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兵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網友來稿)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關于"余秋雨現象"批評之綜述
█ 李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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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是人們非常熟悉的藝術理論家、中國文化史學者和散文作家。他的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化思想史、世界藝術理論史、城市文化學、全球華文文化史。余秋雨的藝術理論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藝術創造工程》等，倍受學術界推崇，他的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禧日記》和《千年一嘆》，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而深刻的反響，頗受讀書界的歡迎和好評，在臺灣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轟動，其作品發行量之大令人鼓舞。近年來，由于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余秋雨先生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新聞界和文化界的焦點人物和重磅明星。但是就在余秋雨聲譽日盛的同時，各種批評和非議也接踵而至，并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種現象業已成為當今文壇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基于此，筆者試圖對近幾年來評論界之于余秋雨先生的各種批評做一巡視，以表達自己對余文的看法以及對當前文學批評的建議。當然，由于本人才疏學淺，資料不全，加之第一次操作此類文體，漏洞和缺失在所難免，我衷心地期待讀者和方家的批評指正。（順便說一句，我寫作這篇文章并非附庸風雅，實在是有話要說）
焦點：多元批評格局的并存
文學批評大多具有強烈的論辯色彩和主觀傾向，這受制于批評者不同的個性教養、知識背景、閱讀層次和年齡特征等。因而在進行具體批評的時候，有的表現為不切實際的吹捧和奉承，有的表現為針鋒相對的駁斥和詰難，有的表現為肆無忌憚的謾罵和攻擊，有的表現為實事求是的評價和研討。所有這些，都在批評余秋雨散文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筆者將學界批評秋雨散文的聲音粗略地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吹捧奉承型、駁斥詰難型、謾罵攻擊型和評價研討型。
吹捧和奉承型
在這類批評中以冷成金、沙葉新、樓肇明等人的文章最為典型。
冷成金在其論文《論余秋雨散文的價值取向》的"內容摘要"中對余文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原話是這樣的："余秋雨散文以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時代的使命感對傳統文人的品格進行了深入的檢索，對復雜的文化傳統進行了清醒的汰選，從"可愛"的文化傳統中尋找具有現實合理性的"可信"因素；余秋雨散文在文化傳統的深處立定，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識關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從而完成了對當代散文的一次重要超越"。在本文的末尾他還寫道：余秋雨的確是一位詩人，讀其散文，正如吟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使我們思接古往今來和上下八方，使我們深刻地意識到，個人的文化追求可能已經絕望，但文化的整體和諧、天道的運行規律仍然值得深深信賴。
著名作家沙葉新說，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是心底流出來的情致，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樓肇明在《文化接軌的航程》中斷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紀末最后一位大師級的散文作家，同時也是開一代散文新風的第一位詩人。"孫紹振在《當代作家評論》上撰文說："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現以后，散文作為文學形式正在揭開歷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來的散文經典中，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先例：這么長的篇幅，這么豐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資料，這么巨大的知識容量，這么接近于學術論文的理性色彩又這么充滿了睿智和情趣。"
朱向前在《散文的"散"與"文"》 中寫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幾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國文化的凄風苦雨和中國文人的集體痛苦感，再以個人生命的真體驗和真性情澆鑄成文字，舉重若輕，力能扛鼎，不僅上承新文學散文之余緒而且開啟了一代風氣，將整個當代散文的創作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準。"女散文家梅潔在讀罷《文化苦旅》之后激動地贊曰："仰望中國散文的天空，應該說，還是星光燦爛！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則是其中一條河系！這條河系里的每一顆星星都在散發著一種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測的光暈！（見《我讀〈文化苦旅〉》）"
駁斥和詰難型
在這類評論中以余開偉、湯溢澤、朱國華、王永飚等人的文章最為典型。
余開偉的《余秋雨是否應該反思》《誰是文化殺手？》和《夏風秋雨愁煞人》可以說是三篇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其中，《余》文指出余秋雨教授沒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氣，卻很有對批評者反擊的勇氣，把對他的批評上升到關系中國文化的未來命運的高度來看待。這樣就只能導致作家自我感覺與客觀實際的錯位，無法超越自我，陷入自我膨脹和精神變異的困境。《誰》文認為余秋雨對待批評自己的文章應該處事不驚，心平氣和，理智判斷，科學分析，不能上綱上線，一概認之為"文化殺手"，將問題復雜化、白熱化，這種做法只能造成文化領域更大的分裂、失控和混亂，惡化文化生態環境。
湯溢澤在《〈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一文中指出：《文》書現為部分讀者的開胃品，不久即為讀者的反胃貨；余秋雨的《文》是借古典之物抒一己之情，托昔日之物以抒秋雨之志，再加上幾段絞心的哀思；《文》外在是現代美文但其肢體則只是一味地舞弄古史，即是古史與現代美文的組裝品。總之，《文》只停留在開墾中國古代文化或曰只對古代文明沉重吟唱的基點上，不但沒有成為文化之峰，反而跌入了反胃的溝壑，是一本單調的散文集子。
朱國華在《別一種媚俗》中指出，《文化苦旅》中幾乎每一篇文章的基調都是學術權威口吻的居高臨下，遺老遺少式的吊古傷今，牧師布道時的悲天憫人，并且還夾雜著舊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脫。說穿了，《文化苦旅》的精神實質就是一種毫無新意的感傷情調。另外，他還說余秋雨的散文創作是"故事+詩性語言+文化感嘆"的流水生產線。
王永飚在《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一文在肯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后，批評《霜冷長河》只不過是展現了一個中年人的瑣細、啰嗦、四平八穩以及值得贊賞的柔情和心腸，《霜》的問世不但預示著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終結，而且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無情地裸裎了余秋雨這種文化反思的失敗，宣告了余秋雨所推崇的"健全文化人格"的實際破落。其理由是后文化苦旅時代的余秋雨什么專欄都寫，什么晚會都參加……墜入了一種"談心說理"的寫作模式。
謾罵和攻擊型
在這類評論中以王強、周澤雄、朱大可、黃敏等人的文章最為典型。
王強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學問及文章》中這樣批評余秋雨：一、余秋雨的學問放棄思想的創新而專注于玩弄華麗的辭藻，只是用浮夸的語言闡述人所共知的常識；二、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棄了起碼的學術理性，把自己變成一個情緒化的生物；三、余秋雨與正常學術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他的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對現代學術的一種嘲弄，是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四、《文化苦旅》是已被人們唾棄了的感傷主義和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王先生的總評是：余秋雨這類散文的風行，正是中國文化沉淪的象征，值得深思。
周澤雄在《最酷的作家》中言道："中國愿意贊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論誰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樣老練和從容，自信和瀟灑？幽邈的用心隱含在大氣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風乍露，就可以把人撩得遠遠。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來應該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實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詩意自是充沛得無以復加，實際感受起來則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風景，何況他還鼓蕩出一陣緊似一陣的秋風。"然后對余秋雨在《秋千架》中表達對妻子的關愛之情大加諷刺，批判余秋雨不該說其妻馬蘭是"亞洲最美麗的女人"，并動用伏爾泰的話作為論據："何謂美？詢之雄蛤蟆，必答曰：'雌蛤蟆是。'"
朱大可在《抹著文化口紅游蕩文壇》一文中將余秋雨散文的暢銷歸因于：歷史利用文學獲得了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此其一也；煽情主義的話語策略以及一方面慰撫大眾靈魂，一方面慰撫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和"良知"的雙重話語功能具有極大的取悅性。此其二也。文中朱大可還指出了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證據是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紅、避孕套和《文化苦旅》。他的理論表述是："這個世界需要的絕不再是創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蹤公眾趣味和理念的獵狗"。此外，朱文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針對余文《道士塔》中所表現的民族情結提出來的：如果沒有斯坦因等外國人的冒死拯救，這些經卷、寫本、繪畫和唐塑都將不復存在，只要敦煌藝術得以保存，無論它屬于哪個國家（民族）。
黃敏在《〈文化苦旅〉"七氣"》一文中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歸納為七種"味道"。"霸氣"（表現為文風的霸道和態度的霸道）；"商賈氣"（表現為處處做廣告，兜售自己）；"小儒氣"（表現為掉書袋、抖箱底）；"八股氣"（表現為動輒上綱上線）；"童稚氣"（表現為邏輯和語言功夫不到家）；"猥褻氣"（表現為情節的猥褻和語言的猥褻）；"市井氣"（表現為饒舌、刻薄與媚俗）。
評價和研討型
在這類評論中以古耜、高恒文、張伯存、李詠吟等人的文章最為典型。
古耜關于余秋雨的散文的評論，據我收集的資料看來，共寫過三篇文章，它們是《過于隨意的歷史解讀--我看余秋雨的兩篇散文》、《平心靜氣話秋雨》和《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評誤區--再談余秋雨散文的瑜與瑕》。其中，《平》文在充分肯定余秋雨散文的審美成就和文學地位后提出了幾點置疑：一、過分強調余秋雨散文的創新意義，不僅不符合客觀實際，而且也無益于散文的繼承和發展；二、余秋雨的散文中有很多篇章達到了質文俱佳的高度，但有些文本的觀點和說法經不起認真的考究，如《一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關于這兩篇文章的評價在《過》文中也有提及）有捉襟見肘、疏漏悖謬之嫌；三、秋雨散文的意義和價值固然給當代散文創作帶來了多方面的借鑒和啟示，但尚未及為當代散文創作提供范例的程度。《走》文主要針對王強《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學問及文章》、韓石山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湯溢澤《〈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和程光煒的《疲憊的閱讀》的批評進行了再批評。
高恒文《學者的架子》一文針對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突兀"之語進行了重點的批評，認為《廢墟》一文中"中國歷來缺少廢墟文化"，并進而發揮"或者是冬烘氣十足地懷古，或者是實用主義的趨時"的觀點是下語輕率的高談闊論；認為《吳江船》一文中的一段話："宋代大詞人姜夔對垂虹橋最是偏愛，有一次，他在那里與摯友范成大告別，與他心愛的姑娘小紅坐船遠去，留下詩作一首：……"是一種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主觀想象。高恒文的另外兩篇文章《突兀之語何其多》和《關于"硬傷"答余秋雨》也闡述了類似的觀點。
張伯存在《余秋雨董橋合論》中對余秋雨和董橋兩人的散文進行了深入淺出地比較，并得出了一些切中肯綮的結論。他認為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種健全、完美的人格，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弘揚人文精神，透露出一種強烈的精英文化意識與啟蒙精神，但由于他是一個文化理想主義者，高貴的文化人心態成了他傳播文化時的心理障礙，同時也因此疏遠了讀者。他又認為余文燃燒著火熱的激情，酣暢淋漓，具有強烈的心理震撼力和藝術感染力，但其語言過于迷戀戲劇化效果到了矯情的程度，因而與散文的自然之美產生了悖離。
李詠吟在《學者散文的命脈》中對余文發表了以下看法：余秋雨自覺地擔當起學者的使命，通過抒情散文來喚醒人們的生命意識、歷史憂患意識和民族意識；但作家自身的生命體驗因對歷史生命的悲憫而隔閡，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因面對歷史的激情而模糊；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種情理合一的雅致語言，語言在抒情中融注著歷史理性，在歷史敘述中也透露著生命哲理，但這種偏向于抒情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容易陷入空洞，削弱文章思想的意義；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種思想的審美和諧和生命的感悟，但這是以遠離思想搏斗，遠離思想戰場為代價的，因而缺乏某種穿透力和思想敏銳性。
展望：凈化文學批評的環境
近年來文學批評呈現出一種空前活躍的態勢，它反映了社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文化選擇、社會良知、歷史責任的巨大轉變。這較之于過去"千篇一律"的僵死局面，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是，冷靜審視，時下文學批評中出現的混亂、失范的現象卻不能忽視，如何防微杜漸，矯枉過正，使之盡快走出惡性循環的泥淖，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依然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嚴肅課題。
眾所周知，文學批評的基本要義是對文學作品及其他文學現象的價值進行闡釋和評價。它是人類的一種文化行為，一種價值活動；也是讀者審美活動的一種反思形式和再創造過程。它通過對藝術價值的闡釋和評價，直接制約著人類審美行為的導向、深度和效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不僅能夠影響文學創作的發展，而且能夠指導文學鑒賞，提高讀者的文學欣賞水平。
當然，文學批評者由于一些主觀和客觀原因，固然可以表現出鮮明的批評個性，但這種個性必須建立在強烈的理性精神和崇高的學術品質上，必須與肆無忌憚的人生攻擊和尖酸刻薄的人格侮辱嚴格劃清界限，否則就會把嚴肅的文學批評引向誤區，使之失去應有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我認為，任何形式的文學批評都不能脫離被批評對象的主體精神和道德傾向，都不能對被批評對象的文本進行符合主觀意愿的肢解和閹割，都不能斷章取義的按照自我需要進行蓄意歪曲，然后以審判官的身份進行鞭撻和發難，甚至有違批評規則和道德自控，將被批評者的身世經歷也當作攻擊的靶子，這在道義上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也可以這樣說，一個批評者如果沒有閱讀作品的感性沖動，如果沒有獨到的見解，如果因為不適合自己的知識譜系而羞于或怯于說出內心的感受，如果因為吃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如果因為礙于情面或為"稻糧謀"而不愿意說真話，那么，這樣的學術批評是毫無益處可言的。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批評者卻津津樂道于此。
一個真正的批評者，應該盡可能客觀公正地審視批評對象，盡可能地超越個人的好惡與偏見，以前瞻的眼光面對現實和歷史發言，對人生真理和藝術真諦報以執著追求，即"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只有 "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才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要做到上述這樣當然很不容易，這需要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豐贍的學術修養做后盾，但這應該是我們努力遵從的規范，即使我們不能完全做到，也應該盡力而為。
結語：對秋雨散文的幾點看法
首先。余秋雨散文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暢銷主要是因為其作品本身的魅力，而并非有些批評家所說的商業炒作和自我包裝（要說原因，也只是次要的）。筆者以為，余文之所以在文學日益貶值的今天仍然擁有廣大的讀者，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許多篇章主題重大，思想深刻，表現出一種跨越歷史與現實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識，以及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深層關注。《道士塔》、《莫高窟》表現出對民族屈辱歷史的感嘆和對燦爛文化被毀的悲哀；《五城記》、《抱愧山西》表現出對構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對經濟發展的關注；《流放者的土地》、《蘇東頗突圍》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痛苦命運的惋惜和對制造這種悲劇的社會的控訴；《關于友情》、《關于善良》表現出對平等人際關系的向往和對真誠善良境界的追求；《華語情結》、《漂泊者們》所體現的是漂泊無定又擁有濃重家園意識的異鄉故人的深情呼喚。
第二、典麗精工的語言錘煉，多種修辭手法的運用，以及小說敘事模式和議論話語模式的大膽引進，使文章具有很強的行文氣勢和藝術感染力。秋雨散文的語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詩性敘述中，敘事語法被一種理主宰著，浸滿了一種歷史的思考和感嘆。這種語言不追求那種水一樣的清澈，而追求一種潮樣的憤激和詩意。生命的體驗和感悟在一種哲理的詞語中棲身，渾厚質樸。此外，修辭手法和敘述風格的大膽采用，對于增加文章的氣勢和厚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基于此，筆者認為，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氣的，它是作者胸襟、膽識、氣度、使命感的自然流露。只有"大用外腓，真體內充"，才能"返虛入渾，積健為雄"，這是永遠顛撲不破的真理。而秋雨散文如"荒荒油云，寥寥長風"的大氣和勁健正來自于作者內涵的深沉和執著。 這無疑為當代文壇提供了一些優秀作品。我為余秋雨驕傲。
其次。后"山居筆記"時代的余秋雨，由于各種應酬，精品越來越少，粗制濫造的文本卻越來越多。李新武在《余郎才盡》一文中言道："簡而言之，《文化苦旅》是談山談水，《山居筆記》是談史談鑒，《霜冷長河》談庸俗的人和人的庸俗。"這番話雖然有失公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縱觀《霜冷長河》一書，除卻第二輯的幾篇文章之外，其它文章真不敢恭維。文中再也看不出增刪看不出潤飾，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卻了情感頓挫歲月跌宕，字里行間沒有了人文關懷沒有了憂患意識，說得嚴重一點，余秋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稍后的《千禧日記》和《千年一嘆》也無足觀，不過是一些旅游見聞罷了。為《相約星期二》環腰，令人生疑；為許晴的集子作序，使人膩味。我為余秋雨惋惜。
最后。我相信，余秋雨先生在新的世紀一定會認識到自身存在的缺點和不足， 認真反省，回到《文化苦旅》時代的自己。畢竟，余秋雨先生是一個有良知，有人道主義的學者、作家，他一定會在道德滑坡、人性墮落、毒品蔓延的今天，為了人類的本性回歸，為了給迷失自我的人們找回精神的家園而奔走呼號，也一定會為重建社會的文明秩序、為我們生活的人間處處充滿愛而殫精竭慮。同時，我也深深相信，余秋雨先生同其他許多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一樣，能夠做到（哪怕只有一點點），因為他有足夠的才情和學識。或許，我的要求太高了，但我仍然要為余秋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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