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代課教師”先前被稱作民辦教師，隨著政府對義務教育的發力，東中部地區的民辦教師幾乎已不復存在。但在曠遠的西部地區，我們的記者發現，還有一個龐大的“民辦教師”群體存在，盡管他們的名稱已改。
采訪中，我們的記者和那位動情上書教育部的縣委副書記一樣，“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課教師的貧困所震驚、執著所感動，為西部義務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發愁。”這些代課教師，無愧是貧困地區義務教育的脊梁，也堪稱新時期最可愛的人。
師資之困只是西部義務教育之困的一個縮影。“圖自強，舍教育別無他途。”一百年前，滿清重臣張之洞就做過這樣的斷言。現如今，大興教育正愈來愈得到舉國上下的認同。西部乃至整個中國的義務教育之局，相信不久即有大的改觀。
縣委副書記動情上書教育部
□本報記者傅劍鋒
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甘肅省渭源縣委副書記李迎新每天一到辦公室，都會在一堆來信中看一下地址，看有沒有國家教育部的回信。
三個多月前，他把含淚寫下的《渭源縣代課教師狀況調研》寄給了甘肅省委與教育部。盡管至今還沒有省委與教育部的直接反饋，但7月28日《甘肅日報》全文刊發了這一報告。
這個報告的事實令人震驚：渭源縣有600余名鄉村代課教師每月僅拿著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資。每月拿40元工資的又占了代課教師的70％，部分代課教師這樣的工資已拿了20年！
代課教師是指在鄉村學校中沒有事業編制的臨時教師。1984年底以前他們被稱為民辦教師，在此前從教的臨時教師基本被轉正或清退。1985年開始，教育部為提高基礎教育的師資質量，在全國一刀切不允許再出現民辦教師。但不少農村因貧困招不到公辦老師或公辦老師不愿去，所以這些空缺仍需臨時教師來填補，他們轉而被稱為“代課教師”。
這個群體在上世紀90年代曾引起過關注，此后代課教師也在東部大多數經濟條件較好的省份成為了歷史，并逐漸淡出公眾視野。像曾在大學從教、此后到渭源縣委掛職鍛煉的縣委副書記李迎新，對代課教師的生存現狀也只有一個概念上的印象。所以，當他在調研中目睹代課教師的現狀時深為震驚：“我在調研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課教師的貧困所震驚、執著所感動，為西部義務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發愁。好多次從學校或代課教師家里出來，我都要偷偷擦去淚水。”李迎新坐在縣委二樓的辦公室，望著飄著雪花的窗外回憶。
“最老”的代課教師
報告摘要--在他們(代課教師)中間，有一大批人是教學中的骨干，正是他們支撐著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他們無愧是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的脊梁。
年近四十的李迎新戴眼鏡，系銀灰色領帶，胡子總是刮得很干凈，在《定西日報》上有他的文化隨筆專欄。一年多前他到渭源縣掛職鍛煉，此前是西北師大宣傳部部長，曾長期從教。
今年4月，渭源縣委書記董建平批轉了一份反映代課教師收入問題的材料，要求縣委副書記李迎新作深入調研，李由此開始了一星期的調查。該調查也引發了今年10月下旬本報對李迎新及其調查對象的回訪。
那次調查，李迎新最先碰上北寨鎮張家堡小學代課教師王政明。張家堡小學的七八個老師中有一半是代課老師，其中數個代課老師還是整個北寨學區的教育骨干。而王政明是這些代課教師中最老的一位，62歲，一臉皺紋，背也駝了，樸實得像個老農民。
那天王政明很自豪地告訴李迎新：“村里孫子輩的人是我的學生，父母輩的是我的學生，連爺爺輩的人也是我的學生。”他1958年從教，那時張家堡小學就他一名老師。李迎新很驚奇：“按國家政策，你在1984年前參加工作，早該轉正了？”王政明憨笑：“我錯過了機會。”
王政明剛從教時，學校四周常有狼群出沒。他白天教書，晚上守校，閑時務農，公辦老師來了又去，惟有他二十年多如一日。直到1984年學校又分來了幾個公辦教師，作為民辦教師的王政明被辭退。1985年教師不夠時又被召回，他的工齡也只能從這一年重新算起，這就是他后來沒有被轉正的原因。這一干又是20年，這20年他一直拿著40元／月的工資。
這點工資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供兩個兒子上大學時變得很艱難，只有靠家里的農地收入。20多畝地都交給了老婆，“ 我因為要教書，許多應該男人干的活只能讓這個苦命女人來干，女兒為了幫忙也輟學了。”王政明說起這些熱淚盈眶。但他認為這一生的堅持是對的，因為這輩子他教出了76個大學生。他認為教書已成為生命的一部分：“寒暑假時，不用來學校我心里就會空空的，非要來學校轉幾圈才踏實。”
這使李迎新想起了也是一輩子做代課教師的父親：“他們的經歷太相似了，當時我就有些觸景生情。”李迎新的父親解放前是游擊隊戰士，解放后“聽從組織安排”成為了村里的民辦教師。1980年代初，李迎新考上大學，盡管那時學費低廉，父親十幾元一月的工資仍無法支撐。于是父親辭去教職到小鎮擺攤賺錢，他供兒子上完大學重回學校，卻被人告知因教齡中斷被取消轉正資格。
這種情況盡管在渭源縣已屬少數，但李迎新的眼圈還是紅了：“你老已經62歲了，還盼轉正嗎？”王政明回答：“ 要說轉正，以前有這個想法，現在沒有了。干慣了教育，呆在家里悶得慌，況且學校里還需要我。”李迎新繼續問：“這么多年來，你圖個啥？”王政明很平靜地回答：“我啥也不圖，錢不重要了，就是為了孩子。我年輕時輟了學，所以一輩子的愿望就是為了讓孩子們有書讀。”
李迎新再也忍不住淚水，他掉頭看向窗外，那些下課的孩子們正在小小的操場上歡快地奔跑與尖叫……
夢想拿到300元
報告摘要--代課教師大都說著這樣一句話：發工資的那天是他們最難受的一天。看到公辦教師千兒八百的領工資，屬于他們的那份，僅僅是人家的零頭，誰也不想去領，直等到會計把錢送到手里。他們說，那種滋味簡直叫人難以忍受。
王政明的兩個兒子早已大學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因此盡管工資低廉但生活壓力仍不算很大。但對那些正需供養孩子上高中與大學的中年代課教師，微薄的工資已幾乎使他們陷入了困境。李迎新因此在報告中沉痛地寫道：“走進任何一個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課教師，那他準是村子里最窮的人。”
年近四十的代課教師李建新是渭源縣會川鎮羅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學的代課教師，該校的代課教師也占了全校教師的近半。李建新1984年9月成為羅家磨村的民辦教師，但因故未被轉正。因此，盡管渭源縣有20年教齡的公辦教師已能拿到 1200元／月以上，但他這個代課教師的工資仍一直是40元／月。直到前兩年他考取了大專文憑，工資才被升到80元／月。
李建新多次獲得縣、鎮兩級優秀教師稱號。在他家的墻上，掛著去年榮獲縣優秀班主任的獎狀。每年他都會參加考上了大學的學生的一些謝師宴。他缺錢，但每次仍會送學生五元錢表示心意。“今年我們村的學生朱艷霞考上了大學，我舉杯祝福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時我看到她淚流滿面。我很感動，覺得過去所有的受苦都值了。”
但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絲毫不能緩解他的現實窘迫。現在他正在上中學的一對兒女，年學費共達3000元，而他80 元／月的工資即使不吃不喝，一年也只能攢960元，因此學費主要靠12畝地勉強供養。“已經十多年沒有給兩個孩子買過哪怕是一件新衣了。”李建新含著淚說。他記得只在女兒5歲時花5元給她買過一條裙子，在兒子6歲時花3元給他買過一頂軍帽，此后他們的衣服都是希望工程捐助的舊衣服，現在住校的兒子生活費每星期只有6元。但兒子非常給李建新爭氣，曾獲全國初中生化學競爭甘肅賽區第一名，上了高中后也從未下過全校前三名。李建新對此卻又高興又悲傷：“兒子一定能考上清華北大的，但如果考上了，錢從哪兒來？”
縣委副書記李迎新曾問他：“你憑什么堅持下來？你為什么沒有出去找工？”李建新頗為感傷：“首先是我對轉正還懷著希望，20年來我都相信國家總有一天會想到我們的。還有，我都快40歲的人了，大好的青春也全部在這上面了，打工也不可能有人要了。”
同樣20年來拿40元／月工資的會川鎮本廟君安希望小學的代課教師謝毓新，生活壓力比李建新更大。他的兒子正在讀大學，每年的學費要四五千元，他已經連本加息借了2萬元了。李迎新問，如果轉不了正怎么辦，他嘴唇蠕動了一陣說： “實話告訴你，我真有點堅持不住了。”李迎新就把這些實情寫進了報告。李建新得知這個報告在《甘肅日報》上發表了，就在郵局里買了一份，坐在郵局外的臺階上一邊看一邊流淚。帶回家后，家人、親戚、鄰居都搶著看，奔走相告，說渭源來了“ 青天大老爺”了，代課教師有救了。
看到這一報告后，華南師大附中的退休教師鄭千一老太太流著淚給李迎新打電話，并捐助渭源的希望小學數萬元經典教育讀本，而長期支援西部教育的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張佩英聯系熱心人士給謝毓新寄了3000元。謝毓新在給李迎新的感謝信中說：“現在李書記把這件事擺在了陽光底下，讓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好了！”本報記者這次回訪時看到，他把信的底稿和 “中國希望工程園丁獎”的獎牌一同放在一個紅色的盒中，這是他1996年獲得的榮譽。
當記者問他，給多少一個月工資就會覺得滿足，他說是三四百元。這和大多數受調研的代課教師告訴李迎新的答案一致。
中青年代課教師意欲出走
報告摘要--對于他(一位代課教師)的坦率和真誠，我無言以對，即便是他說現在就走，又有什么理由留人呢？然而，如果沒有他們，誰來支撐落后地區農村的基礎教育呢？
劉福榮告訴記者，他當時之所以討得起老婆生得起孩子，是因為當時父母積蓄了一筆錢，而不少青年代課教師，連老婆也討不起。
這和西北農村的聘金習俗相關，部分青年代課教師根本付不起送給女方家庭1萬至2萬元的聘金。他們每年才四五百元的工資，即使不吃不喝20年也攢不到1萬元，所以只能單身。
和老代課教師王政明同在張家堡小學的代課教師劉秉章已經32歲了，也因付不起聘金至今單身。幾次相親中，他頗受刺激，他告訴記者：“幾乎每相親一次，女方得知我是代課教師，甩頭就走。還有的拋下一句話，你40元一月的工資，是你養女人還是女人養你？”所以他想努力轉正，貸了3000元款考取了大專文憑，并成為了學區的教育骨干。“但現在還是不能轉正，不要說討老婆，就是這3000元債，十年都還不完。”他嘆了口氣，“我們在學校不如公辦教師，在農村不如農民，我們到底是什么人，我們也說不清楚。”
北寨鎮的代課教師王維宏今年已經39歲了，也是北寨學區的教育骨干，他頗為傷感地告訴前來調研的縣委副書記李迎新，人家的日子越過越紅火，自己卻每況愈下。并說下一學期自己也想外出，去新疆摘棉花或受聘私立學校。
他的這個想法和北寨中學的青年代課教師陳廉儒直接相關。陳廉儒原來是該校高三的語文教師，前幾年應聘到西北條件較好的酒泉一家私立中學，月工資2400元，早先家里窮得一塌糊涂，現在不僅還清了貸款，還蓋起了一院青磚大瓦房。記者發現，陳廉儒現象已慢慢在渭源縣那些有能力跳槽或打工的青年教師中擴散。
這種現象讓北寨鎮的學區校長于建邦很不安。北寨公辦教師有101人，代課教師54人。其中三個教育點各有一名教師，均在偏僻山村，公辦教師不愿去，所以都是代課教師撐著。于建邦告訴記者，代課教師至少承擔著學區一半的教育任務，他們一走，北寨學區就會崩潰。
所以，每次開學時，于建邦就開始發愁。為了從感情上留住代課教師，于建邦從極其貧乏的辦公經費中擠出錢，過節時給每位代課老師加送50斤面粉，勸說他們“要一切為了孩子”。這些行動感動了不少代課教師。
但對于這些堅持下來的代課老師，于建邦校長的感覺和接受記者調查的其他校長一樣心情矛盾：“我一個公辦老師每天40元，而他們一個月才40元，嚴重的同工不同酬。從工作上我當然希望他們留下來，但從內心上又覺得太虧待他們了，很愧疚……”
而有一所小學的校長，為了動員代課教師能夠在開學時回到學校，年前就買上禮品挨家挨戶去拜年。更有一些貧困村鎮的學校，由于代課教師流失嚴重，不得不將一些初中畢業生，甚至小學畢業生請來當代課教師。
要從根本上來解決代課教師問題
報告摘要--“代課教師”是一類不被社會所關注的“弱勢群體”，他們生活在農村的最下層，他們的收入連維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難卻又不失作為“人師”的尊嚴。如果說要解決“三農問題”的話，那么“代課教師”是“三農問題”中最希望能夠得到解決的問題。
新華社報道，甘肅省現有農村代課教師3.2萬多人，占到農村小學教師的28.2％。西北師大副校長、教育學學者王嘉毅教授告訴本報，西部12省、市、自治區的代課教師共有50.6萬人，約占西部農村教師的20％。他認為渭源的代課教師狀況在西部很有代表性。
為什么代課教師的待遇如此低下，渭源縣為什么不拿出一定的財力解決這一問題？一開始，對基層不甚了解的這位掛職縣委副書記李迎新也疑竇重重。
但很快他弄清，想依靠縣財政來解決渭源代課教師問題根本不可能。目前渭源全年的財政收入大約2000萬元，只夠付全縣5000名教師及公務員一個多月的工資！其中教師占了3000多人，教育經費已占該縣總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近億的財政空缺，均要靠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
整個甘肅的貧困市縣的情況也相似。甘肅全省88個縣(市區)中，有一半是國家重點扶貧縣，有60多個縣(市區 )要依靠國家財政補貼才能撐下去，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8年列全國末位，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所以，盡管自1999年來，全省教育經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左右，但縣級財政大大超出了這個平均水平。民盟甘肅省委的一份調查顯示，甘肅有些貧困縣的教育經費支出已占到財政總支出的80％。就是說，這類縣只要給老師發發工資，其他所有的公共事業就都將做不了。
所以，渭源縣針對這些代課教師，盡管已經多次召開過專門會議，準備適當提高他們的生活待遇，但終因財力拮據無法兌現。并且，縣級財政為了減小財政支出，就開始嚴格控制公辦教師的編制，以致一些師范畢業生因缺編當不上老師，而良莠不齊的代課教師長期撐著貧困地區的農村教育。這筆財政賬是很容易算的，進一個公辦老師所要支出的工資可以請10個甚至30個代課老師。
李迎新對此反復在心里折騰：“渭源縣基礎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誰能幫助渭源縣走出這一困境？”
李迎新思考的結果，認為有必要修改我國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他說：“西部面臨的財政困境，其實已經充分地說明，有關政策中規定讓縣級財政來負擔義務教育的支出已經不符合貧困地區的實際。這樣只會使越窮的地方越辦不起教育，越沒教育越窮。”他認為，義務教育應由國家財政來直接投資，才可能縮小教育上的城鄉差距、東西差距，才可能從根本上真正解決資金困難造成的代課教師問題。
他把這一想法在一次大學同學的聚會上說了，一開始他那些事業有成的同學均沒注意。他一下子就急了：“代課教師 20年來拿著每月40元的工資，你們知不知道？農村教育已經很危險，你們知不知道？”他越說越激動，指著他們那桌豐盛的飯菜說：“這樣一桌，對我們來說只是三四百元，對代課老師來說，就是一年的工資啊！”說到此處，他的淚水奪眶而出，頓時一桌無語。
[縣委書記上書教育部直言代課教師的現狀(教師中心稿)]相關文章：
2.直言不諱如何造句
10.2017教師節教師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