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孝感高級中學 周雁
納蘭性德的詞，因其真切自然地風格和悲凄哀婉的情調，一直受人關注，在清代詞壇乃至中國詞史上都占據著獨特的地位。不同時代的讀者都能從他的詞中找到感情的共鳴，獲得清幽純粹的心靈感受。納蘭的一生是一個充滿怪異的矛盾體，與出生不相稱的行徑及傷感，引起無數人研究追問的興趣。他充滿哀傷的行吟動人心弦，凄楚悱惻。納蘭像長于漢學土壤之上的異域之花，清香素雅，以其不是雕琢、自然純粹的美獨自綻放三百多年，“別樣清幽自然標格”呈獻給讀者無數美好的美感享受。淡妝素裹的風格，“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不盡深情，賦予了納蘭詞獨特的魅力，使其在詞史不斷閃耀著奪目的光華。
納蘭性德生于1655年，當時滿族入關君臨天下僅十一年，滿族作為一個馬上民族，騎射為其根本。入關前，漢文化對“后金”的影響滲透微乎甚微，滿族奠基人努爾哈赤能讀漢文小說，努爾哈赤的近臣子侄中惟皇太極略通文字，同族中甚少有人識字。自建立清朝后，出于政治及社會發展需要，清統治者開始重視學習博大精深的漢族文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滿族文化的建設是從清朝建立之初逐漸起步的。如此文化背景下，納蘭性德無疑是“滿族中一位最早篤好漢學而卓有成就的文人”。滿清子弟中，性德為其間翹首，“八旗詞家，首推納蘭容若《飲水》《側帽》二詞，清微淡遠”。在清代詞史里，納蘭之成就也舉足輕重，“依聲之學，國朝為盛，竹 、其年、容若鼎足詞壇”，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敘述清代詞人，當以納蘭性德為始，詞最有名，為清代詞人之冠”。納蘭詞的文學地位已是毋庸置疑，以一初入中原的滿族貴胄公子，能在名家輩出的詞壇占得一席之地，除去天賦稟性--即詩人氣質，顧貞觀曾說他“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并不能善怨……容若天資超逸，攸然塵外”，也有時代大背景的原因，康熙重視學習漢文化，并且當時滿漢之防有所松動，而漢族文人對納蘭性德創作成就及詞風形成更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納蘭是一位早慧詞人，“自幼聰明，讀書過目不忘”。在童子時已語出驚人，十四歲通六藝，十五歲入太學就讀，十七歲中舉后由國子監祭酒徐元文引薦給其兄徐乾學，這段師生緣持續至容若去世。徐乃清初大儒、明末清初著名漢儒大師顧炎武的外甥，這種師承關系，對性德接受漢儒文化傳統無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執經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語以讀書六要，眾經史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而《通志堂經解》的編撰更是直接得益于徐。天資聰穎，刻苦勤奮加之名師教誨，使得納蘭對華夏文化掌握嫻熟，“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諸多文體中，又尤醉心于詞，“喜作詩余，禁之難止”，其詞被認為“哀感頑艷”、“純任性靈”，而中國的詩歌傳統是悲且雅，“自屈原以降，特別是漢魏六朝時期怨幽悲之音不絕，所謂無怨不成詩仿佛成了詩歌創作的底蘊，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情調特點了”英國作家利頓斯托雷奇也在讀《中國文學輯萃》后說“讀了這詩集，發現中國的古典詩中普遍地有一種感傷、憂郁的氣氛……中國人的憂傷是很細致很深沉的，憂郁似乎是中國詩歌的基調”。
在幾千年的文學發展中，漢族文人逐漸形成了以悲愁為美的藝術心理，強調詩窮而后工，悲愁方感人，“無怨不成詩”成了文人詩歌創作的普遍傾向。接受漢文化影響的性德，自然會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受到這種情調的影響，從而使這種哀感流于筆端。納蘭性德又與江南落魄才士，如顧貞觀、嚴繩孫、姜宸英、秦松齡、陳維崧、朱彝尊、吳兆騫、張純修等相交，詩詞唱和，他們學問淹通，卻多潦倒失意，有志難伸，有才難展，因此多有感時傷時、悲愴哀抑之語，納蘭置身其中，不能不受到他們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他在七古《填詞》詩中闡述了他的詞學思想：“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托，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冬郎一生極憔悴，判與三閭共醉醒，美人香草可憐春”。他認為詞的內容應與詩一樣，“歡娛工”不如“憂患作”，這與“窮而后工”、“悲憤出詩人”之意相近。縱觀他的350首左右詞，正是這一觀點的實踐。詞人張德瀛稱“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為容若自道甘苦之言。由此可見，納蘭詞作中的愁苦之音頗受漢文學家感傷情緒的認同之影響。
納蘭詞又非豪門公子哥的閑愁，也非為賦新詞強說愁，他的詞自然真切，筆端字里盡是真情吐露，有評“容若詞，一種凄婉處，令人不忍卒讀”，“以口寫心，決不再用理論去加以斫削模造。所以清新秀俊，自然超逸，情詞俱勝，無懈可擊”，“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嚴迪昌在清詞史中也說“赤誠醇厚，清真意摯，幾乎將一顆哀慟追懷、無盡依戀的心話拔拔地吐露到了紙上。產生這樣的效果，是因為他以真情人詞，堅持詞應抒發感情、表現感情之理論的結晶。納蘭于詞推崇南唐李煜，他的詞也常被人同李后主詞相聯系，“飲水詞人，重光后身也”，他在《淥水亭雜識》中說：“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繞煙水迷離之致。”貴重和適用構成了他詞學主張的主要方面，納蘭曾說：“仆少知操觚，既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調鏗鏘、自然協律。”他認為致語、言情、音調三個方面是《花間》的貴重部分，抒發感情、寄托性情心志是宋詞的適用部分，他的詞也因此被認為才氣不足。確實，納蘭詞以真情入詞，絕少晦澀費解的典故。如《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國無此聲。”純以自然之語出之，卻真切動人，寫盡了遠處邊塞的寂寞和思家的悲愁。
這種直抒性靈的詞學觀一定程度上受到晚明情觀，特別是李贄；“情感自然論”和湯顯祖“唯情論”的影響，“強調情感的自然性，既主體情感的自然特性和自由表現”。他的摯友顧貞觀的詞學理論無疑對他也有深刻的影響。顧貞觀，號梁汾，江蘇無錫人，晚明東林黨領袖顧憲成之曾孫。康熙十五年時入京，館明珠家，與納蘭性德交，成生死之友。顧詞追求清新自然的，自出機杼的境界，曾受業于顧的杜詔在《彈指詞》序中說：“若《彈指》則極情之致，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眾長，詞之集大成者也。”顧貞觀贈予吳漢槎的《金縷曲》(季子歸來否)聲聲血淚、肝膽俱透，正是“極情之至”的產物。納蘭的藝術特點與顧詞的“極情”不謀而合。這一點，前人早有察覺，“納蘭容若深于情者也，固不必刻畫花間，俎豆蘭畹，而一聲河滿，輒令人悵惘欲涕。情致與彈指最近，故兩人遂成莫逆。”顧貞觀自康熙十五年由徐乾學引薦于納蘭，二人相交十余年，其間詩詞唱和、書信往來、煮酒吟詩。作為清初重要詞人，有江南三絕之稱的顧貞觀對納蘭的影響自不待言，顧也不諱言這一事實，在致陳聶恒的信中說道：“容若嘗從容問余兩先生意指云何,余為述倦圃之言曰;“詞境易窮。學步古人,以數見不鮮為恨;變而謀新,又慮有傷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歐秦辛陸何多讓焉.”客若蓋自是益進。”
納蘭詞的哀婉有傳承漢儒文化的悲涼基調之處，這與他苦學漢學、刻意追求相關甚密，師從漢學大師、結交江南文士、耳濡目染各家之言，對他詞風形成也有積極的作用，然而內有情才可以發乎于外，否則就失之于空洞叫囂。納蘭詞自然不雕琢、能純抒性靈，“未染漢人風氣”、“無矯飾之弊”，恐怕是因為他有赤子般深情的緣故。
周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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