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麻城市特殊教育學校 陶建軍
這是一段在微信中瘋轉的視頻，一位幼兒園的老師，給學生提出了一個問題：“樹上有10只鳥，開槍打死一只，還剩幾只？”這個題目，是個久遠的腦筋急轉彎的題目，答案是：樹上沒有一只鳥，都嚇跑了。可是現在的孩子似乎并不買賬，視頻接著展示的場景是--
小同學反問：“是無聲手槍嗎？” “不是。”“槍聲有多大？”“800至1000分貝。”“那會震得耳朵疼！”“是的。”“在城市里打鳥犯不犯法？”“是不太對。”“您確定那只鳥被打死了？”“確定。”“樹上的鳥有沒有聾子？有沒有殘疾或餓得飛不動的？”“沒有。”“算不算懷孕肚子里的小鳥？”“不算。”“會不會一槍打死兩只？”“不會。”“所有的鳥都可以自由活動嗎？”“完全可以。”“如果真的像您說的那樣，”一名同學滿懷信心地說，“打死的鳥要是掛在樹上沒有掉下來，那么就剩下一只；如果掉下來，就一只也不剩了！”
面對同學們尋根問底的精神，針對每個問題的奇思妙想，不循規蹈矩的發散性、創造性思維，那位老師顯得無所措手足，先是急躁，后是發脾氣，最后是暈倒。
整個視頻，給我們看到的是孩子的活躍與勇敢，他們提出的問題新奇而富有創造性，倒是那位老師真是讓人失望，她一直希望的是，孩子能夠說出她以為是正確的答案，這倒真是讓人猛然發現，我們孩子的創造性是怎么消失的！
美國創造性思維研究專家托倫斯等也發現，3-5歲是孩子創造性能力的高速發展時期，而5歲以后有逐漸下降的趨勢。我國的孩子同樣也存在著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
這到底是為什么呢？家庭和學校兩方面的影響造成了這樣的現象。寶寶在嬰幼兒期在幼兒園或者家庭中主要的活動是以游戲為主，家長和老師對寶寶的游戲活動很少約束，寶寶有很多自由的空間，去隨意地玩、隨意地想、隨意地發揮。而這時家長和老師也不會對寶寶的想法或行動進行過多地干預，寶寶不會因為自己的胡思亂想遭到別人的否定和指責。所以創造性思維發展良好。
但隨著孩子的年齡增長，就要開始面對學習活動，這時的家長和老師就變得“嚴厲”起來，因為他們此時強調的是應該掌握更多的知識，更重視孩子能否正確地思考。他們會告訴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該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因為有了統一的標準，行為又隨時受到成人們的監督和評價，當他們沒有按照成人教給他的那樣去做，就會受到批評和懲罰。很多時候，我們的爸爸媽媽經常用聽話不聽話來判斷孩子的好壞。這樣孩子為了迎合成人，漸漸放棄了自己的“胡思亂想”，乖乖地向著成人們想要的答案思考著，這樣自己便能得到大人們的贊賞和獎勵。因此，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受到了限制。
在創造性思維的培養上，我國的孩子明顯不如國外孩子。
在一所“科學與藝術展”上展出的中外學生作品，差異更是顯而易見，中國學生的作品規格、樣式都是很相像的，統一的A4紙，統一用蠟筆畫，想象的內容也大致雷同，--不過是太空上有人類居住，而國外學生作品的內容、形式、規格卻五花八門，比如幾堆廢舊的報紙，就改造成了一棵年輪明晰的大樹，極具表現力地展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讓人耳目一新。
為什么這樣，恐怕我們學校與家長難辭其咎。因為老師和家長長期要求孩子給出標準答案，在這種“標準答案”復制式的思維必然會引起思維的僵化。如果人們永遠按照平常的思路去思考，得到的也將永遠是平常的東西。
面對著那個提出“槍打枝頭鳥”問題的老師，我們想要建議的是，老師更應該允許孩子提出各種各樣的看似稀奇古怪的問題。達芬奇認為，為了獲得有關某個問題的構成知識，首先要學會如何從眾多角度重新構建這個問題，他不停地從一個角度轉向另一個角度，重新構建一個問題。他對問題的理解隨著視角的每一次轉換而逐漸加深，最終他便抓住了問題的實質。而達芬奇的所謂重構問題，常常就是我們的孩子提出的各式各樣的怪問題，就像視頻中的那些氣暈了老師的孩子提出的問題。
而事實上，提出怪問題說明他們開動了腦筋，同時也表明他們的發散性思維能力在不斷的加強，也反映出他們對老師的信任。所以面對孩子的提出的千奇百怪的問題，我們千萬不能像《百草園與三味書屋》中的老先生一樣，一句簡單的“不知道”就把孩子嚇回去了，也不能像視頻中的老師素手無策，老師應該積極做好課堂教學預設，積極鼓勵學生生成各種“怪問題”，也許在他們這些“怪問題”中會孕育出新的發明和新的創造。
當然，對于孩子難度高的問題，甚至專家也很難回答的問題，不能用訓斥的方法掩飾自己的欠缺。相反，大可采取坦率的態度，說聲“讓我來想一下”或“讓我們一起來討論”之類的話，為孩子樹立“知之為知之”的實事求是的榜樣。
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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