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杰 梁杰夫（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 湖北，武漢430079）
[內容摘要] 在建安時期的詩歌作品中，有一些是以游子思婦為主要內容，如劉勰所言，它們是“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 。對于這些作品，許多評論家都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然而在建安時期多次出現這種作品，也是文學自覺的內容之一。曹丕作為建安鄴下文人的領導者，他的作品更有著特殊的地位和價值。因此，本文擬對曹丕的思婦詩做粗淺的探討。
[關鍵詞] 思婦詩 曹丕 陰柔美 思無邪 想象手法
一、思婦詩的題材與曹丕的思婦詩
1、思婦詩的源流
作為一種詩歌藝術題材的傳統，思婦詩源遠流長，在先秦時代就有其濫觴。《詩經王風君子于役》就是一首典型的思婦詩。不過當時還沒有“思婦”一詞，據《文選》記載 ，“思婦”一詞最早見于戰國宋玉的《高唐賦》：“姊歸思婦，垂 高巢，其鳴喈喈。”但此時，“思婦”是指鳥名。直到《宋書樂志》引曹丕《燕歌行》：“慊慊思婦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思婦”才確指懷念遠出丈夫的婦人。
“思婦”這個文學題材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是和產生它的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緊密相關的。在中國古代，婦女的社會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在這一點上，就來連被后人尊為圣人的孔子也不能免俗，子曰：“唯小人與女子難教也。” 在中國文明的發軔期，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就已經形成。婦女被種種男權主義所制定的清規戒律所束縛在家中，她們被要求“從一而中”，要遵守“夫為妻綱”“七出”等，否則就會被視為大逆不道。雖然如此，丈夫對于妻子而言仍然是唯一的籍慰。在古代的亂世，有征戍，在“盛世”，有徭役，每當自己的丈夫被迫離開家鄉，也即遠離自己時，對于很多的家庭婦女來說就成了很大的打擊。她們的愁苦是顯而易見的，而這就為思婦詩最初產生提供了素材和依據。《詩經》中的《衛風伯兮》《王風君子于役》等，都是先秦思婦詩偉大的開端。可緊接著的是不和諧的局面。漢帝國的一統和董仲舒式儒家理念的推廣，將社會風尚歸于禮教中來，不僅思婦詩銷聲匿跡，就連原是思婦詩的《詩經》的某些篇章也被正統漢儒所篡改為合乎禮義的道統思想。直到東漢末，“位成乎私門，名定于橫巷”的思想多元化局面的出現；“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令儒家道德解體，這才為思婦詩又打開了新的局面。
2、曹丕的思婦詩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人的覺醒”產生了“古詩十九首”，其中《行行重行行》、《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都是典型的思婦詩，真實地再現了那個時代的聲音。之后的建安詩壇上，三曹七子并出，歌詠人生之感的詩作層出不窮，思婦詩有徐干的《室思》 六首、《情詩》，曹植的《雜詩》、《七哀詩》、《怨詩行》以及曹丕的《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清河作》等。
另外，還有一點要仔細甄別，那就是并非所有以描寫思婦的詩篇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思婦詩，因為有些人的詩作是有所寄托的，像曹植的以上幾首思婦詩，就屬于這一類。而真正屬于表現思念遠行丈夫的妻子的詩篇才可以算做嚴格意義上的思婦詩，像徐干的思婦詩和曹丕的思婦詩都屬于這一類，本文討論的就是這一類。
曹丕的思婦詩，嚴格意義上說有五篇，即《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清河作》、《寡婦》、《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雖然從數量上說，是不多的，但是歷代文學作品選錄的曹丕詩歌來看，他的思婦詩是幾乎是必選的詩歌，而且也是曹丕詩歌留名詩壇的最有力的一類作品。曹丕的思婦詩都是在其留守鄴城的時期所作，在那一個時期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鄴下之游”時期，在鄴城圍繞著曹丕曹植兄弟身邊有一大群文人，鐘嶸在《詩品》中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可見文人之盛。曹丕就是在時期達到了他文學創作的頂峰。當時，他還創作了大量的游宴詩，表達了他“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的歡娛，然而，曹丕畢竟是位心靈細膩的詩人，在這種熱鬧的場景下，他有時候也會感到“樂極哀情來，廖亮摧我心” ，而這正可算他思婦詩創作思路的開端。
二、曹丕思婦詩的特色
1、陰柔美與音節協和的統一
《燕歌行》是曹丕詩歌的代表作：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何焯稱其“和柔巽順”之義。可見《燕歌行》一詩動人之處在于極具陰柔美。
曹丕所處的時代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在這一時期，詩歌的創作便脫離“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重負朝著自覺追求詩歌藝術的方向發展。總的說來，建安詩歌重在抒情，陸機的《文賦》就明確地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僅就抒情而言，曹丕的詩歌也迥異于當時其他詩人。同時代其他詩人追求“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往往筆力雄健，梗概多氣，而曹丕的詩歌“洋洋清綺”，具有陰柔之美的情感特征。鐘惺也說：“文帝詩婉孌細秀，有公子氣，有文士氣。”他的思婦詩之所以追求陰柔之美：一方面是思婦題材的限制。思婦詩寫多是獨守空房的妻子思念遠行的丈夫，因而寫得低回婉轉，引人神傷，自是人性的普遍表現。從先秦的《衛風伯兮》“焉得 草，言樹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 。”到漢末的《迢迢牽牛星》“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再到與曹丕同時代的徐幹的《室思》“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 無不陰柔和美，綿長低徊，將思婦內心那多愁善感的情感表露無遺。另一方面是由曹丕個人的獨特氣質所決定的。曹丕生于中平四年，此時曹操官至典軍校尉。他有機會享受上層子弟能得到的一切，又因為身在其父之下，毋需過于操心天下巨變，而有暇轉入文學領域。曹丕自述“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備覽。”著名的“鄴下之游”就是曹丕擔任五官中郎將時作為文壇領袖而興起的一次文學盛會，他于這時所培養的“文士氣”和“公子氣”自然有益于他日后創作男女相思及愛情婚姻題材的詩歌。
首先，他的思婦詩陰柔之美主要表現在：⑴情感和柔。在曹丕思婦詩中的女性形象既不像漢樂府《有所思》中那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的少女，也不同于白居易的在《長恨歌》所寫的抱怨“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琵琶女，這也說明了曹丕情感具有“和而不壯，柔而不憤”的特征，因而曹丕的思婦詩越發顯得氣順和柔，富于陰柔之美。 ⑵含蓄蘊籍。情感內蘊而不外露是曹丕詩歌的典型特征之一，如《清河作》“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沈。”這句情感內蘊，非細細體味不能明其妙。一個“細”字境界全出，將夫妻雙方新婚生活的悠閑而歡快的情感表露無遺，“浮沈”則暗示了雙方的不幸遭遇，引人遐思，妙不可言。
其次，曹丕的思婦詩音節和諧流暢，《宋書謝靈運傳論》：“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披質。”可見曹丕在追求陰柔美的同時，還注重“以情緯文，以文披質”，即用情感來安排形式，用形式雕潤情感。因而在形式上，不僅追求有豐富的文采和巧艷的辭藻，還講求聲韻美，追求所謂“音韻天成”。 鐘惺曾評價丕詩說：“顧眄搖曳，情態之妙，生于音節。”但曹丕卻又不是純為“音”造文，在他的詩歌中，音節的調配要絕對服從情感的線索。像他的《清河作》，情感跌宕起伏，意脈若斷實續，全詩音節也因此時而低沉掩抑，時而柔和通暢。他的思婦詩所流露的陰柔和美的情感常常用綿長和緩的音韻來表現，因而往往“情詞悱惻”、“曼聲抑揚”，產生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藝術魅力，故王夫之評價，《燕歌行》“傾情，傾度，傾色，傾聲”。
2、情思無邪
曹丕作詩大都情思純正，沒有淫婦浪奔之詞。如其《燕歌行》，后世許多評論家都稱贊其情正詞柔，劉履稱：“憂來而不感忘，微吟而不能長，則可見其情義之正，詞氣之柔”，許學夷說此詩：“調出渾成，語皆淳古，其體為正。”“思無邪”三字，由來已久，最早見于《詩 魯頌 》最后一章“炯炯牡馬，在炯之野。薄言炯者，有 有 ，有 有魚，以車 ，思無邪，思馬斯徂。”據陳奐《詩毛氏傳疏》注：“思”字為句首語氣詞，并無實際意義。“無邪”只是描寫牧馬人放牧時專心致志的神態，并無深意，在此孔子用此句作為評詩標準，強調詩歌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并進而做到“發乎情，止乎禮義”（語出《毛詩序》）。朱熹注“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曹丕雖縱筆寫一己之情，但情感的抒發很有節制，不使泛濫，如《清河作》“弦歌發中流，悲響有馀音。音聲入君懷，凄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愿恩情深。”在詩中，那位思婦本已悲不自勝，卻強裝歡容，以“心傷安所念，但愿恩情深”，將深沉的哀思淡化，但恰恰這種淡化增添了詩歌情感的濃度，也確實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絕佳注腳。曹丕詩歌以清麗和婉為審美追求，迥異于承其而來的純粹追求“華奢綺靡”的宮體詩。宮體詩是在南朝梁代宮廷中形成的一種詩歌題材，其具體內容多寫閨思和閨房生活，有時寫女性所用的物品，如繡領履襪，以至枕席臥具，甚至直接描寫疏軟橫陳的美人，而這些都已經遠遠的背離了詩歌創作中“思無邪”的要求。
相比之下，曹丕的思婦詩思想純正，他為《寡婦》寫序時說：“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子]孤寡。為作此詩。”可見，他的思婦詩寄予了亂世離人的深切同情，具有一定的思想價值。而宮體詩實際上是用來表現封建貴族的縱欲生活，詩風輕佻艷冶，流于淫靡。
3、興義迭出與想象手法
曹丕的思婦詩常常是興義迭出，勾鎖關連，于從容舒卷之中，不斷拓展延伸詩歌的思想感情。如《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詩，以別妻敘述丈夫離家之后生活失去依托為全詩抒情中心。除開端“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二句交代事件外，全詩都用比興手法，感物傷懷，悲嘆身世：“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輕忽遷移。”就詩中所列意象看，涼風，秋草，蟋蟀，枯枝等等，都具有苦寒凄切的感情色彩，與人物身世，生活極其相吻合。而涼風吹動大地，則草木搖落，那些弱小的生命蟋蟀、寒蟬之類，也均受其害。但就“蟋蟀鳴相隨”句意來看，則又可以說昆蟲在遇到厄運危機時，尤能相隨以鳴，而人卻避免不了別離，真是人不如物，何其可悲，詩意便在比興中得到多層面的顯現，此古人所謂“詩所以貴比興者，質言之不足，比興言之則婉轉詳盡。”曹丕詩歌中比興的運用，正可以達到表情的好效果。另外，詩中還用了頂針句“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輕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弛。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則又使詩歌意脈前后勾連掩映起來。詩歌圍繞著別妻的活動，寫她從耳聞寒蟬的鳴聲，到目見蟬抱枯枝的形象；再由枯枝被風卷起、寒蟬也隨之離枝遠逝，聯想到丈夫離家而去，自己必將會因身世播遷，以及歲月無窮、會合難期種種極為復雜是思想情緒，都在環環掩映的畫面和想象中，徐徐拓展和延伸開來。
如果把“興義迭出”這個與《詩經》有關的藝術特征與曹丕思婦詩中想象手法的運用相比的話，那么可以說，源于《楚辭》的后者更能夠體現出曹丕本人的獨具匠心。鐘嶸《詩品》中說：“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又說：“（漢都尉李陵）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那么，按照《詩品》的觀點，曹丕詩風的源流上溯可達《楚辭》，細辨之下，在曹丕的思婦詩里，這種承傳的關系尤為明顯。我們這里不說《離騷》中的主人公“忠而見疑，信而被謗”的痛楚心緒和曹丕思婦詩中主人公們“憂來思君不敢忘”的承傳關系，單就一首詩中變換視角這一手法來進行考察。考察《楚辭》中的《離騷》《少司命》等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詩（文）中，主人公的視角是有變化的，有時候是以女性視角來敘述的，有時候是以男性視角來敘述的。如《離騷》中的“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琢謂余以善淫。”是用的女性視角，“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這里的“余”又變成了男性。《少司命》中各章人稱，語氣都不同，很有可能是人神相戀的對歌，而這種手法很可能是民間的首創，但這種手法在藝術上起初是粗糙的，比如說角色轉換的突兀。曹丕的《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就對這種手法既有承傳，也有創新。創新就在于他在《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中巧妙地用妻子的想象來表現丈夫的心理，反而更襯托了妻子形象的鮮明。“念君客游思斷腸”一句強調妻子自身愁怨，本乃常筆，作者筆鋒一轉，“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妻子突然發問：“小伙子啊，你既然這么想家，你還老呆在外地干什么咧？”這么一問，才使境界全出，達到“傾情，傾度，傾色，傾聲”的程度。
三、曹丕思婦詩的影響
曹丕的《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被公認為現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詩作品。這在文學史上早有定論，這也可以算是他思婦詩的一個地位和影響，但前人已述備矣，這里就不做詳論了。
1、文學抒情化的轉變
我國很早就開始了對詩歌本質特征的探索。最早大約見于《尚書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堯典》的“詩言志”的意思是“詩是用來表達人的意志的”（見《中國歷代文論選》）到了漢代對詩言志的認識大大的前進了一步。《毛詩序》提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明確將情志并舉，但漢人講志講情，總是離不開政治教化，禮義道德，故說“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性情，以風其上”（《毛詩序》），因此漢人更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詩歌在漢末擔負著沉重的教化功能，此時的詩歌與其說是“言志”，不如說是為了詩教的需要，詩歌的抒情性被大大淡化了。直至魏晉以后，詩學才擺脫了經學的束縛，詩歌抒情的本質屬性才逐漸為更多人所認識，晉代陸機在《文賦》中就明確提出“詩緣情而綺靡”是說，而只字不提“止乎禮儀”的儒家詩教，這一理論的形成并不是陸機的個人所創，當時許許多多的詩人創作個人抒情之作都為之一理論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在這一批詩人當中，曹丕作為魏國儲君，他的提倡對當時文人言志抒懷之作的意義不言而喻。他不僅鼓勵文人們各抒己見，而且以身作則，創作了一系列極具個性的抒情詩，思婦詩就是這類詩歌的代表之作。它上承《楚辭》，下開魏響，文風清新綺麗，一反漢音的古樸凝重，為后人所贊賞。
2、宮體詩的先導
曹丕的詩風跟建安風骨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區別的，歷來的文學教材，在講到建安風骨的時候，都首先要提到它的“慷慨悲壯”，然后再舉出“三曹”“七子”來作為建安文壇的典型代表。喀什，在具體評價曹丕的時候，作者們都似乎忘了與前面的總論調相一致，反而大談曹丕的“溫婉”“便娟”之義。這樣做，是不是意味著曹丕的詩歌不能納入“建安風骨”里來呢？是不是意味著曹丕詩歌的藝術品位低下呢？我們認為，第一，曹丕的詩歌確實算不上典型的“建安風骨”之作，即使他有少數“大氣”的作品，這一點要肯定。有人 曾為了維護曹丕詩歌的地位，而主觀意圖上擴大“建安風骨”范疇的外延，這完全是沒有必要的。第二，曹丕的詩歌，其“輕麗和婉”的詩風在當時也是有相當影響的，雖然在建安七子中只有徐幹的詩風傾向他，但從總體上看，對后世的影響，曹丕詩風甚至超過了建安詩歌。南朝詩歌，多源于魏文余響，昭然可見。其詩在關注個體命運，在把握個體哀樂深度方面，不在“建安風骨”在下。如果說曹丕的思婦詩在某一方面上與南朝的宮體詩有淵源的話，那么，可以說就是其題材與詩風方面了。題材上，前者局限于閨中獨語，后者僅在乎女性形體；前者清麗和婉而思無邪，后者傷于輕艷與猥褻。宮體詩是其實是自覺不自覺地步曹丕詩風的后塵，只不過是曹丕“詩賦欲麗”的畸形發展罷了。這是曹丕詩風的消極影響。
[參考書目]
1、逯欽立輯校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中華書局 1983年9月第一版
2、河北師范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 《三曹資料叢編》 中華書局 1980年9月第一版
3、孫明君著 《三曹與中國詩史》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9版
4、余冠英選注 《三曹詩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版
5、陳壽撰 裴松之注 《三國志》 中華書局 1956年12月第一版
作者郵箱： dashi998@sohu.com
[曹丕思婦詩初探(網友來稿)]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