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水龍
劉前輩：
您好！
您是語文教育方面的專家權威，也是著名詩人，還是著名的文章家。
新年伊始，我分別在《中學語文教學》和《語文學習》上讀到您有關語文教育的兩次發言，并且兩次都談到語文要堅持“工具性”，可見反對“工具論”的呼聲之高。作為后輩，我非常的敬佩您的學識和為人；但對您不堅持真理，而堅持“工具論”頗為想不通，向您討教。
請問，邏輯學規則規定給事物下定義能用比喻嗎？這是其一。第二，您讀過哲學嗎？可以想見，您當然一定讀過那本有蘇聯人濫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不過，您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寫的原著嗎？您理解了嗎？請原諒我的不敬。因為在那兩次談話里，您是顯得如此的無知。既然您也認為“語文是工具”是一種比喻，那么用它為語文定性，明白無誤的違反了下定義的規則。這樣給事物定性，您也肯定會認為不對。再說即使照比喻的說法，語文也不光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它還是“思維的工具”，這是大多數中國語言學家寫的語言學著作中的結論，這本來似乎也不用我這個后輩給您提醒的。可是，不知為什么，您全都忘了。
現在，我再換一個角度，從哲學上向您討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列寧在《論民族自覺權》中說的話，對列寧的關于語言的性質問題的哲學來源，后輩不甚明了。但據哲學專家說，把語言分為形式和內容兩部分，肇始自西方的神秘主義哲學，即來自宗教。馬克思和恩格斯倒是的確沒有說過或者即使那怕流露過一點點這樣的意思。前輩一定比我更清楚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的含義。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偉大的根本，在于他的理論是唯物的和辯證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正是他的辯證的最好體現，即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事物可以分為內容與形式兩部分，但并非全部如此。在馬克思的眼中，語言就不能機械的被拆分為內容與形式。“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多么恰當地為語言下了確切的定義。語言就是思想，思想就是語言。有沒有語言的思想和沒有思想的語言嗎？至少作為偉大哲學家的馬克思認為：沒有！
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這樣說：“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機會增多了，并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一句話，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么非說不可的地步了。”① 表面上看似乎把語言分為了“意識到”（即“內容”）和“非說不可”（即“形式”）。其實不然，這里恩格斯只是說到了語言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需要而誕生的，并沒有給語言下定義，也沒有“語言人類交際的工具”的意思包含在里面，更沒有“內容”和“形式”的言外之意，它只是說了語言因為勞動時思想交流的需要而最終建立起來。因為人的意識要靠什么來意識，語言；用語言說什么，意識。因此在未有語言之前，人類是不會有意識的。試想動物有意識嗎？沒有！為什么？因為動物沒有語言。是的，人和動物都有感覺，但那尚不是意識。中國古代的偉人也說“言，心聲也。”都說明語言就是意識，意識就是語言，語言和意識是同一碼事情。可見，哲學的錯位和缺失是一百年來語文教育漸如死胡同的最根本的原因。
這樣說來，語文“工具論”當然要對語文的“技術化”負責。因為語文是“工具”，它自然既可以是政治的工具，也可以是交際的工具，為什么就不能是“應試”的工具！語文是工具，作為語文一部分的作文也只能是工具。為了能升學，作文只是“敲門磚”--工具，理所當然可以只說空話假話大話，而不說心里話，因為它們都只是“工具”而已。語言表達的不精確而產生歧義，你能怪聽話讀文的人嗎？既然“語文是工具”，于是高考出卷人就有權把語文工具化，為什么就不能是撈錢的工具。會撈錢也就是會交際啊。呵。呵。錢！而且是當今社會最最“最重要的交際工具”。
不知是那一位大師說過，學習語言的過程，也就是獲得思想的過程。那么閱讀一個語言作品也就是獲得一種思想。這正好印證了馬克思“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的觀點。中國人學習漢語，也就獲得了中國式的思想方法；學習英語就會獲得英國式或者美國式的思維方法。所以2001年出臺的《語文課程標準》給語文的定性“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是偽哲學指導下的對“語文”的又一次曲解。語文不僅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語文就是整個人類文化，人類社會的全部文化就是由語文承載的。如果沒有語文，其余的一切人類文化藝術，如繪畫，雕塑，實際上就不能產生和延續，但是“工具論”卻把語言和文化給割裂開來了。我知道您不同意語文“人文論”，我也反對。但我還反對“工具論”和“兩性統一說”，它們都是哲學的錯位和缺失后，調和中庸的結果。
我們不是總是強調，正確的指導思想是一切事業取得成功的保證。解放后五十多年語文教育的愈來愈多的失誤，正好證明了指導語文教育的哲學思想出了差錯，從而把語文教育引向了錯誤的方向。理論的錯誤導致了實踐之路被導向歧途，所以離語文的本真愈來愈遠。前輩責怪當今語文教育的錯誤是因為一線教師專注應試之故，不知是在為尊者諱，還是在為自己開拓責任。我也是個一線教師，關于什么是語文，本不應該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可是，面對現實，面對語文，面對考試，我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不明白語文是何物，于是愈來愈發現自己不會教語文了。無奈催生了我的讀書和思考，終于發現，原來源頭出了差錯，我們這些實踐者當然只能百般無奈啰！
現在，我終于明白，學生學語文不僅是為了掌握“語文工具”，學生學語文時不光在學語文，實際上還在學習思想和如何思想的方法，這就難怪我小時跟老師學語文，在認識了語言規律后，仍老是學不到多少語文，因為那樣的“語文”缺少了作者的思想和如何思想的方法。學語文也不光是磨練語言文字，還須磨練思想和如何思想的方法。怪不得劉征前輩是詩人，而我卻成不了詩人，因為他不但經過詩性的語言文字的磨練，而且他的老師還一定教給他詩性思維思想的熏陶，所以他……而我卻……馬克思說：“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您始終強調語文教育的關鍵是要實踐--讓教學者和學習者一起實踐，在現實生活接受活生生的實踐。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但您忽略了學習語文的過程也就是提高思想認識的過程，語文學習與思維情感的獲得是同步進行的。學語文不僅僅是對語言文字的磨練。這正是“工具論”脫離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地方，也是五十年語文教育走入“誤盡滄桑”的歧途的所在。
語文教改的關鍵不在理念、課程、教材、方法的革新，而在于對哲學指導思想的更新。“工具論”如果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起過積極作用的話，我們更不能抱殘守缺，而要讓它激流勇退，安享晚年，讓有才能的新觀念新思想登上統領的崗位。只有這樣，中國的語文教育才能在二十一世紀放出異彩光芒。否則，等待我們的仍將是更激烈的抨擊。
敬頌
春祺！
后輩教師 董水龍
2003年1月30日
于浙江省紹興縣安昌中學
我的郵箱是dongshuilong@mail.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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