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陸賈與賈誼：性格與思想

發布時間：2016-1-20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夏增民

摘要：陸賈與賈誼都是漢初聞人，以文名于朝，但歸宿卻大有不同，陸賈以善終，而賈誼卻傷悼早夭。究其原因，不僅與兩人身處的政治利益集團不同有關，陸賈屬于當政的軍功受益集團，而賈誼出于新興的法吏集團，雙方的力量對比決定了集團內個人的命運；而且還與兩人的性格有很大關系，陸賈世故圓通，賈誼伉直不屈，性格的差異同樣也影響個人政治的前途，終致兩人同出而異終。就兩人思想體系而言，陸賈宗儒，近于黃老而好縱橫；賈誼則本儒近法而樂老莊。二人思想的異趣，不是學術的分裂，而是學術由”百慮”向”一致”，”殊途”向”同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到漢武帝時，這一學術演進過程才告基本結束，而陸賈與賈誼俱本于儒家，實為董仲舒公孫弘倡導儒術獨尊張本。

關鍵詞：西漢陸賈賈誼

一

陸賈與賈誼都是漢初聞人，掌承顧問，議論應對，均曾為太中大夫。陸子位顯于朝，竟以壽終。班固曾對他做出極高的評價，說他比之劉敬、叔孫通、酈食其、朱建諸人，“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強社稷，其最優乎”！[1]賈生卻左遷冷落，自傷悼而早亡。陸子與賈生不同的人生命運，不僅與漢初時勢相關，而且與兩人各自的思想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關系。

陳涉首難，群雄競起，陸賈、酈食其、叔孫通等有識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載：“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并成大業。”[2]“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3]可見漢帝國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競功，文士也功莫大焉。漢初實行軍功爵制，文士無軍功，自然不得受爵賞，但他們仍屬軍功受益階層無疑[4]。軍功受益集團是西漢初年政治權力的主導集團，參與漢帝國創建的文士與他們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驥于武將之后，自漢立后亦是如此。“自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5]，叔孫通定朝儀，而陸子“乃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6]，文士與武夫競功，以求與之侔，并為利益共同體，這與亡秦立漢之時是一脈相承的。呂后死，呂氏欲盡誅諸功臣武將，軍功受益階層先發制人，發動宮廷政變，誅呂興劉，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這次政變之所以成功，與陸子聯絡周勃與陳平這兩個政變關鍵人物有極大關系。這正說明陸子與軍功受益階層的利益同構關系，陸子與絳、灌諸人關系深厚自不在言。參與劉邦集團的文士們與漢初軍功受益階層同屬一個政治集團，共同分享獲得的政治權力。

而賈生則不然。文帝之時，漢廷內政治結構稍有變化。即法吏官僚階層開始萌現，賈生正是此階層的突出人物。賈生為專制皇權計，主張力黜軍功受益階層，遷徙諸侯國，使“列侯悉就國”，因此，激發了自己與之的矛盾。但此時，軍功受益集團仍壟斷著朝廷大權，直至漢文帝晚期，這一狀況還沒有根本的變化[7]。所以，“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8]。賈生與主政的軍功受益集團交惡，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賈生不僅在政治利益上與軍功受益集團有所抵牾，其思想對于當世來說也過于激進。漢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靜無為為主流思潮。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繼，又是受功臣擁立，對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勢力過于強大的軍功受階層，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權安定。以是，文帝雖“好刑名之學”[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斂。而賈生主張大舉改弦更張，遍觀其策論，屢屢攻擊主張“毋動”、“毋為”之人，而這些人，皆是漢文帝周遭之近臣，他們立論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穩定[10]。他們難于茍同賈生的政論。如此，賈生孤立于朝，無所援籍，文帝雖好賈生，卻無奈何于朝臣壓力。賈生終于左遷長沙王太傅。從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權力中心。

與陸子構結軍功受益階層主勢者不同，賈生與之持疏離、黜難的態度。這不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問題，實與其人性格有很大的關聯。

陸子老于世故，善于談辯縱橫，深得應酬變通之道，與叔孫通諸文士一樣，“知當世之要務”，且“進退與時變化”。太史公亦不得不承認他們行事“大直若詘，道固委蛇”[11]。楚漢交戰之時，陸子“居左右，常使諸侯”[12]；漢興，又和南越，上《新語》；呂氏執政，又溝通功臣受益階層領袖周勃、陳平，“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13]，陸子以自己的辯才及縱橫之術，取得了各方的支持，終助周勃、陳平平滅諸呂。

賈生則為人伉直，不假虛飾，這可能與賈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關，具有法家刻薄真樸的性格。賈生初受吳公推薦入朝，“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恃才放曠，鋒芒畢露；又議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遷徙諸侯，使列侯就國，全然不顧軍功受益集團的強大勢力[14]。賈生為人至剛，以己意更張社會，操之過急，過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長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勵志自勉，不妥協合污；而久之，不得復受文帝征見，又做《服鳥賦》，傷悼以自廣，有寄情于莊子之意，進取之意盡失，并最終因梁懷王墮馬而自傷不已，哭泣多日而死。這又展現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處逆境而自失，處順境而張揚，也充分體現了其為人的不成熟。

賈生的悲劇是中國古代具有獨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劇。他們志潔行廉，與俗人俗政不可并立，但若流入莊子之脈，不僅可惜，而且可嘆！他們遁離人世，放棄了對社會的責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讓不賢之人掌控社會，使社會日益腐敗。而陸子之屬交構權勢甚急，其心正其意誠則政事大治，反之則政事大壞。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義而黜詐偽，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亦不失為現實之舉。

二

誠如本文開頭所言，陸子與賈生人生道路的歧路，也部分由其所持思想使然。思想的傾向決定個人的政治主張，有時也決定個人的處世態度。從現在陸子與賈生所存留的文字材料看，二人的所持思想有同，但亦有異。

陸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評。《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載：“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這一點，今本陸子著《新語》中可證，《新語》凡引文處，除一處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經典如《詩》、《論語》、《易》、《孝經》等[15]，而稱述先圣孔子及孔門弟子言論更是比比皆是。可見《史記》所記不誣。班固《漢書藝文志》列《陸賈》二十三篇，而本傳不載，其中當有《新語》各篇。《隋書經籍志》亦列《新語》入子部儒家類。四庫館臣相沿不改，認為“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于修身用人。其稱《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余皆以孔氏為宗。所援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16]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內容而言，歷代均歸陸子為儒家，這從其學術傳承上也可得到佐證。王利器先生認為，陸子之學，蓋出于荀子。《鹽鐵論毀學篇》說：“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按：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鮑丘，文獻所載不同，實為一人）。《漢書楚元王傳》也說：“（楚元王劉）交與申公受詩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荀子晚年適楚，終老于蘭陵。而陸賈為楚人，從浮邱伯游學，也是意料中事。《新語資質篇》說：“鮑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趙高也，然伏隱于蒿廬之下，而不錄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蓋陸子與鮑丘游，因得以聞荀子說于鮑丘[17]。由此可推知，陸子學宗荀子，而陸子及《新語》宗法儒學可以明辨。

陸子以儒為宗，但不斥黃老道家，盡管其書中僅一處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對老子精神的闡述卻可遍見于全書，看來陸子也有尊崇黃老道家的傾向。其述老子清靜無為，曰天地萬物“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也”[18]；而“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不過，“無為者乃有為也”[19]，目的是達致“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的為治理想。

其述道家之精神專一，曰“專心一致”，“同一治而明一統”，“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成倫”，；又曰“正心一堅”，“執一統物”[20]，然后“壹其道而定其操”[21]，與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之意甚合[22]。

另外，老子思想的樸質精神也見于陸子書中，如曰“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23]，又說“樸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讒言似賢，美言似信”[24]，皆近老子本義。

而柔剛轉化更是老子真義，《新語輔政篇》曰：“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連，退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急促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

正是如此，所以有學者認為陸子“兼儒道二家”[25]，或以為陸子為“新道家”者亦有之[26]。

然而，一個人的思想到底歸于何派，應看其主流傾向。盡管陸子多稱引道家，但已如前引先賢諸言，陸子思想主流還是儒家的。何為儒家？“儒家者流……游文地六藝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27]“儒者……其大抵本于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28]陸子的思想正與此合。他說：“仁者道之紀，義者圣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先圣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29]又講“圣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圣賢為杖。”“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30]，是以陸子提倡“仁義”之意明矣。

陸子還繼承儒家的“德化”思想，“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為之也？”[31]意謂人之德行來自教化，而非法令。而圣賢正身以行，以德化民，”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32]此與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上，必偃”同理[33]。此外，他還說，“夫欲富國強威，開地服遠者，必得之于民”；又說，“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眾歸之”。可見，陸子亦得儒家愛民來眾之義[34]。

反觀以上所述，綜覽《新語》全書，陸子仍是以儒為主，而不斥黃老道家。

陸子雖宗儒尚道，但卻也多表現為力辯之士，《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陸賈“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游走于諸侯群臣之間，以知辯行縱橫之事。他雖說項羽歸劉太公呂后未果[35]。但他兩赴南越，數服趙佗，不戰而屈人之兵，可見其談辯的能力[36]。所以，陸賈以辯士著名于世。揚雄《法言淵騫篇》評價說：“言辭：婁敬、陸賈。”司馬遷也說：“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37]及陸賈勸說周勃、陳平聯手翦滅諸呂，擁立文帝，蘇秦、張儀亦不過如此[38]。亡呂而繼劉氏，功可以周、陳兩人比侔，其縱橫之術可謂精矣。

以是觀之，陸子的思想乃是宗儒好黃老而好縱橫。

三

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頗通諸子百家之學”，然觀其學，仍宗于儒學。河南守吳公“聞其（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而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 [39]，李斯也嘗學事于荀子，那么，賈生如孟子，對于儒學，乃“私淑諸人”而已。

而侯外廬諸先生認為，賈生《治安策》不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國》、《議兵》諸篇的結構，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學修養。《治安策》關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訓太子，主張從孩提之時，以道習之，他的立論點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偽也”的理論。同時，賈生又有荀子“謹注錯，慎習俗”思想的復述。荀子謂“積禮義而為君子”，賈生則說，“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40]這正與荀子“習俗移志，安久移質”之說相合[41]。

不僅如此，詳析賈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學范圍，同陸子一樣，賈生也極力推崇仁義。他論秦之過，認為秦敗即敗在“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42]，而且他也曾指責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并心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43]。賈生認為，漢初立，“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興禮樂”，于是“乃悉草具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44]，如此制度變更更是儒者所為。

在對儒學的繼承中，賈生尤重于“禮”。“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45]“禮”是優于“法”的，以禮治國，則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賈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講，“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積禮義而民和親”，“今或言禮誼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觀之也”？[46]禮優于法，賈生的思想傾向于儒學則無可辯駁了。在荀學的傳統中，所謂禮法結合，即禮與法的實質是相同的，殊途而同歸。禮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47]。達到了與實行法制同樣的目的。

故可見，賈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賈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證見。吳公學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為漢廷尉，可見非為醇儒，儒法兼學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賈生學事吳公，親愛非常，又通諸子百家之學，其尚法亦可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然而，賈生并未學法家為政的具體措施，而是深得其精義，他只是反對立法于一尊，強調的是禮法結合。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勢變通，依權設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賈生深然之。所以他認為漢初獨長沙王不反，“非獨性異也，亦形勢然也”。表現出對時勢的良好把握。法家務實而精于事勢，不尚空談。賈生亦觀于當世之要務，“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于疏舉”[48]。其分裂諸侯，損抑匈奴，重農尚禮，習教太子諸策，可抗于商君《墾令》、《農戰》、《開塞》、《靳令》諸篇，雖管仲、李斯之計不能過，確為法家之風。至于“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49]，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賈生郁郁不得志，漸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0]賈生又入老莊境界。其《服鳥賦》多引莊子《齊物論》、《養生主》之文，“從自然天道觀的相對無窮，到知識的相對無真，以至人生觀的死生齊一，結論為莊子的知命委命”[51]，較之《吊屈原賦》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層消極。賈生無途于公卿之道，轉而向慕自然，亦屬自況之舉，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賈生宗儒重法而樂老莊，與陸賈殊為不同。

陸子、賈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傾向有異，除與各自經歷、性格相關外，也實與學術自身的傳承衍化有莫大關系。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而漢初，正是學術“同歸”、“一致”的關鍵時期。百家同歸于“儒”，而造新漢代“新儒學”。陸子、賈生的思想各自代表了向漢代儒學衍化的不同路徑。百家由獨立而“一致”為以儒為宗的幾家，亦是學術整合的第一步。至漢武時代，董仲舒、公孫弘倡導獨尊儒術，也正是這一學術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實現的。

注釋：

[1] [2] （東漢）班固.《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 （東漢）班固.《漢書刑法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軍功受益階層與下文法吏集團，此兩概念均引述自李開元氏之觀點，所謂軍功受益集團，即以劉邦集團的軍吏卒為主體，根基于因軍功而被賜予的軍功爵及相關既行利益而形成的社會階層。法吏集團則是以通曉律令章程而升任為官僚的法吏官僚集團。詳見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

[5] (西漢)司馬遷.《史記張丞相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9.

[6][8] [12][13][37][38] (西漢)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59.

[7] 《史記張丞相列傳》載：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后，文帝見“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事實上，在此之后，掌控朝中大權者又轉入軍功受階層第二代，如周亞夫、陶青諸人，可見軍功受益階層勢力之盛。

[9] (西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59.

[10]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18頁.

[11] (西漢)司馬遷.《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59.

[14][39][49][50] (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59.

[15]另有引《谷梁傳》兩處，按：《谷梁傳》成于漢武帝時，當為后人竄入。

[16] 《四庫全書總目》卷91“子部儒家類”[M].北京：中華書局,1965.770.

[17]王利器先生考陸賈書可以印證《荀子》處甚詳，參見王利器.新語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6.8.

[18] [23][29](西漢)陸賈.《新語道基篇》[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9][31][32] (西漢)陸賈.《新語無為篇》[M].北京：中華書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