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鐵木前傳》中，孫梨所塑造的人物有鐵匠傅老剛和他的女兒九二，木匠梨老東和他的兒子四兒和六兒等。因為作家在作品中刻畫的是鐵匠傅老剛和木匠梨老東，所以有些評論家認為：孫梨的《鐵木前傳》中人物九兒和四兒塑造得“不夠深刻、鮮明、豐富和有力、這是作品的美中不足。”（《<鐵木前傳>作品評述》）。但我認為，作品中作家對四兒雖然著墨不多，但我們卻不能認為著墨不多就等于“塑造不深刻、豐富有力”。常言道：“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深刻的描繪，鮮明的突出并不能以描繪篇幅的長短、語言的多寡而論。作家在作品中雖然只以幾個生活片段來描寫四兒，但卻將一個誠實忠厚、上進好學、勇敢勤勞、敢于斗爭、樂于助人的四兒活靈活現的展現在我們眼前。對四兒的思想性格，理想和追求交代得一清二楚。
四兒是生活在20世紀三十代到五十年代的先進青年的代表，也是作家青少年時代的化身。作家曾在《關于< 鐵木前傳>的通信》中說過：“它是我童年的回憶，也是我當時的思想的體現。”四兒從小失去了母親，他生活在一個既窮又多兄弟的家庭里：（“梨老東家里很窮，老婆死了，留下六個孩子”。）因為他是梨老東德第四個兒子，所以取名叫四兒。他從小得不到母愛，父親又不怎么喜歡他。雖然梨老東身邊只有四兒和六兒--兩個兒子，“但是不知道為什么，梨老東不喜歡四兒”。從四兒自己的話“在我們這個家里，我威信太低。”我們也不難看出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他雖然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但他沒有怨恨這個家庭，他仍然處處為這個家庭著想。在家里，他任勞任怨，一切活他都做，做飯、起豬圈送糞、到地里干活、喂牲口等。
四兒是一個勤勞、樸實、從小就知道節約一分一厘的人，六二晚上賣豆腐腦回來，“有時也盛一碗送給在夜里喂牲口的四哥，老四是從小知道省細的，總是不愿吃，他對六兒說：“多賣一碗，就多賺一碗，我就要睡覺了，喝一碗這個有什么用？”。他和“在街面上，他的朋友很多，這個一把，那個一碗，就是記在賬上”，“也拉不下臉皮兒去要”、從小嬌生慣養、“不愿象四哥一樣到地里去做活，起豬圈送糞這些事”的六兒完全不同。
從表面上看，四兒是一個既老實又聽話的人，實際上，他也有反抗的時候。當梨老東總是埋怨他笨的時候，他就會說父親偏心，為此，“父子兩個爭吵起來”：在父親炫耀自己過去的功勞時，他總是找些理由來“回敬”他老人家。當木匠說“我象你這個年紀，早就出師了，我的手藝……，啊拉素，有錢的蘇聯人總是這樣對我說。”的時候，老四就說：“那時他們不是蘇聯人，那時他們是白俄”。當父親炫耀自己給“城南關福聚東銀號”打的隔扇受到“遠從云南來的大藥商”的稱贊時，四兒就反駁說“卜家不是叫貧農團斗倒了嗎？你這話只能在家里說，在外邊說，人家會說你和地主有拉攏”，語氣里流露出對父親的警告。
“老四最不喜歡人家說他笨。”從表面上看，四兒老實得近乎愚魯，其實不然，他是一個有上進心的好學的青年。“他從抗戰以來，學習很努力，每天看書看報，上夜校，積極參加村里青年工作。他覺得在家庭里，他比父親和六兒都進步得多”。在村青年團的組織里，他擔任團組織的干部--宣傳委員，他不僅要求自己上進，還熱心幫助別人，對團的工作他兢兢業業，盡管條件差，他和他的團員們還是要認真的學習，雖然“屋子里十分寒冷，窗子都破碎了，頂棚上的花紙一塊塊帶著灰塵蛛網垂下來，門子也缺了一扇，北墻上掛著一塊小黑板，黑板前面放著一張破舊不堪油垢的六人桌，地上用土甓和泥，壘成一堵的矮墻，也不知道是要人當桌案還是座位”，但他和他的團員們并沒有因為條件差而報怨、放棄學習。“深夜了，這屋子里實在比屋子外還要冷一些，他們還是要認真討論”。在村團組織里，四兒不僅是干部，而且還是教員。事實證明，四兒不僅思想進步，而且勤奮學習。
他從不考慮自己的利益和得失，在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他首先考慮的是集體利益。在村里“青年突擊隊”需要用鐵的時候，他率先回到家里拿一把“拆日本炮樓”時撿來的“一把破鐵鍬”去捐獻，雖然遭到父親的臭罵后沒有拿去，這卻表現出他關心集體，熱愛集體的共產主義精神；在父親要去買宅子過好生活的時候，他想到當時的形勢，顧及影響，于是，他想勸阻父親，但又想到自己在家里的“威信太低”，是無法勸住父親的，因此，他“提議要和部隊的哥哥商量一下”，最終遭到父親的竭力反對。
四兒是一個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分析問題的青年。在村里，他不僅幫助過別人的進步。而且連人們認為難以解決的團的工作的“兩大障礙”之一的六兒--他的親弟弟的工作他都愿意去做。他說：“我決不在困難面前低頭。”但他認識到，幫助一個人，改造一個人不是他一個人或他們幾個人力所能及的事，還需要社會的影響，同時還需要學習。他說：“只憑我們幾個人的力量去改造一個人，是不容易收到效果的，個人經歷也是重要的，但更主要的是社會的影響。我有這樣一個比方，六兒的心，就像我們正在改造的旱地，我們改造得好，可以在這塊土地上開發出泉水，使它有收成，甚至變成豐產；可是，四處的黃風流沙，也還可以把它封閉，把它埋沒，使它永遠荒廢，寸草不長。我們要在社會上，加強積極的影響，這就是擴大澆水地，縮小旱地；開發水源，一直到消滅風沙。”這一精辟和辯證的分析，恰如其分的比喻，充分表現了四兒分析問題細致入微，善于做工作的聰明才智。
作家筆下的四兒不僅是一個好學、上進、誠實善良的形象，還是一個具有遠大理想抱負的優秀青年。在團里，他常常鼓勵青年團員們認真學習，并向他們描繪改造風沙的宏偉計劃。在青年團學習的時候，四兒對青年們說：“同志們，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村莊，建設成一個富裕繁榮的村莊。到那個時候，我們青年團就不會再在這樣冷的屋子里開會。我們要起一座好好的禮堂來。”這不是四兒在吹噓，而是四兒的心里話，是四兒的理想，也是四兒付諸于現實的行動計劃。四兒并不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他說到做到，在上級的號召下，他帶領他的青年團在村里組織了一個“青年鉆井隊”，并積極為鉆井隊的發展工作著。為了使鉆井隊的勞動工具及時修復，同時也為了解決剛跟他父親鬧翻了的傅老剛父女倆的目前生活上的困難和心理上的痛苦，他熱心的邀請他們到他的青年鉆井隊來工作。他對傅老剛說：“我們青年要組織一個鉆井隊，在今年冬天，把我們村里能利用的水井鉆好下管，我們已經借到了器桿錐。很多工具需要修理，我們想請你幫忙。”“我們每人捐一些鋼，就夠用了。大伯，我們是多么需要您啊！您再不要回山東老家。我們和村里干部商量好了，把這個院子里的東屋給你拾掇出來，把窗子糊好，你們就在這里常住吧，晚上我們抱柴來給你燒炕。”從這洋溢著熱情的話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四兒心中的那把火不僅僅是對工作的熱情的火，也是溫暖他人、關心他人、幫助他人的熱情的火。
在降過了初雪的平原上，接二連三的豎起了一個又一個青年鉆進隊的高大的滑車--這就是四兒他們鉆機隊的滑車。“它們給荒漠的平原，添上了一種新的使人向往并能誘發幻想的景色。它們使人車站的水塔，礦山的豎井，都市里的高大建筑的木架。”這一景物的描寫，充分的暗示了四兒及整個鉆進隊的遠大理想，他們不僅僅滿足水源的開發，他們還要將自己的家鄉變成一個繁榮、昌盛、富裕的樂園。
四兒是一個具有不明顯雙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他既有頑強勇敢的一面，也有軟弱溫順的一面，這就是他在家庭中難做工作的原因之一。工地上的四兒和家庭中的四兒判若兩人，工地上，他工作積極肯干，處處顯現出頑強、勇敢的精神，處處起帶頭模范作用。他和他的隊員們“為了開發出水源，勤奮的工作著，他們的歌聲和空中的滑車一起旋轉飛揚著”：而在家里的四兒，他顯得那樣的軟弱，很少說話，對父親的責罵和弟弟的“瞧不起”逆來順受或視而不見。因此，在做弟弟的工作的時候，他只有求助于九兒。他對九兒：說“你勸勸他也許好些，他一點也瞧不起我，我在我們家里，威信太低”。由此可見，四兒在家里有些自卑，低估自己的工作能力。
為了盡快實現它改變家鄉的宏偉藍圖，四兒的工作更加主動積極了，他常常利用休息的時間對他的隊員們滔滔不絕的對沙漠進行評析：“村子的三面都叫沙崗包圍起來了，西邊這條沙崗，從山地流過來，他的流沙比河水泛濫還利害。每到春天，整天刮著遮天蓋地的黃風，黃沙會滾滾地跳過墻頭籬笆，灌到地里來，灌到菜園子里來，這就是我們的自然環境,上級號召打井栽樹,是最適合我們這一帶的情況不過了。”他和隊員們交談著，向往著，“如果能從他們這一代，改變了人們長久走過的苦難的路程，使莊稼豐收，泉水涌注，水渠縱橫，那時他們太幸福了。”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四兒不顧疲勞，不顧父親的責罵，仍辛勤的工作著，為改變家鄉的自然環境立下汗馬功勞。從木匠大喊“他媽的，整個的六國反叛！上級號召打井，我號召打大車！”這些話揭示了木匠的固執、自私的性格和孤獨的心境，同時也反面的襯托了四兒大公無私的精神風貌。
由于四兒勤勞熱心、執著追求的工作精神，由于長期對九兒的關心和他們共同的理想，愛情悄然的來到了他的身邊--他獲得了九兒的芳心。作家雖然沒有明顯的指出這一愛情的產生，但卻暗示了九兒愛情的轉移。我們知道九兒在很早以前就深深地愛著她童年的伙伴六兒吧，長大以后，由于六兒性格上的巨大變化，使九兒失去了追求六兒的動力，同時也使她對愛情有了新的認識。她認為，愛情，“它的結合，和童年的伴侶，并不一樣。只有在共同的革命目標上，在長期協同的辛勤工作里結合起來的愛情，才能經得起人生歷程的考驗，才能真正鞏固和永久吧。”從九兒的思想里，我們不難發現，她愛的天平正在向四兒這邊傾斜。因此，我們可以說，九兒已經暗暗的愛上了關心她，勤勤懇懇地為村民們、為自己后代謀幸福的忠厚老實得四兒。
四兒這一形象的塑造，是《鐵木前傳》中人物塑造的成功之筆。四兒形象的塑造，使一個有血有肉，單純樸實、善良、勤勞好學的五十年代的青年農民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現在我們眼前，同時，也體現了作家當時的思想傾向和對五十年代青年的熱愛和關注。
當然，四兒這一人物形象非十全十美毫無缺憾的，我們前面說過，四兒是一個具有不明顯雙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他有堅強的一面，同時也具備了中國農民所共有的軟弱的一面，于公，他堅強勇敢，積極進取；于私，他畏懼父親的斥責，對弟弟的驕橫他感到束手無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在家里的“威信太低”，這根源于中國幾千年封建思想的“孝子賢孫”的禁錮，同時也體現了作家思想的局限性。總之，四兒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作家大對四兒的刻畫也是深刻的和鮮明的、有力的。如果我們將《鐵木前傳》比做一簇鮮花的話，那么，四兒就是這簇鮮花中的一枝。
羅朝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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