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司馬遷在《史記韓非列傳》中說：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xué)。……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
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
這說明《韓非子》確系韓非所著。《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與
今本《韓非子》55篇相同。《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皆著錄《韓子》20卷，這說明《韓非子》從先秦流傳到現(xiàn)在，都沒有佚失
現(xiàn)象，這在先秦哲學(xué)典籍中，是不多見的。《韓非子》本名《韓子》，后因唐代韓愈的
名氣越來越大，后人為了加以區(qū)別，故改名《韓非子》。
有關(guān)《韓非子》各篇的真?zhèn)螁栴}，學(xué)術(shù)界也曾有過爭論，有的認為書中多數(shù)篇不可
信，有的認為書中只有少數(shù)篇不可信。如容肇祖從考察思想入手，斷定只有《五蠹》、
《顯學(xué)》、《難勢》、《問辯》、《詭使》、《六反》、《心度》、《難一》8篇為韓
非所作，18篇為別家之言，24篇不能斷定。梁啟雄從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斷定只有
《十過》、《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體》、《守道》、《觀
行》、《制分》是偽作。劉汝霖認為《初見秦》、《存韓》、《難言》、《有度》、
《十過》、《飾邪》6篇是偽作。我們認為，《韓非子》一書基本是韓非的作品，也不
排除個別篇摻入了別人的東西，這在古書的流傳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法治理論，主要反映在《難
勢》、《難三》、《定法》、《揚權(quán)》、《有度》等篇中。在韓非看來，商鞅治秦只講
“法”，不講“術(shù)”；申不害只講“術(shù)”，不擅“法”；慎到片面強調(diào)“勢”，這都是
不全面的，“皆未盡善也”。只有把“法”、“術(shù)”、“勢”三者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才
是切實可行的。他說：“君無術(shù)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
也。”
（《定法》）“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在“法”、“術(shù)”、
“勢”三者之間，“法”是根本，“勢”是基本前提，“術(shù)”是執(zhí)行“法”的必要方法。
他列舉“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說明“勢”的重要，又列舉“棄隱栝之法，去
度量之數(shù)，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功，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不
能治三家”作例子，說明“法”的重要，“法”、“術(shù)”、“勢”三者缺一不可，相輔
為用。韓非“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
秦統(tǒng)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后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jù)。
韓非的哲學(xué)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兩篇中。
韓非借解釋道家《老子》一書，對《老子》哲學(xué)體系的核心“道”，進行了唯物主
義的改造，賦予了客觀物質(zhì)性的內(nèi)容。他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
（《解老》）在這里，韓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疇。“理者，成物之文
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
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
亡，有死生，有盛衰。”這就是說，“道”是萬物的總規(guī)律，“理”是區(qū)別各種事物的
特殊規(guī)律。
“道”是“理”的依據(jù)，“理”是“道”的體現(xiàn)。各種事物所以客觀存在，都是由
它的特殊規(guī)律即“理”決定的，而各種事物的特殊規(guī)律即“理”又必然受總規(guī)律即“道”
的支配。各種特殊規(guī)律即“理”的總和，就構(gòu)成了總規(guī)律的“道”。
韓非對《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義的改造。他說：
“德者，內(nèi)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德是事物內(nèi)在的本質(zhì)，事物內(nèi)
在的本質(zhì)決定了事物的性質(zhì)。所以韓非又說：“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xiāng)國天
下皆以民為德。”
（《解老》）在“道”和“德”的關(guān)系問題上，韓非主張“德”是“道”的功效。
他說：“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兩者
不能割裂。韓非對道和德的解釋，涉及到了一般和特殊這對哲學(xué)范疇，它標志著人們的
抽象思維水平又有了飛躍，對客觀規(guī)律性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在認識論方面，韓非受荀況的影響最大。他認為，人們的認識都必須依賴于感覺器
官，人的眼睛能看東西，耳朵能聽聲音，心能思考問題，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屬性，所
以他稱之謂“天明”、“天聰”、“天智”。他說：“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
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失別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
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nèi)罩U，聾則不能知
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這就清楚地說明了人的感覺和思維器官與認識
對象的關(guān)系，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在認識方法上，韓非主張“去喜去惡”，切
忌主觀偏見和先入為主的成見來左右人們的認識。他說：“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合。”
（《揚權(quán)》）在檢驗認識標準上，韓非提出了“參驗”的方法。
他說：“循名實以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臣》）
韓非所說的“參驗”，就是對各種情況在進行排列分類的基礎(chǔ)上，進行比較分析，
然后檢查驗證認識的正確與否。他認為只有按認識的規(guī)律辦事，才能“得事理則必成
功”。反之，就是主觀的妄想和臆測，他稱之謂“前識”。他說：“先物行，先理動，
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喻老》）妄意度就必然失敗。韓非的認識
論，雖然還屬于樸素唯物論的范疇，但它的理論思維水平，無疑是先秦思想家最高的。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xué)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
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雖然韓非的主觀意圖是說明法
治與禮治的根本對立，著意批判儒家宣揚的禮治思想，為法治戰(zhàn)勝禮治制造理論根據(jù)，
但它確實客觀地揭示了當時儒法兩種思想根本對立的現(xiàn)實。當然，韓非的矛盾學(xué)說，也
有過分強調(diào)對立，把斗爭絕對化的傾向，這也是不能忽視的。韓非對矛盾的轉(zhuǎn)化條件，
也作了辯證的解釋。如國家的強弱，他認為關(guān)鍵是實行不實行法治。“國無常強，無常
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有度》）又如禍福的轉(zhuǎn)化條件，他認為
關(guān)鍵是“行端直”和“驕心生”這兩個條件。“行端直”，則禍能轉(zhuǎn)化為福；“驕心
生”，則福能轉(zhuǎn)化為鍋。他還以水火為例，說明矛盾轉(zhuǎn)化的條件性。水本來是能夠克火
的，但若把水盛在鍋里，火就可以反過來克水，把水燒干，這是因為條件不同的緣故。
韓非又用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解釋歷史現(xiàn)象，形成了他的進步歷史觀。他認為時代在變
遷，社會在發(fā)展，因循守舊、復(fù)古倒退是沒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這個寓言故事，
猛烈抨擊頑固守舊的陳腐思想，為推行他的革新變法主張尋找理論根據(jù)。當時，韓非的
歷史觀還有不少缺陷，本質(zhì)上還是唯心主義的。
《初見秦》、《存韓》是韓非的上秦王書。《難言》、《說難》、《孤憤》是韓非
被囚禁秦國時寫的，借以抒發(fā)自己的孤獨憤悶心情。《五蠹》、《八奸》、《奸劫弒
臣》、《六反》，重點揭露奸臣、儒生、俠客、縱橫家和商人對國家的危害，必須對他
們依法加以治理。以上都反映了韓非的政治思想。《顯學(xué)》篇，是韓非對儒、墨兩大學(xué)
派的學(xué)術(shù)批判，重點是批判儒家學(xué)派，為推行法治理論掃清障礙。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
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yī)、“濫竽充數(shù)”、“老馬識途”、“畫鬼最易”
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的完美結(jié)合，
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xu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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