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峻
春秋時代重視“禮”，“禮”包括禮儀、禮制、禮器等，卻很少講“仁”。我把《左傳》“禮”字統計一下，一共講了462次；另外還有“禮食”一次，“禮書”、“禮經”各一次，“禮秩”一次，“禮義”三次。但講“仁”不過33次，少于講“禮”的至429次之多。并且把禮提到最高地位。《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嬰對齊景公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還有一個現象，《左傳》沒有“仁義”并言的。《論語》講“禮”75次，包括“禮樂”并言的；講“仁”卻109次。由此看來，孔子批判地繼承春秋時代的思潮，不以禮為核心，而以仁為核心。而且認為沒有仁，也就談不上禮，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八佾》）
一部《論語》，對“仁”有許多解釋，或者說“克己復禮為仁”（《顏淵》），或者說“仁者先難而后獲”（《雍也》），或者說“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于天下為仁”（《陽貨》），或者說“愛人”就是“仁”（《顏淵》），還有很多歧異的說法。究竟“仁”的內涵是什么呢？我認為從孔子對曾參一段話可以推知“仁”的真諦。孔子對曾參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參告訴其他同學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個思想體系，而貫穿這個思想體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別講是“忠恕”，概括講是“仁”。
孔子自己曾給“恕”下了定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這是“仁”的消極面。另一面是積極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認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標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雍也》），“修己以安百姓”（《憲問》）。這個目標，孔子認為堯、舜都未必能達到。
用具體人物來作證。
孔子不輕許人以“仁”。有人說：“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復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為仁），焉用佞”（《公冶長》）。又答復孟武伯說，子路、冉有、公西華，都“不知其仁”（《公冶長》）。孔子對所有學生，僅僅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雍也》），這也未必是說顏淵是仁人。對于令尹子文和陳文子，說他們“忠”或“清”，卻不同意他們是仁（《公冶長》）。但有一件似乎不無矛盾的事。孔子說管仲不儉，不知禮（《八佾》），卻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由這點看來，孔子認為管仲縱是“有反坫”“有三歸”，卻幫助齊桓公使天下有一個較長期的（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較安定的局面，這是大有益于大眾的事，而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載齊桓公葵丘之會的盟約，其中有幾條，如“尊賢育才”“無曲防，無遏糴”。并且說：“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孟子還說當孟子時的諸侯，都觸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見，依孔子意見，誰能夠使天下安定，保護大多數人的生命，就可以許他為仁。
孔子是愛惜人的生命的。殷商是奴隸社會，但那時以活奴隸殉葬的風氣孔子未必知道。自從生產力有所發展，奴隸對奴隸主多少還有些用處、有些利益以后，奴隸主便舍不得把他們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僅是奴隸，還有聞名的賢良的三兄弟，秦國人叫他們做“三良”。秦國人譴責這一舉動，《詩經秦風》里《黃鳥》一詩就是哀慟三良、譏刺秦穆公的。《左傳宣公十五年》記載晉國魏犨有個愛妾，魏犨曾經告訴他兒子說，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犨病危，卻命令兒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黃泉中陪侍自己。結果是他兒子魏顆把她嫁出去。足見春秋時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為然。孟子曾經引孔子的話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別處，孔子從來不曾這樣狠毒地咒罵人。罵人“絕子滅孫”，“斷絕后代”，在過去社會里是誰都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話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孔子對最初發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這樣狠毒地罵，對于用活人殉葬的態度又該怎樣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著重視人的生命。
孔子說仁就是“愛人”。后代，尤其現代，有些人說“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隸，“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時有區別，有時沒有區別。以論語而論，“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人”和“民”對言，就有區別。“逸民”（《微子》）的“民”，便不是奴隸，因為孔子所舉的伯夷、叔齊、柳下惠等都是上層人物，甚至是大奴隸主，“人”和“民”便沒有區別。縱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為下矣”（《季氏》），但他對于“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雍也》）的人，簡直捧得比堯和舜還高。從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視人的性命，也包括一切階級、階層的人在內。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沒有相當地位、力量和時間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為比較容易。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便拈出一個“恕”字。實際上在階級社會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極難，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種幻想，孔子卻認為可以“終身行之”，而且這是“仁”的一個方面，于是乎說能“為仁由己”（《顏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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