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旺
杜甫(712～770)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
由于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在成都時被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他 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他的生活從20歲后可分為四個時期。
漫游時期 從玄宗開元十九年（731） 至天寶四載(745) 。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游》）他在這兩次漫游里，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東的文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可能在這時與夫人楊氏結婚。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游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有時也議論時事，結下深厚的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這時唐王朝還強盛，倉廩相當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隱伏著不安定的危機。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并未正視。他過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獵的浪漫生活。他在這時期寫的詩,根據他自己的敘述,可能已有數百首，不過只有二十幾首流傳下來，主要是五言律詩和五言古體詩。其中雖有象《望岳》那樣不同凡響的作品,但總的說來,還沒有超越杜審言那一時期名詩人的水平。
長安時期 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到長安，目的是求得一個官職，有所建樹。天寶六載，玄宗詔征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都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于以“口蜜腹劍”著稱的中書令李林甫陰謀破壞,應試者沒有一人被選。天寶十載,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的贊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沒有下文。他不斷寫詩投贈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都毫無結果。最后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這已經是杜甫在長安的末期，安祿山叛亂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變了他在開元時期勵精圖治的優良政風，一任宰相貪污驕橫，邊將窮兵黷武，自己則在宮中尋歡作樂。人民受到的租稅與征役的殘酷剝削日益加劇。杜甫“嘗困于衣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陪伴他們詩酒寓游，取得少許資助。同時,他結交一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他的足跡從貧乏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競豪華的曲江走到征人出發必須經過的咸陽橋畔，仕途要求的失敗使他能客觀地認識統
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能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這兩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詩中得到反映。天寶十一載以后，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開始給當時的詩歌增添新的內容和新的表達方法。天寶十四載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幼子饑已卒”的家庭景況，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也標志著唐朝盛世最后的總結。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一百余首，其中優秀的詩篇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 從肅宗至德元載(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祿山起兵后，長驅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這時正在□州，他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賊中將近半年，看著莊嚴整飭的京城一片荒涼，生靈涂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后在陳陶、青坂兩處都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不久因為疏救房□，觸怒肅宗，竟遭到審訊。八月，他回到□州探視妻子，完成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長詩《北征》，描繪了旅途上凄涼的慘景和家境的貧窮，表達了對于當前局勢的意見。
這年九月，唐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肅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這時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內肅宗新貴與玄宗舊臣相斗爭的影響，外調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與長安永別。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后人簡稱為“三吏”、
“三別”。
杜甫回到華州，已是初夏。這時關輔大饑，朝廷內李輔國專權，玄宗舊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棄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滿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艱難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社會政治、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上，朝廷對內喪失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力量，對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經濟上，由于連年戰亂，加上自然災害，農村一片蕭條，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反而有增無已，造成人口銳減，生產力降低。杜甫也親身經歷了十分錯綜復雜的變化：流亡、陷賊、在皇帝身邊任左拾遺、出貶華州、荒涼的洛陽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無論是人事關系或是自然環境，都有很大的懸殊。這樣的生活經歷比長安時期要豐富得多,也艱苦得多,因此產生的詩歌多種多樣，流傳下來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時期 從肅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歷五年(770)。11年內,杜甫在蜀中8年，在荊、湘3年。杜甫在夔州時說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后住過5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結束了四年流離轉徙的生活，得到一個棲身的處所。他離開了干戈擾攘、哀鴻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現出一片田園美景，花鳥蟲魚都好象對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勞苦憂患的生活，暫時得到休息，他也懷著無限的愛寫出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但他并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嚴武來成都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給過杜甫不少幫助。代宗寶應元年(762)七月,嚴武應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變，杜甫流亡到梓州、閬州。
寶應二年春,延續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驚喜欲狂，以為有希望回到洛陽，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迸發出內心的歡悅，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樂的高歌。但快樂只是曇花一現，國內混亂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十月間一度攻陷長安，杜甫對此表示無限的關切：“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早花》）他寫出許多首詩，陳述他的政治思想。
廣德二年(764)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嚴武舉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在成都節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嚴武允許了他的請求。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憑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領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結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個階段。
杜甫于九月到達云安，因病不能前進，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滿兩年，創作十分豐富，成詩四百余篇，占杜詩全部的七分之二強。詩中歌詠了夔州窮苦的勞動人民，描繪了這里險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動亂和對于長安、洛陽的思念，懷友憶舊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壞，瘧疾、肺病、風痹、糖尿病等不斷纏繞他。
杜甫因為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便在大歷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數月，在年底到達岳陽，寫出生動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歲晏行》。
大歷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兩年，他沒有定所，往來于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他在大歷五年冬死于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59歲。他逝世前寫出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中有句“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仍以國家的災難為念。杜甫死后，靈柩停厝在岳陽,43年后即憲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孫
子杜嗣業移葬于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在這11年內，寫詩1000余首，占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三強，大部分是近體詩──絕句和律詩，還有長篇排律。
詩歌創作 杜詩最顯著的特點是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的密切結合，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杜甫的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他一生所走過的路程，在藝術方面也達到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詩能使讀者“知其人”、“論其世”,起著“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并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銳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
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持不同的態度。他對于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后園山腳》；對于平息叛亂,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么，歌頌什么，都很鮮明。也有些關于戰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地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戰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面，戰士如何善于戰斗，勇于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系自己，也聯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寫了一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筑、舞蹈、用具和農業生產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的氣氛，可以看作是有聲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書杜甫《秋興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的感情也較為淡泊，比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杜甫在長年的轉徙流離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開辟田畝,得到暫時的休息,因此對于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的動態進行了細膩的觀察，感到無限的熱愛，具有深刻的體會。如《屏跡》、《為農》、《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詩，從詩題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當時的心境。這類詩當然不能和前邊論述的詩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對于微小生物的愛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跡》),喜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感到“花柳更無私”（《后游》）。
杜甫寫過一些懷念家屬、朋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懷念妻子的有陷賊時寫的《月夜》，懷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寫的《月夜憶舍弟》；在許多懷念朋友的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杜甫自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贈李白、憶李白、懷李白、夢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詩，有十余首之多，幾乎首首都顯示出對于李白深厚的情誼、熱烈的關懷和衷心的欽佩。 杜甫把詩看作是他終生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歲學詩,直到死亡前夕，沒有停止過寫詩，他從安史之亂起，至抵達成都前，在最艱苦的歲月里，寫出的詩歌思想內容最為深刻；他在夔州身體衰弱多病，寫作的數量最為眾多。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充滿愛國愛人民的政治熱情,在藝術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長自吟”（《解悶十二首》之七），說明他創作的嚴肅態度。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他繼承優良傳統、評騭古今詩人的主張。 杜甫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大大開拓了詩歌的領域。明代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簽》）這句話不盡符合事實，因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時事入詩的,但是象杜甫這樣深入民間,洞察時弊，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陶融在“驚人”的詩句里，卻是少有的。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杜詩鏡銓》卷五)這雖然是“三吏”、“三別”的評語,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詩篇。元稹給杜甫寫的《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里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話說得并不過分。
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最能駕馭詩的各種形式，并能使每種形式都得到新的發展。他在五言古體詩里善于記載艱苦的旅程、社會的萬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寫來十分生動，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語調的自然，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他在七言古體詩中擅長于抒寫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達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詩功力甚深，達到很高的成就，數量占杜詩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見于杜甫的漫游時期，七律名篇多產生在到達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煉，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揚。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檻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懷》、《宿江邊閣》、《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宿府》、《閣夜》、《詠懷古跡五首》、《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寫了許多五言排律，幾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展，如《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竟長達1000字。是除少數比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過多的典故，掩蓋了豐富的情感或填補了應酬之作內容的空虛。杜詩中的絕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內寫的。由于杜甫的古體詩和律詩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絕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反映蜀中的騷亂與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華，杜甫在絕句方面仍有不少貢獻。杜甫詩意圖軸 清代張□作
當然，杜甫也寫過一些投贈權貴、奉和應酬的比較無聊的詩。當他在長安充當貴族的“賓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職的時候，當他漂泊西南，為了衣食，不得不與地方官吏們相周旋的時候，所寫的一部分詩，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頌揚對方如何賢明,申述自己如何貧困，以乞求憐憫與恩賜，格調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詩集》
總的說來,杜甫是以饑寒之身永懷濟世之志,處窮困之境而無厭世思想；在詩歌藝術方面，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新和發展，給后代詩人以廣泛的影響。 杜甫在世時,他的詩歌并不為時人所重視,逝世40年以后，始見重于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運動，在文藝思想方面顯然受到杜詩的影響。李商隱近體詩中諷喻時事的名篇，在內容和藝術上都深得杜詩的精髓。宋代著名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對杜甫都推崇備至，他們的詩歌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傳統。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虜，囚居獄中，用杜甫五言詩句集詩200首,在《集杜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杜詩的影響所及，不局限于文藝范圍，更重要的是詩中愛國愛人民的精神感召著千百年來的廣大讀者，直到今天還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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