意思是，唐明皇想找一個頂漂亮的女人。論者多認為此句有嚴肅的批判意味，其實不然。重色，即顏色為人所重；思傾國，即想得到足以傾動全國的最漂亮的女人。王維有《西施詠》詩，開頭兩句是：“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既然天下人能重艷色，為什么唐玄宗就不能重傾國之色呢?對于王詩，人們大概不會說天下人荒淫，不會說這句話有批判意味，而言明皇重色就有批判意味了，這公正嗎?其實，重色、好色一類字眼，一般固然是貶義，但也并非絕對如此，孟子就說過：“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一類的話(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周文王的祖父，文王功業的奠基人，《詩經大雅綿》對他進行了極高的稱頌。孟子在這里是把他作為榜樣來宣揚的，顯然不含諷刺之意。朱熹在《四書集解》中釋曰：“蓋鐘鼓園圃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所共有，而人情所不能無者。”可見，太王的好色是儒家所首肯的，是符合天理人情的。 白詩表明，玄宗專重楊妃，沒有朝三暮四，這與孟子的觀點是一致的。所以，這里重色與荒淫并非同義語。 因而，不能據此說作者意在揭露諷刺。
其次“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也成了主題矛盾說和雙重主題論者當作有諷刺意義的論據。沈德潛就評此句是言“致禍之由” (見《唐詩別裁》)關于此句在刻劃李楊的愛情上的作用，前面已經講過。其實就是把它提出來說，也沒有值得什么大驚小怪的。這種為了愛情而不早朝的現象古已有之，早就見諸于古代文學作品之中。 《詩經齊風雞鳴》就有描述。現在不妨把這首詩引錄于此：“雞既鳴矣，朝即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這里模擬一對朝官夫妻的對話，從而表現了二人纏綿相悅的愛情。妻子聽見雞叫，催丈夫去朝會，丈夫卻推說是蒼蠅叫，認為天還未亮。妻子看見天亮了再叫他，他卻把晨曦當作月光。到了快散朝了，他還說要與妻子同睡一會兒。 朱熹給此詩作注日：“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將旦之時，必告君日，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起而視朝也……古之詩人敘其事而美之。”朱熹說《雞鳴》寫的就是君王不早朝的事，這不和唐玄宗是一樣的嗎?朱子牽強地認為此詩是贊美后妃之德，但是從詩中人的昵昵耳語，裝癡賣乖的情調看，贊美君妃之間的愛情更確切些。 有一點可以肯定，此詩沒有諷刺的含義。 《雞鳴》有后妃相勸一節，長恨歌沒有寫到，我們不能作楊妃勸過明皇上朝的推測，但也不能下楊妃沒有勸誡的斷語，從雞鳴詩看，不愿早朝的是君主，后妃是被動的，勸了也未起作用。 因此，君王是否愿意早朝，與后妃相勸與否關系不大，從這個方面講，長恨歌與雞鳴中的君王不朝，沒有什么區別。因此，我們也不應一口咬定“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是旨在揭露諷。
由于有楊貴妃在馬嵬坡被縊死一節，金性堯先生就斷言楊貴妃充當了唐玄宗的犧牲品。 到底對不對呢?我們先看原文。白居易寫道：“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峨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這里用“宛轉”二字道出了楊妃對生活、對玄宗、對愛情的留戀和纏綿悱惻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唐明皇的心理。他以帝王之尊而不能救愛妃一死，心情的慘痛不難想見。而“血淚相和流”的悲切動人場面，我們能忍心說唐玄宗是把楊妃當作了犧牲品嗎？唐代的詩人鄭畋的解釋倒是合乎情理的。他在《馬嵬坡》詩中寫道：“玄宗回馬楊妃死，云雨難忘日月新，終是圣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云雨難忘日月新”是言楊妃雖死，但他們之間的愛情和日月長新。“景陽宮井又何人”，說的是南朝陳后主與寵姬張麗華，被隋兵逮住，身受侮辱而遺笑于天下。鄭畋在這里把李、楊的行為與陳后主、 張麗華的受辱相比較，贊揚了前者而批評了后者。 我認為，從詩的整體看，鄭畋的見解去是正確的。可見楊妃是為了玄宗、 為了愛情做出了最大犧牲，盡了一個女子所能盡的力量，后文中玄宗刻骨銘心的追念，也可以看出他經受了萬分不幸的愛情的折磨。正是這些引起人們和詩人的同情，犧牲品之說是不對的。
《長恨歌》以楊妃之死為界分為前后兩大部分，這兩部分是得非常緊密的整體，不容許把它分開。只有生前極度相親相愛，才有死后無窮無盡的思念；對死者的追念之切，反過來又襯托出生時相愛之深。詩的前一種部分充滿了歡快的情調，喜悅的色彩，是所謂“揚”，后一部分充滿了死別的悲哀，即所謂“抑”，一揚一抑，才更深刻地打動人心。前一部分是現實主義的相戀，后一部分是浪漫主義的追求。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創造了一個美麗、神奇、復雜多變的藝術意境，構成了一個完美的藝術整體。而構成這個混凝土結構式的藝術整體的鋼骨，則是被作者極力贊揚的貫穿全篇的生死不渝的愛情。游國恩先生說：“讀者往往愛其風情而忘記了鑒戒。”他本來是說讀者不知道用矛盾主題去看這首詩的，但是，道出的這個事實卻證明了這矛盾說的不正確。殊不知，讀者的“愛”與“忘”的體會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作品內容在人們頭腦的反映，是詩中所流露出來的情感對讀者的感染，說明詩中的確存在歌頌愛情的主題，讀者也確實抓住了它。
《長恨歌》歌頌愛情，歌頌純潔無暇，忠貞專一，生死不渝的愛情，這個主題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因為它符合人民群眾在德道上對兩性關系的要求，把最高的統治者也納入了這個要求之內，而不得違背它。所以一千多年來，為人民所喜歡、傳誦，至今還擁有眾多的讀者。但是，詩中所表現出來的愛情至上的觀點，那種表達感情的方式，那種沉湎于燕樂之中而忘記了工作的習氣，那種因愛情受挫就失去了生活勇氣的處世態度，都不是社會主義時代的青年男女所應有的，我們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周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