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低碳競爭力評估指標體系的建構論文
碳減排與地區繁榮是并行不悖的，即碳減排不是以地區衰退為代價的，低碳未來是持續繁榮的未來。低碳競爭力意味著企業（產業）能夠適應低碳生產要求并持續創造財富的能力。（3）人民福利提升的目標。低碳經濟基于改善人類環境與生存狀態的美好理想，低碳競爭最終需要提升人類福利。企業（產業）的低碳生產，在創造財富的同時，能夠改善人類居住與生活環境。
低碳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理論構建
從國際國內的文獻成果來看，低碳競爭力的構成要素各有差異又彼此聯系。E3G[1]將低碳競爭力指數變量分為三大維度：區域結構、早期準備、未來繁榮。“氣候競爭力指數”[2]包括氣候當責指數和氣候行動指數。潘家華[3]提出了低碳產出、低碳資源、低碳消費、低碳政策、人類發展水平五大維度。徐建中[4]認為低碳競爭力系統包括低碳創新系統、低碳生產系統、低碳管理系統、低碳支撐系統和低碳文化系統等。陳思果[5]提出能源結構、消費需求、產業結構、競爭戰略規劃、政策導向以及參與機會六大維度。總結以上文獻及專家調查結果，本研究將低碳競爭力分為四大因素：低碳生產競爭力、低碳科技競爭力、低碳生活競爭力、政府作用競爭力。
1低碳生產競爭力
低碳生產競爭力是對區域當前低碳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宏觀性的評定。低碳化是低碳經濟的重要標志。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的研究表明碳生產力提高是2050年CO2濃度控制目標實現的必然途徑[6]，《布萊爾報告》也把碳生產提高作為低碳經濟轉型的具體目標。因此，從本質上說，碳生產力是低碳經濟表現的核心。低碳經濟表現為以碳生產力或者碳產出為核心的宏觀要素組合。低碳生產競爭力的指標主要包括：單位GDP能耗、單位GDP碳強度、工業碳強度、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
2低碳科技競爭力
低碳科技是低碳基礎準備的主要方向，它也反映了一個地區低碳經濟轉型的基礎條件，它決定著該地區轉向低碳經濟的可能性與速度。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低碳能源開發、能源效率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等都需要新的低碳技術與人力資本支持，甚至朝向低碳經濟的硬性轉型反而會傷害當前經濟的發展，不但不利于競爭力的提升，反而會降低已有的區域競爭力。基于此，低碳科技競爭力選取的指標主要包括：科技人員、數科研經費、申請專利數、高新產業出口額。
3低碳生活競爭力
低碳競爭力是以區域民眾財富增長與生活品質上升為前提及終極目標的，這也是區域競爭力的源動力，它這一終極目標可以為區域競爭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本與競爭欲望，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基礎。低碳競爭力必須滿足兩大要素的同時實現，一是經濟財富的增長，二是生活環境與品質的提升。低碳競爭力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基于發展理念的變革，這一理念尤其重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同步進行。低碳生活水平作為低碳競爭力的重要元素必須加以考量。低碳生活競爭力主要通過居民收支、居民環境質量兩個方面來加以體現。低碳生活水平的.指標主要包括：人均碳排放、森林覆蓋率、農村恩格爾系數、城市恩格爾系數。
4政府作用競爭力
政府在促進地區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政府參與及影響力量。政府可以制定前瞻性的低碳經濟發展計劃，為低碳經濟的發展創造初始條件，也能保障、規范低碳經濟發展中的良性競爭與穩定發展。另外，政府可以為低碳經濟轉型提供良好的公共環境與基礎，包括人力資本培養、低碳技術推動，也為地區民眾的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基礎支持。中國尚沒有關于地方政府經濟影響力的權威報告。為這一解決這一困難，研究選取了政府的公共事業投入作為影響力的替代指標，這一代替實現了指標選取的客觀性與量化，但也存在著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有待以后改進。其主要包括：教育經費額度、社保經費額度、環保經費額度。
低碳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量化分析
1數據的預處理
能源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9）及中國科技年鑒（2009）。計算能源碳排放量時采用能源消費總量（非終端能源消費量）（主要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爐煤氣、其他煤氣、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氣、煉廠干氣、天然氣、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產品，熱力與電力）的計算方法，主要基于四個原則：（1）能源消費量采用標準量，非標準量的數據轉換為標準量；（2）本地熱力與電力的能源消耗已經涵蓋于能源消耗總量中，對于外來電部分采用中國電網因子加以測算（表2）；（3）基于“哪里使用哪里計算”的原則；（4）碳排放量的計算包括能源運輸的損失量。其中E為能源碳排放量，KG；Qi為能源i的消費量，KG；NCVi為能源i的凈發熱量，GJ；EF為碳排放系數，kg/GJ。統計年鑒的單位為萬噸，將之按照中國統計年鑒所提供的能源折標準煤參考系數將之折算為標準煤，然后以1×104噸標準煤等于2.93×109GJ的換算標準，將各省能源消耗量轉換為熱量，碳排放系數采用IPCC默認值（2006）[9]。碳強度為衡量碳生產率的指標，指單位GDP的碳排放量（噸/萬元）。各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與一致化處理。指標一致化處理是將初始逆指標的原始數據化為正指標，本處采用取倒數的方法。無量綱化則采用標準化的處理方法。
2指標體系實證分析
將低碳競爭力4因素的量化指標進行因子分析，首先進行KMO和Bartlett檢驗（表3），發現Kaiser-Meyer-Olkin度量為0.701，滿足因子分析的數據要求。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采用正交旋轉法對因子進行轉換，結果顯示：成份1的初始特征根為6.383，旋轉后解釋了29.462%的總變異；成份2的初始特征根為2.758，旋轉后解釋了總變異的23.129%；成份3的初始特征根為2.412，旋轉后解釋了總變異的16.702%；成份4的初始特征根為1.23，旋轉后解釋了總變異的15.921%，4成份總共可解釋累積85.214%的總方差（表4），因子提取較為成功，原始提取與旋轉提取均提取了4個公共因子。通過對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的分析（表5），可以得出4因子的具體成分，發現因子分析結果與理論模型一致，4因子的統計意義與現實意義均有合理的解釋，進而確立低碳競爭力的指標體系（表1）。
總結
低碳生產競爭力、低碳科技競爭力、低碳生活競爭力、政府作用競爭力所組成的低碳競爭力，在概念體系與量化結果中具備明顯意義，可以為低碳競爭力的評價提供較為可靠的指標體系。4因素對于低碳競爭力的貢獻率依次為低碳科技競爭力、低碳生產競爭力、低碳生活競爭力、政府作用競爭力。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科技的發展是低碳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低碳能源的開發與利用、能源利用率的提升、高新產業的發展都需要科技的大力介入。沒有充分的科技投入與科技人才基礎，發展低碳經濟，提升綜合競爭力的目標就很難實現。（本文作者：盧愿清、史軍 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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